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自己的孩子他也看不順眼。當他發現皇長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後的喪禮上表現得不夠悲痛時，立刻大發雷霆指責說：“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無措，於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皇三子“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為此他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並請王大臣共鑒，他絕不食言。
永璜與永璋因為這次事件，失去了競爭皇位的機會。
對兩個小孩子如此狗血噴頭地痛罵，顯示出皇帝正處於某種心理失常的狀態。他希望所有人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明白天都塌下來了，為什麽還有那麽多人平靜無事？
皇後之喪風波中受處分的官員，從大學士、總督、尚書、巡撫到基層官員，不下百名。官場莫名其妙颳起了一場破壞力巨大的風暴。所有的官員都對皇帝刮目相看：原來在他們心目中一個溫和儒雅、寬厚仁慈、自製力極強的君主，竟然還有這樣喜怒無常、任性縱情、殘酷冷漠的一麵，看來他們對皇帝實在是太不了解了。看來這個人畢竟是雍正皇帝的兒子，雍正的酷烈無情，他一絲不少地繼承下來了。
後人回顧歷史，發現幹隆十三年是幹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轉折點。“幹隆十三、十四年間，為高宗生平的第一變，由寅畏小心，一切務從寬大而一變為生殺予奪，逞情而為。”（高陽《清朝的皇帝》）
從表麵上看，這是一個鰥夫因為喪偶而導致的心理失常事件。心理學家說，處於喪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現人際關係不協調，常無故指責別人。他們希望所有人都能體會理解他的痛苦，總覺得別人對他的關心同情不夠。當人們不能理解或感到厭煩時，他們的情緒就會出現強烈的波動。皇帝在極度悲痛中，無法控製自己，不加節製地釋放自己內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麵。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場風暴實際上也是皇帝對官僚集團壓抑多年的不滿的一次總爆發。
即位之初，幹隆的政治生涯順風順水，寬大之政贏得了“萬民歡悅，頌聲如雷”。
但是，寬大必然有寬大的弊端。官僚集團具有深刻的奴性。作為一個整體，這個集團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臉”“給臉不要臉”。你對他們越寬縱禮貌，他們對你就越不客氣。從風霜嚴肅的雍正時期跨入寬大溫和的幹隆時代，一開始他們確實如沐春風，感激涕零，可是一轉臉，他們就開始故態復萌。幹隆皇帝希望他們以勤奮的工作來輔佐自己的“寬大之政”，可是他們卻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許多地方，所謂勤奮的官員“不過是按時上班，循規蹈矩地處理文件後，早早下班，回家閉門不見一客”。（《幹隆朝起居注》）至於懶惰的官員所作所為更不像話。幹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偵破的重大盜案多達116起，已經破獲的，也多是拖延著沒有判決。幹隆生氣地說：“可見從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處理，以致積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廢弛，盜風何時能息？”（《清高宗實錄》）
更為嚴重的是，雍正年間基本剎住了的貪汙之風又開始抬頭了。幹隆六年（1741年）前後，先後發生了布政使薩哈諒貪汙稅款、提督鄂善貪贓受賄、學政喀爾欽賄賣生童等貪汙案件，讓幹隆十分震驚。
幹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撫喀爾吉善舉報自己屬下的官員貪汙不法。舉報信說，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取錢糧稅款時，提高稅率，平時則擅作威福，縱容家人，宣淫部民”。並且舉報學政“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並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
幹隆帝看過這份舉報信後，十分氣憤。他說：“朕自登基以來，信任各位大臣，體恤官員們的辛苦，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情可謂優渥了。朕以為天下臣工，自然會感激奮勉，實心盡職，斷不致有貪汙腐敗以犯國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如此穢跡昭彰，贓私累累，實在是朕夢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誠待天下，而這些人敢於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員腐敗案不斷發生，又牽連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額財政赤字的問題，其中不少是因官員貪汙挪用所致。幹隆總結說：“我看近年來虧空案漸多……其原因是他們的主管官員見我辦理諸事往往從寬，遂以縱弛為得體。”
在“寬大原則”下，社會治安也出現惡化現象。雍正實行嚴刑峻法，對私鹽查得很嚴，那些偷運私鹽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幹隆上任之初，大發慈悲，允許老百姓少量販運食鹽。他頒布命令說：“貧窮的老少男婦，背鹽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許追究。”（《清高宗實錄》）不料命令頒布不久，天津就出現了大批農民，“以奉旨為名”，大規模販運食鹽，每人所負不超過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勢眾，數十百人糾集到一起，一次販運上萬斤，嚴重影響了鹽業專賣。幹隆慨嘆說：“我自登基以來，時時以父皇愛民之心為心……即如私鹽一事，我本想稍寬其禁，以周濟那些特別貧窮的百姓。然而那麽多奸民卻乘機鑽空子，公然違背食鹽專賣，無所畏懼。看來則奸頑之民，不容我行寬大之政也！”
各種因素推動著幹隆逐漸對自己的“寬大之政”展開反思。幹隆五年，他寫了這樣一首詩：
念予誌學時，所慕君子儒。
詩亦尊李杜，文亦宗韓蘇。
要歸踐履實，聖言非我誣。
即今持治柄，豈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艱，慮為空言徒。
裁詩銘座右，庶幾日警吾。（《禦製詩初集》）
就是說，當初他上學時，學習的是中規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聖人的思想，並要付諸實踐。做了皇帝，本來也想學堯舜，可是實行一段時間之後，才知道世事的艱難，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當一部分不過是“空言”。
在政治高端摸爬滾打了幾年，他終於掌握了專製權力運作的真諦：在專製政治中，皇帝一個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託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寄希望於官員們的責任心和榮譽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他回顧康、雍、幹三代的統治，總結說：“由此觀之，數十年來，國家全依靠我們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權柄，才使國家政治一直在軌道上運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總攬國政，那麽國家必然陷入混亂之中。”
即位十餘年來，幹隆皇帝給官僚集團的整體打分越來越低。他認定，從整體上看，官員們行為的基本出發點都是自私的。他曾說：“諸臣之趨承惟謹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們遇事毫無定見，隻知做表麵文章，迎合討好皇帝。幹隆皇帝之政治原則是寬嚴相濟，然而到了官員那裏，則變成了要麽寬要麽嚴，毫無原則，“朕於事之應寬者，寬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寬。朕於事之應嚴者，嚴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嚴”，並不問寬嚴之由，“一人未改麵貌，兩事迥異後先，人心不古，何至於茲！”
永璜與永璋因為這次事件，失去了競爭皇位的機會。
對兩個小孩子如此狗血噴頭地痛罵，顯示出皇帝正處於某種心理失常的狀態。他希望所有人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明白天都塌下來了，為什麽還有那麽多人平靜無事？
皇後之喪風波中受處分的官員，從大學士、總督、尚書、巡撫到基層官員，不下百名。官場莫名其妙颳起了一場破壞力巨大的風暴。所有的官員都對皇帝刮目相看：原來在他們心目中一個溫和儒雅、寬厚仁慈、自製力極強的君主，竟然還有這樣喜怒無常、任性縱情、殘酷冷漠的一麵，看來他們對皇帝實在是太不了解了。看來這個人畢竟是雍正皇帝的兒子，雍正的酷烈無情，他一絲不少地繼承下來了。
後人回顧歷史，發現幹隆十三年是幹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轉折點。“幹隆十三、十四年間，為高宗生平的第一變，由寅畏小心，一切務從寬大而一變為生殺予奪，逞情而為。”（高陽《清朝的皇帝》）
從表麵上看，這是一個鰥夫因為喪偶而導致的心理失常事件。心理學家說，處於喪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現人際關係不協調，常無故指責別人。他們希望所有人都能體會理解他的痛苦，總覺得別人對他的關心同情不夠。當人們不能理解或感到厭煩時，他們的情緒就會出現強烈的波動。皇帝在極度悲痛中，無法控製自己，不加節製地釋放自己內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麵。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場風暴實際上也是皇帝對官僚集團壓抑多年的不滿的一次總爆發。
即位之初，幹隆的政治生涯順風順水，寬大之政贏得了“萬民歡悅，頌聲如雷”。
但是，寬大必然有寬大的弊端。官僚集團具有深刻的奴性。作為一個整體，這個集團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臉”“給臉不要臉”。你對他們越寬縱禮貌，他們對你就越不客氣。從風霜嚴肅的雍正時期跨入寬大溫和的幹隆時代，一開始他們確實如沐春風，感激涕零，可是一轉臉，他們就開始故態復萌。幹隆皇帝希望他們以勤奮的工作來輔佐自己的“寬大之政”，可是他們卻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許多地方，所謂勤奮的官員“不過是按時上班，循規蹈矩地處理文件後，早早下班，回家閉門不見一客”。（《幹隆朝起居注》）至於懶惰的官員所作所為更不像話。幹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偵破的重大盜案多達116起，已經破獲的，也多是拖延著沒有判決。幹隆生氣地說：“可見從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處理，以致積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廢弛，盜風何時能息？”（《清高宗實錄》）
更為嚴重的是，雍正年間基本剎住了的貪汙之風又開始抬頭了。幹隆六年（1741年）前後，先後發生了布政使薩哈諒貪汙稅款、提督鄂善貪贓受賄、學政喀爾欽賄賣生童等貪汙案件，讓幹隆十分震驚。
幹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撫喀爾吉善舉報自己屬下的官員貪汙不法。舉報信說，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取錢糧稅款時，提高稅率，平時則擅作威福，縱容家人，宣淫部民”。並且舉報學政“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並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
幹隆帝看過這份舉報信後，十分氣憤。他說：“朕自登基以來，信任各位大臣，體恤官員們的辛苦，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情可謂優渥了。朕以為天下臣工，自然會感激奮勉，實心盡職，斷不致有貪汙腐敗以犯國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如此穢跡昭彰，贓私累累，實在是朕夢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誠待天下，而這些人敢於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員腐敗案不斷發生，又牽連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額財政赤字的問題，其中不少是因官員貪汙挪用所致。幹隆總結說：“我看近年來虧空案漸多……其原因是他們的主管官員見我辦理諸事往往從寬，遂以縱弛為得體。”
在“寬大原則”下，社會治安也出現惡化現象。雍正實行嚴刑峻法，對私鹽查得很嚴，那些偷運私鹽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幹隆上任之初，大發慈悲，允許老百姓少量販運食鹽。他頒布命令說：“貧窮的老少男婦，背鹽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許追究。”（《清高宗實錄》）不料命令頒布不久，天津就出現了大批農民，“以奉旨為名”，大規模販運食鹽，每人所負不超過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勢眾，數十百人糾集到一起，一次販運上萬斤，嚴重影響了鹽業專賣。幹隆慨嘆說：“我自登基以來，時時以父皇愛民之心為心……即如私鹽一事，我本想稍寬其禁，以周濟那些特別貧窮的百姓。然而那麽多奸民卻乘機鑽空子，公然違背食鹽專賣，無所畏懼。看來則奸頑之民，不容我行寬大之政也！”
各種因素推動著幹隆逐漸對自己的“寬大之政”展開反思。幹隆五年，他寫了這樣一首詩：
念予誌學時，所慕君子儒。
詩亦尊李杜，文亦宗韓蘇。
要歸踐履實，聖言非我誣。
即今持治柄，豈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艱，慮為空言徒。
裁詩銘座右，庶幾日警吾。（《禦製詩初集》）
就是說，當初他上學時，學習的是中規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聖人的思想，並要付諸實踐。做了皇帝，本來也想學堯舜，可是實行一段時間之後，才知道世事的艱難，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當一部分不過是“空言”。
在政治高端摸爬滾打了幾年，他終於掌握了專製權力運作的真諦：在專製政治中，皇帝一個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託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寄希望於官員們的責任心和榮譽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他回顧康、雍、幹三代的統治，總結說：“由此觀之，數十年來，國家全依靠我們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權柄，才使國家政治一直在軌道上運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總攬國政，那麽國家必然陷入混亂之中。”
即位十餘年來，幹隆皇帝給官僚集團的整體打分越來越低。他認定，從整體上看，官員們行為的基本出發點都是自私的。他曾說：“諸臣之趨承惟謹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們遇事毫無定見，隻知做表麵文章，迎合討好皇帝。幹隆皇帝之政治原則是寬嚴相濟，然而到了官員那裏，則變成了要麽寬要麽嚴，毫無原則，“朕於事之應寬者，寬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寬。朕於事之應嚴者，嚴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嚴”，並不問寬嚴之由，“一人未改麵貌，兩事迥異後先，人心不古，何至於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