除了懶，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是軟。皇帝既然寬仁為尚，不願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於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幹隆聖訓》）更有甚者，連搶盜重案也“多所遷就，致凶頑不知懲創”。（《幹隆上諭檔》）夾在各方當事人之中的地方官，隻想和稀泥。他們“既畏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既不肯速為審斷，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實錄》）
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麽操作秘訣就是控製與壓迫。皇帝控製著官僚體係，官僚體係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係的廢弛，幹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幹隆晚年，人口壓力越來越重，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而官僚體係百務廢弛，國家陷入半癱瘓狀態，恰恰給矛盾危機提供了迅速發育的機會，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遊民的大量出現和形成組織。
從幹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壓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現了名為“嘓嚕”的遊民組織。他們多是無籍遊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幹隆描述這些遊民團夥的形成說：“乃有一種強壯遊惰之人，不務生業，三五成群，數十為黨，呼朋引類，有師有徒，有首有從，各占地方，聚居古廟荒亭，沿村逐鄉勒索錢米，遇有婚喪之家，勁討酒食，不滿其欲，輒肆咆哮，動以放火劫竊，出言恐嚇。鄉民畏之如虎。甚至恃眾搶奪姦淫，謀故殺人，無惡不作，種種貽害，不可枚舉。”（幹隆朝中硃批奏摺）幹隆四十六年（1781年）後，因為地方官員“一味因循畏葸，於地方全無振作”，“嘓嚕”的活動進入高潮。據《剿捕檔》記載：“川省嘓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餘人，常川騷擾，並有棚頭名號，戴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淫凶，如入無人之境。通省官吏罔聞，兵民不問，甚至州縣吏役，身充嘓嚕，如大竹縣役之號稱一隻虎等語。”
湖北武昌，則在幹隆晚年出現了盤踞山區、專門靠搶劫為生的家族，“屢經懲創，怙惡不悛”。（《幹隆上諭檔》）
山西的社會治安也相當不穩，“民情尚氣好鬥，嗜酒佩刀，因事相爭，動輒揮刃，積習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盜越來越猖獗。幹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盜在距廈門十餘裏的地方，“縱橫無忌，行劫兵船”。幹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登島國縱火搶劫。幹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總結南方海盜形成原因時說：“閩省近年以來，吏治廢弛已極……各海口地方，盜匪仍復肆行出沒，甚至五虎門近在省會，而盜船即在彼停泊疊劫，毫無忌憚，以致商販聞風裹足，皆由該省督撫等平日漫無整理所致。”
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前奏已經緩緩奏響。
三 帝王私慾
幹隆四十一年（1776年）年初，六十六歲的皇帝第四次東巡山東。對於“孔孟之鄉”，皇帝似乎有著特殊的興趣，一生十一次光臨。其中六次是南巡經過，五次是專門來訪。
與前幾次東巡明顯不同，這一次，沿途前來接駕的王公大臣特別多：以前隻是河北、山東的地方大員全數到來，而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幾處鹽政織造，甚至遠在湖廣、四川、廣東的封疆大吏也麇集於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儀仗塞路，鬧得小小的山東翻天覆地。
並不是皇帝在途中要開什麽“擴大會議”，也不是山東省政府舉行什麽重大活動邀請大家參加。大員們爭先恐後來到山東，隻是為了滿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個喜好：收受貢品。皇帝的此次山東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們的賽寶大會。每位大員的車隊都是珠光隱隱，寶氣四射。這些大臣老早就瞄準這個機會，上窮碧落下黃泉，開始搜羅皇帝喜歡的“玩意兒”。讓我們抄錄一點歷史資料，看看皇帝這次短途旅行過程中，都收了些什麽樣的禮物：
二月十六日，在黃新莊駐蹕時，蒙古阿爾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進了“金六十錠”，淨重五百九十二兩。親王說，這是預備皇帝一路上賞賜他人之用。
六天後，還是在黃新莊，河南巡撫徐績給皇帝進了數車衣料：
貢緞袍五十端、貢緞套五十端、寧袍五十端、寧褂五十端、杭綾一百端、汴綾一百端、貂皮一百張、烏雲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
貢緞、寧價值幾何，今天的讀者可能不太清楚。不過“烏雲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的分量應該可以想像。“烏雲豹”者，《清稗類鈔》雲“狐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者”，指生於沙漠地帶的野生沙狐頜下的那一小塊皮。銀鼠即白貂，毛色銀白而富於光澤，歷來價值極其昂貴。
五天後，皇帝行至寶家營，湖北巡撫陳輝祖等候在此，進了一批小玩意兒：“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龍帽簷五十付、象牙火鐮包三十六個。”
總之，由北京到山東，一路之上，幾乎每個驛站都有大量的貢品在等著皇上。內務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員，源源不斷地將這些貢品裝車運回大內。檔案裏的貢品單實在太多太長，無法全抄，以下擇有特點的再抄幾個：
三月初八，在德州，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恭進“曹扇一百柄、鼻煙壺一百個”。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關監督全德恭進“三十喜鼻煙壺二十個、套藍表式鼻煙壺二十個、玉堂春富貴鼻煙壺二十個、錦地洋花鼻煙壺二十個、套藍福壽帶鉤二十個、礬紅描金福祿壽帶鉤二十個、掐絲琺瑯帶鉤二十個、鬆綠拱花帶鉤二十個、掐絲琺瑯扳指二十個、口甚達爾漢扳指二十個、洋彩竹黃扳指二十個、花斑石扳指二十個”。
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廣東總督李侍堯恭進“象牙朝珠五十盤、蜜蠟齋戒牌五十麵、子兒皮釘花扳指套五十個、象牙扳指五十個”。
四月初九，在德州，廣東巡撫熊學鵬恭進“黃羽紗馬褂三十件、大紅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鄉繭三十件”……
皇帝這一趟出行，可謂是滿載而歸。想必回京路上，禦輦之內，細細把玩品鑑這些鼻煙壺、帶鉤、扳指、曹扇之時，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進貢”是專製時代的一項定製。《尚書·禹貢》孔安國序雲：“任土作貢。”也就是說，各地官員以及各藩屬國以土特產貢獻給天子，既滿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國之用”，又溝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樂此不疲。
從一定程度上說，清代皇帝的生活質量與貢品直接相關。
和我們的想像不同，皇帝雖然富有四海，卻並不能任意支配國庫來滿足個人消費。原來，清代皇帝的私人財政和國庫是截然分開的。國庫由戶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財政由內務府掌管。皇帝的個人財富主要來源於以下幾部分：一個是內務府管理的皇家莊園的收入；二是內務府通過經商、放貸等方式，為皇帝創一點收；另外，則就靠各地給皇帝的進貢和“報效”了。
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麽操作秘訣就是控製與壓迫。皇帝控製著官僚體係，官僚體係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係的廢弛，幹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幹隆晚年，人口壓力越來越重，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而官僚體係百務廢弛，國家陷入半癱瘓狀態，恰恰給矛盾危機提供了迅速發育的機會，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遊民的大量出現和形成組織。
從幹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壓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現了名為“嘓嚕”的遊民組織。他們多是無籍遊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幹隆描述這些遊民團夥的形成說：“乃有一種強壯遊惰之人，不務生業，三五成群，數十為黨，呼朋引類，有師有徒，有首有從，各占地方，聚居古廟荒亭，沿村逐鄉勒索錢米，遇有婚喪之家，勁討酒食，不滿其欲，輒肆咆哮，動以放火劫竊，出言恐嚇。鄉民畏之如虎。甚至恃眾搶奪姦淫，謀故殺人，無惡不作，種種貽害，不可枚舉。”（幹隆朝中硃批奏摺）幹隆四十六年（1781年）後，因為地方官員“一味因循畏葸，於地方全無振作”，“嘓嚕”的活動進入高潮。據《剿捕檔》記載：“川省嘓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餘人，常川騷擾，並有棚頭名號，戴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淫凶，如入無人之境。通省官吏罔聞，兵民不問，甚至州縣吏役，身充嘓嚕，如大竹縣役之號稱一隻虎等語。”
湖北武昌，則在幹隆晚年出現了盤踞山區、專門靠搶劫為生的家族，“屢經懲創，怙惡不悛”。（《幹隆上諭檔》）
山西的社會治安也相當不穩，“民情尚氣好鬥，嗜酒佩刀，因事相爭，動輒揮刃，積習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盜越來越猖獗。幹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盜在距廈門十餘裏的地方，“縱橫無忌，行劫兵船”。幹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登島國縱火搶劫。幹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總結南方海盜形成原因時說：“閩省近年以來，吏治廢弛已極……各海口地方，盜匪仍復肆行出沒，甚至五虎門近在省會，而盜船即在彼停泊疊劫，毫無忌憚，以致商販聞風裹足，皆由該省督撫等平日漫無整理所致。”
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前奏已經緩緩奏響。
三 帝王私慾
幹隆四十一年（1776年）年初，六十六歲的皇帝第四次東巡山東。對於“孔孟之鄉”，皇帝似乎有著特殊的興趣，一生十一次光臨。其中六次是南巡經過，五次是專門來訪。
與前幾次東巡明顯不同，這一次，沿途前來接駕的王公大臣特別多：以前隻是河北、山東的地方大員全數到來，而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幾處鹽政織造，甚至遠在湖廣、四川、廣東的封疆大吏也麇集於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儀仗塞路，鬧得小小的山東翻天覆地。
並不是皇帝在途中要開什麽“擴大會議”，也不是山東省政府舉行什麽重大活動邀請大家參加。大員們爭先恐後來到山東，隻是為了滿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個喜好：收受貢品。皇帝的此次山東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們的賽寶大會。每位大員的車隊都是珠光隱隱，寶氣四射。這些大臣老早就瞄準這個機會，上窮碧落下黃泉，開始搜羅皇帝喜歡的“玩意兒”。讓我們抄錄一點歷史資料，看看皇帝這次短途旅行過程中，都收了些什麽樣的禮物：
二月十六日，在黃新莊駐蹕時，蒙古阿爾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進了“金六十錠”，淨重五百九十二兩。親王說，這是預備皇帝一路上賞賜他人之用。
六天後，還是在黃新莊，河南巡撫徐績給皇帝進了數車衣料：
貢緞袍五十端、貢緞套五十端、寧袍五十端、寧褂五十端、杭綾一百端、汴綾一百端、貂皮一百張、烏雲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
貢緞、寧價值幾何，今天的讀者可能不太清楚。不過“烏雲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的分量應該可以想像。“烏雲豹”者，《清稗類鈔》雲“狐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者”，指生於沙漠地帶的野生沙狐頜下的那一小塊皮。銀鼠即白貂，毛色銀白而富於光澤，歷來價值極其昂貴。
五天後，皇帝行至寶家營，湖北巡撫陳輝祖等候在此，進了一批小玩意兒：“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龍帽簷五十付、象牙火鐮包三十六個。”
總之，由北京到山東，一路之上，幾乎每個驛站都有大量的貢品在等著皇上。內務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員，源源不斷地將這些貢品裝車運回大內。檔案裏的貢品單實在太多太長，無法全抄，以下擇有特點的再抄幾個：
三月初八，在德州，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恭進“曹扇一百柄、鼻煙壺一百個”。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關監督全德恭進“三十喜鼻煙壺二十個、套藍表式鼻煙壺二十個、玉堂春富貴鼻煙壺二十個、錦地洋花鼻煙壺二十個、套藍福壽帶鉤二十個、礬紅描金福祿壽帶鉤二十個、掐絲琺瑯帶鉤二十個、鬆綠拱花帶鉤二十個、掐絲琺瑯扳指二十個、口甚達爾漢扳指二十個、洋彩竹黃扳指二十個、花斑石扳指二十個”。
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廣東總督李侍堯恭進“象牙朝珠五十盤、蜜蠟齋戒牌五十麵、子兒皮釘花扳指套五十個、象牙扳指五十個”。
四月初九，在德州，廣東巡撫熊學鵬恭進“黃羽紗馬褂三十件、大紅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鄉繭三十件”……
皇帝這一趟出行，可謂是滿載而歸。想必回京路上，禦輦之內，細細把玩品鑑這些鼻煙壺、帶鉤、扳指、曹扇之時，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進貢”是專製時代的一項定製。《尚書·禹貢》孔安國序雲：“任土作貢。”也就是說，各地官員以及各藩屬國以土特產貢獻給天子，既滿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國之用”，又溝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樂此不疲。
從一定程度上說，清代皇帝的生活質量與貢品直接相關。
和我們的想像不同，皇帝雖然富有四海，卻並不能任意支配國庫來滿足個人消費。原來，清代皇帝的私人財政和國庫是截然分開的。國庫由戶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財政由內務府掌管。皇帝的個人財富主要來源於以下幾部分：一個是內務府管理的皇家莊園的收入；二是內務府通過經商、放貸等方式，為皇帝創一點收；另外，則就靠各地給皇帝的進貢和“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