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受的挫折越來越多，幹隆皇帝越來越理解了父親的選擇。他發現，並不是父親不願意寬大，而實在是官僚集團不容他寬大。他過高地估計了官僚集團的品格。經過元代蒙古人的高壓，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開國過程中的屠殺，中國官僚集團的素質和心態已經大大不同於唐宋時代的士人，他們整體上放棄了人格尊嚴，放棄了社會理想，蛻變成了唯利是圖的“奴才”。幹隆發現，一旦他把這些飽讀詩書的“大人先生”們準確定位為奴才，在他們麵前懸起官爵和財富，同時收緊繩索，舉起皮鞭，以“法”“術”“勢”來統馭他們，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幹隆十三年的政治風暴，確實並非偶然，幹隆已經給出過多次警示。早在即位不久，他就說過：“若視朕之寬而一任屬員欺矇，百弊從生，激朕將來不得不嚴之勢，恐非汝等大員及天下臣民之福。”幹隆四年（1739年）他又說過：“姑容於此日者，朕必綜核於將來。”
幹隆早就醞釀著對官僚機器來一次大震動，讓他們從渾渾噩噩中清醒過來，認清他並非一個懦弱可欺的庸主。今天，這個日子終於來了，來得如此出人意料。一向寬和仁義的皇帝突然玩了一個大變臉，變成了一頭瘋狂暴怒的獅子。一時之間，大清帝國內重新颳起了恐怖之風。
皇後之喪中那幾個掉腦袋的官員並不是幹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幹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陝總督慶復等人奏報，四川金川間瞻對地方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搶劫官兵銀物，“實非用兵不可”。幹隆於是派兵征剿。
聖旨一下，兩萬大軍齊集川北。幹隆要求將領們“殲滅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徹底打掉這個為患多年的匪區。
不料戰爭的進展遠遠超出幹隆的意料。清軍嚴重缺乏高海拔地區作戰的經驗，表現也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一直到幹隆十三年，用兵20多萬，耗銀2000萬兩，還是屢屢失利。在倒黴的幹隆十三年，連剃個頭都成了死罪，更何況兵敗失地！金川戰爭前後三任統兵大臣慶復、張廣泗、訥親都在劫難逃。按理說，這三個大臣以前都是深得幹隆皇帝信任的有功之臣，特別是訥親，他是康熙皇後的親侄子，幹隆皇帝親手提拔的首席軍機大臣，幹隆曾說他“為第一受恩之人”。然而，在這不祥的幹隆十三年，幹隆把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麽“功臣”“皇親”“朋友”，隻有一個個“辜恩枉法”、辦事不力的“奴才”。張廣泗被處斬。訥親被賜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軍中自己抹了脖子。慶復則被賜了條白練，懸樑自盡。
從幹隆十三年起，幹隆由儒入法，拋開了寬大仁慈的麵具，拋棄了“以禮治天下”的夢想，拿起了父親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幹隆十三年前，皇帝對於全國的死刑犯一直網開一麵，能不處死的，盡量不處死。幹隆十四年秋審朝審，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麵，大批勾決，均即處死。以前多次批準緩刑的老犯也不免歸於一死。幹隆十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幹隆和皇太後四十、六十大壽，按常規，這兩年死緩犯一律不處決。然而幹隆宣布，貪汙挪用的官員不在不處決之列，寧可破壞大慶的氣氛，他也要置貪官於死地。
對於貪汙官員，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過的老武器，命令他們自填虧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還要苛刻。幹隆十二年（1747年），他規定，凡是因為貪汙挪用導致公款虧空而被判死緩的，都要用自家資產賠補虧空。沒能賠補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額超過1000兩，貪汙者超過80兩，就要執行死刑。這一道命令，要了許多貪官的命。
對待民眾反抗事件，他的處理也分外嚴厲。幹隆十三年，福建發生老官齋教案，幹隆說：“此案務須……痛絕根株，以絕後患。不但首惡，不可漏網，但奸匪餘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遺蝗蝻種，深為地方之害……其餘逆黨，即多戮數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懼。”幹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發生民眾騷亂，他指示說，“所獲的要犯杖斃數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題”，使自己的統治加入了明顯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頓軍紀。鑑於金川戰爭的不利，幹隆特別宣布，凡關係軍務的犯人，更要從重處理，“不少假借”。凡武職官員，臨陣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級。金川戰爭進展不利，使幹隆充分認識到清朝武裝力量的廢弛，因而力圖整頓。他特別在香山建立了健銳營，訓練強兵勁卒，自己經常前去檢閱訓練。（《清高宗實錄》）
從這一年開始，幹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幹隆朝的君臣關係，從此變成了刁鑽刻薄的主子與屏息而侍的奴才間的關係，或者說嚴厲的班主任與小學生的關係。下麵的小學生稍有小動作，額頭上就會遭到老師的粉筆頭。誅殺和折磨大臣，越來越成為幹隆發泄自己不良情緒的主要渠道。他動不動斥責官員們“婦寺之仁”，強調“水弱易玩”，無論是在語言風格，還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對雍正當年的重複。在實踐中，他的嚴猛程度則超過了雍正。“他之所以後來名聲遠較雍正為好，一是因為初期刻意樹立的寬仁形象不會立刻被人們忘掉，另一個，是在君臣關係上，他並沒有像雍正那樣大搞陰謀欺騙，大搞神道設教，使臣民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康雍幹三帝統治思想研究》）
進入中年之後，皇帝對大臣們的觀察越來越細，批評和警告越來越多，越來越不留情麵。幹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為偽稿案辦理不順，指責外省大臣說：“外省辦事習氣，多涉虛偽”，“朕於各督撫所辦事件，雖欲深信，而不可得矣。”幹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學士陳世倌在山東置買了一批田地。陳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謂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兒女親家，在山東買地，是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勢力永遠不衰。不料此事被幹隆皇帝偵知，皇帝十分惱火，不顧陳氏為愛新覺羅家族辦了一輩子的事，對他大加折辱，說：“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東置私產，想分孔氏餘潤，這豈是國之大臣所為？”陳世倌立刻被革職，幹隆還特別囑咐：“今既革職，傳諭山東巡撫，不許他到山東居住。”語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與其父一般無二。
幹隆十七年，他在批評官場中調和模稜風氣時，評價了所有的現任總督，並且指出，現在他對全國主要官員的脾氣性格都已經有所了解，不會再受他們欺騙了。他說：“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麵見好之秘匙。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謂有旋幹轉坤之力，使屬員心感。尹繼善（兩江總督）慣用此術，方觀承（直隸總督）及巡撫中一二能事者，趨而效之。惟策楞（四川總督）、喀爾吉善（閩浙總督）、黃廷桂尚存本色。阿裏袞（兩廣總督）亦不至此，碩色（雲貴總督）更復不能……諸臣心術才具，日熟復於朕胸中，任術取巧者，皆洞見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幹隆十三年的政治風暴，確實並非偶然，幹隆已經給出過多次警示。早在即位不久，他就說過：“若視朕之寬而一任屬員欺矇，百弊從生，激朕將來不得不嚴之勢，恐非汝等大員及天下臣民之福。”幹隆四年（1739年）他又說過：“姑容於此日者，朕必綜核於將來。”
幹隆早就醞釀著對官僚機器來一次大震動，讓他們從渾渾噩噩中清醒過來，認清他並非一個懦弱可欺的庸主。今天，這個日子終於來了，來得如此出人意料。一向寬和仁義的皇帝突然玩了一個大變臉，變成了一頭瘋狂暴怒的獅子。一時之間，大清帝國內重新颳起了恐怖之風。
皇後之喪中那幾個掉腦袋的官員並不是幹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幹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陝總督慶復等人奏報，四川金川間瞻對地方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搶劫官兵銀物，“實非用兵不可”。幹隆於是派兵征剿。
聖旨一下，兩萬大軍齊集川北。幹隆要求將領們“殲滅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徹底打掉這個為患多年的匪區。
不料戰爭的進展遠遠超出幹隆的意料。清軍嚴重缺乏高海拔地區作戰的經驗，表現也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一直到幹隆十三年，用兵20多萬，耗銀2000萬兩，還是屢屢失利。在倒黴的幹隆十三年，連剃個頭都成了死罪，更何況兵敗失地！金川戰爭前後三任統兵大臣慶復、張廣泗、訥親都在劫難逃。按理說，這三個大臣以前都是深得幹隆皇帝信任的有功之臣，特別是訥親，他是康熙皇後的親侄子，幹隆皇帝親手提拔的首席軍機大臣，幹隆曾說他“為第一受恩之人”。然而，在這不祥的幹隆十三年，幹隆把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麽“功臣”“皇親”“朋友”，隻有一個個“辜恩枉法”、辦事不力的“奴才”。張廣泗被處斬。訥親被賜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軍中自己抹了脖子。慶復則被賜了條白練，懸樑自盡。
從幹隆十三年起，幹隆由儒入法，拋開了寬大仁慈的麵具，拋棄了“以禮治天下”的夢想，拿起了父親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幹隆十三年前，皇帝對於全國的死刑犯一直網開一麵，能不處死的，盡量不處死。幹隆十四年秋審朝審，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麵，大批勾決，均即處死。以前多次批準緩刑的老犯也不免歸於一死。幹隆十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幹隆和皇太後四十、六十大壽，按常規，這兩年死緩犯一律不處決。然而幹隆宣布，貪汙挪用的官員不在不處決之列，寧可破壞大慶的氣氛，他也要置貪官於死地。
對於貪汙官員，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過的老武器，命令他們自填虧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還要苛刻。幹隆十二年（1747年），他規定，凡是因為貪汙挪用導致公款虧空而被判死緩的，都要用自家資產賠補虧空。沒能賠補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額超過1000兩，貪汙者超過80兩，就要執行死刑。這一道命令，要了許多貪官的命。
對待民眾反抗事件，他的處理也分外嚴厲。幹隆十三年，福建發生老官齋教案，幹隆說：“此案務須……痛絕根株，以絕後患。不但首惡，不可漏網，但奸匪餘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遺蝗蝻種，深為地方之害……其餘逆黨，即多戮數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懼。”幹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發生民眾騷亂，他指示說，“所獲的要犯杖斃數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題”，使自己的統治加入了明顯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頓軍紀。鑑於金川戰爭的不利，幹隆特別宣布，凡關係軍務的犯人，更要從重處理，“不少假借”。凡武職官員，臨陣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級。金川戰爭進展不利，使幹隆充分認識到清朝武裝力量的廢弛，因而力圖整頓。他特別在香山建立了健銳營，訓練強兵勁卒，自己經常前去檢閱訓練。（《清高宗實錄》）
從這一年開始，幹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幹隆朝的君臣關係，從此變成了刁鑽刻薄的主子與屏息而侍的奴才間的關係，或者說嚴厲的班主任與小學生的關係。下麵的小學生稍有小動作，額頭上就會遭到老師的粉筆頭。誅殺和折磨大臣，越來越成為幹隆發泄自己不良情緒的主要渠道。他動不動斥責官員們“婦寺之仁”，強調“水弱易玩”，無論是在語言風格，還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對雍正當年的重複。在實踐中，他的嚴猛程度則超過了雍正。“他之所以後來名聲遠較雍正為好，一是因為初期刻意樹立的寬仁形象不會立刻被人們忘掉，另一個，是在君臣關係上，他並沒有像雍正那樣大搞陰謀欺騙，大搞神道設教，使臣民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康雍幹三帝統治思想研究》）
進入中年之後，皇帝對大臣們的觀察越來越細，批評和警告越來越多，越來越不留情麵。幹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為偽稿案辦理不順，指責外省大臣說：“外省辦事習氣，多涉虛偽”，“朕於各督撫所辦事件，雖欲深信，而不可得矣。”幹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學士陳世倌在山東置買了一批田地。陳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謂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兒女親家，在山東買地，是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勢力永遠不衰。不料此事被幹隆皇帝偵知，皇帝十分惱火，不顧陳氏為愛新覺羅家族辦了一輩子的事，對他大加折辱，說：“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東置私產，想分孔氏餘潤，這豈是國之大臣所為？”陳世倌立刻被革職，幹隆還特別囑咐：“今既革職，傳諭山東巡撫，不許他到山東居住。”語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與其父一般無二。
幹隆十七年，他在批評官場中調和模稜風氣時，評價了所有的現任總督，並且指出，現在他對全國主要官員的脾氣性格都已經有所了解，不會再受他們欺騙了。他說：“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麵見好之秘匙。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謂有旋幹轉坤之力，使屬員心感。尹繼善（兩江總督）慣用此術，方觀承（直隸總督）及巡撫中一二能事者，趨而效之。惟策楞（四川總督）、喀爾吉善（閩浙總督）、黃廷桂尚存本色。阿裏袞（兩廣總督）亦不至此，碩色（雲貴總督）更復不能……諸臣心術才具，日熟復於朕胸中，任術取巧者，皆洞見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