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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與性情（短篇集） 作者：周國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84年，全國開始正式招博士生，我在職做了汝信的學生，確定以尼采哲學為研究主題。事後聽一位知情者說，汝信也正對尼采感興趣並已開始進行研究，然而，為了不影響我的獨立探索，便悄悄轉移了研究方向。他自己從未對我提及此事，惟其如此，我心中就更加感動。常見的情形正相反，導師往往支使學生替自己做事，然後把成果占為己有。考上博士生時，我已經在醞釀寫一本關於尼采的書，那是方鳴提議我寫的。方鳴當時是人民出版社的編輯，策劃編一套叢書，想讓我來打頭炮。1985年的年初，我把自己關在那間充當宿舍的地下室裏，用了兩個月時間——日記記載：1月28日動筆，3月25日完成——寫出了這本十八萬字的小冊子，題為《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
我和方鳴可謂一見如故。他比我小一輪，那時二十多歲，在出版社第一次遇見，我就從他眼中讀出了百分之百的友情。我們都寫詩，他寫的散文詩有泰戈爾之風，可惜後來不寫了。他來看我，發現我成年累月一個人住在地下室裏，對我忍受孤獨的能力感到震驚。我說，你沒有看見我用拳頭捶牆又哭又喊的樣子呢。他對人感嘆說：“周國平是最有人性的人，既文雅又瘋狂，一點兒不像他的歲數。如果沒有他，這個世界就會太沒有人味了。”我有一篇文章題為《人性、愛情和天才》，他指著這個題目說：“這完全是周國平自己的問題啊!”他還說過一句“髒話”，成為朋友間流傳的名言：“別人寫東西像撒尿，周國平寫東西像射精。”這些話表明他對我何等偏愛，而他正是懷著這樣的偏愛催促我寫尼采的。稿子出來後，他十分興奮，但也擔心我的觀點一反習見，出版會遇到阻礙，便建議我請汝信寫個序。我心想，汝信身居高職，又曾因文革後率先發表為人道主義正名的文章而遇到過麻煩，此事未免強人所難。但是，不管怎樣，我終歸要把稿子送給我的導師看一看，請他提意見。
汝信看得很認真，看完後把我叫去，對我說了一番話。我追記了大意，今天看仍覺得好，所以抄在這裏：“哲學著作這樣寫是很好的，我很喜歡，一掃過去那種沉悶的寫法，使人耳目一新。這本書出來，是會有很大影響的，會引起注意。不過，我還是覺得，不要講得過分，有些地方要衝淡一下。尼采的某些觀點，該批評的要批評。修改時不要搞得四平八穩，不要抹去你的鋒芒。”他又說：“其實，對一個思想家，主要應當吸取他的精華，加以消化，而把糟粕排泄掉。問題就看你有沒有堅強的胃。有堅強的胃怕什麽毒素?沒有堅強的胃，無論吃進什麽，都不能消化，反正要得病，怪得了誰呢?”聽了這些話，我就鬥膽請他寫序了，他欣然應允。
幾天後，序寫出來了，相當精彩，尤其是這句話：“在歷史的審判台前，隻有弱者才需要辯護，而尼采卻決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辯護，而是理解。”可是，就在我拿到序的同一天，方鳴來找我，一進門就說：“你的尼采遭惡運了。”他告訴我，他們社總編輯對哲學編輯室主任薛德震說：“尼采不是法西斯思想家嗎，為什麽要寫他?現在有一股翻案風。蘇聯沒有給尼采翻案，我們翻了，蘇聯會怎麽看?”老薛向方鳴發牢騷：“到今天居然還有人說這種話!”其後，總編輯責成社裏一個資深編輯審稿並拿出意見。那位老先生寫了審讀意見，大意是說要幫助作者用馬列主義認識尼采，這當然明確否決了書的出版。不過，他也寫了一句勉勵的話：“作者很有才情，如能得到健康發展，將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作家。”方鳴氣憤地說：“很有前途的作家?現在不是，還要等將來?”
方鳴當然不甘心，他積極活動，把汝信的序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又先後跑了北京五家出版社，推薦我的書稿。答覆是一致的：書不錯，但不敢出。整整一年後，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邵敏來北京組稿，自告奮勇把稿子帶回上海碰運氣。奇蹟發生了：半個月三審通過，五個月出版發行。在編輯過程中，邵敏不斷向我訴苦，說他看了許多遍原稿和校樣，每次仍興奮得通宵失眠。我們原先就認識，通過這本書的出版成了朋友，後來我的《人與永恆》、《妞妞》都是交給他出版的。
1986年9月，我到上海參加書的發行活動。這是我獨立寫作的第一本書，寫的又是我自己真正思考過的東西，因而可以算做我的處女作，心情自然是很激動的。對於出版社安排的簽名售書、報告會之類，我不太起勁，知道那些不過是排場罷了。最喜歡做的事是站在櫃檯附近，沒有人知道我是作者，偷偷觀察讀者的反應。有一個看上去挺傲氣的戴眼鏡大齡青年，營業員向他推薦這本書，他瞄了一眼封麵，鄙夷地說：“中國人寫的尼采有什麽看頭!”營業員說：“這本不一樣。”他拿起來翻了一下，說：“這還差不多。”便付了錢。我一直在旁邊裝著翻別的書，終於鬆了一口氣。當時最大願望是變成一個隱身人，跟著每個買了我的書的讀者回家，看他們閱讀時臉上的表情。
雖然汝信曾預言這本書會有很大影響，但是，反響之熱烈仍出乎我的意料。一年內暢銷十萬冊，讀者來信如雪片般飛來，其後成為不斷重印的長銷書。出版後若幹年裏，一再被列在最受大學生歡迎的書籍之榜首。香港1992年出版了一本書題為《八十年代：改變中國的33本書》，把它列為其中之一本。它為我贏得了許多藝術家朋友，崔健告訴我，好些搞搖滾的都喜歡這本書，王廣義告訴我，這本書成了新潮畫家的必讀書，幾乎人手一冊。不少人用幾乎相同的語言向我斷言，說這本書啟蒙了一代人。直到現在，我還經常會遇見四五十歲的人向我談起當年這本書給他們帶來的震撼。
當然，我自己明白，這本書充其量不過是一本比較有特色的介紹尼采思想的通俗小冊子而已。之所以會有如此轟動效果，據我自己分析，原因有三。其一，在我國長期的宣傳和教學中，尼采哲學一直遭到全盤否定，被簡單地歸結為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淵源和反動的唯心主義唯意誌論。八十年代中期，雖然開始出現了正麵評價和研究尼采的零星文章，但這本書畢竟是第一部旗幟鮮明的著作，把一個麵目猙獰的政治狂人還原成了一個真誠思考人生問題的個性鮮明的哲學家，評價上的這種巨大逆轉自然會給人以深刻印象。其二，這本書的文字風格不同於一般哲學書，流暢而富於激情，因而能給人以新鮮感，也容易被普通讀者接受。事實上，當我寫作時，我始終浸潤在尼采本人文字風格的氛圍之中，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影響。其三，最主要的是，我在書中借尼采之口談了我自己的真實感受和思考。許多地方，簡直分不清哪是尼采說的，哪是我說的。我一麵闡發尼采哲學，一麵我自己的生命體驗也如同找到了突破口一樣噴湧而出。當我對尼采發生巨大共鳴之時，實際上已把尼採在昨日歐洲思考的問題轉換成了我自己的問題，而讀者的巨大共鳴表明，它們也是今日中國許多人麵臨的問題，觸及到了轉型時期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危機。所以，若要論這本書的地位，肯定不是在學術史上，而是在當代中國人的心靈史上。對於我自己來說，這本書的意義主要在於使我明確了我的哲學研究方向應是我一向關注的人生課題，因而可以看做我的哲學之路的真正開端。
我和方鳴可謂一見如故。他比我小一輪，那時二十多歲，在出版社第一次遇見，我就從他眼中讀出了百分之百的友情。我們都寫詩，他寫的散文詩有泰戈爾之風，可惜後來不寫了。他來看我，發現我成年累月一個人住在地下室裏，對我忍受孤獨的能力感到震驚。我說，你沒有看見我用拳頭捶牆又哭又喊的樣子呢。他對人感嘆說：“周國平是最有人性的人，既文雅又瘋狂，一點兒不像他的歲數。如果沒有他，這個世界就會太沒有人味了。”我有一篇文章題為《人性、愛情和天才》，他指著這個題目說：“這完全是周國平自己的問題啊!”他還說過一句“髒話”，成為朋友間流傳的名言：“別人寫東西像撒尿，周國平寫東西像射精。”這些話表明他對我何等偏愛，而他正是懷著這樣的偏愛催促我寫尼采的。稿子出來後，他十分興奮，但也擔心我的觀點一反習見，出版會遇到阻礙，便建議我請汝信寫個序。我心想，汝信身居高職，又曾因文革後率先發表為人道主義正名的文章而遇到過麻煩，此事未免強人所難。但是，不管怎樣，我終歸要把稿子送給我的導師看一看，請他提意見。
汝信看得很認真，看完後把我叫去，對我說了一番話。我追記了大意，今天看仍覺得好，所以抄在這裏：“哲學著作這樣寫是很好的，我很喜歡，一掃過去那種沉悶的寫法，使人耳目一新。這本書出來，是會有很大影響的，會引起注意。不過，我還是覺得，不要講得過分，有些地方要衝淡一下。尼采的某些觀點，該批評的要批評。修改時不要搞得四平八穩，不要抹去你的鋒芒。”他又說：“其實，對一個思想家，主要應當吸取他的精華，加以消化，而把糟粕排泄掉。問題就看你有沒有堅強的胃。有堅強的胃怕什麽毒素?沒有堅強的胃，無論吃進什麽，都不能消化，反正要得病，怪得了誰呢?”聽了這些話，我就鬥膽請他寫序了，他欣然應允。
幾天後，序寫出來了，相當精彩，尤其是這句話：“在歷史的審判台前，隻有弱者才需要辯護，而尼采卻決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辯護，而是理解。”可是，就在我拿到序的同一天，方鳴來找我，一進門就說：“你的尼采遭惡運了。”他告訴我，他們社總編輯對哲學編輯室主任薛德震說：“尼采不是法西斯思想家嗎，為什麽要寫他?現在有一股翻案風。蘇聯沒有給尼采翻案，我們翻了，蘇聯會怎麽看?”老薛向方鳴發牢騷：“到今天居然還有人說這種話!”其後，總編輯責成社裏一個資深編輯審稿並拿出意見。那位老先生寫了審讀意見，大意是說要幫助作者用馬列主義認識尼采，這當然明確否決了書的出版。不過，他也寫了一句勉勵的話：“作者很有才情，如能得到健康發展，將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作家。”方鳴氣憤地說：“很有前途的作家?現在不是，還要等將來?”
方鳴當然不甘心，他積極活動，把汝信的序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又先後跑了北京五家出版社，推薦我的書稿。答覆是一致的：書不錯，但不敢出。整整一年後，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邵敏來北京組稿，自告奮勇把稿子帶回上海碰運氣。奇蹟發生了：半個月三審通過，五個月出版發行。在編輯過程中，邵敏不斷向我訴苦，說他看了許多遍原稿和校樣，每次仍興奮得通宵失眠。我們原先就認識，通過這本書的出版成了朋友，後來我的《人與永恆》、《妞妞》都是交給他出版的。
1986年9月，我到上海參加書的發行活動。這是我獨立寫作的第一本書，寫的又是我自己真正思考過的東西，因而可以算做我的處女作，心情自然是很激動的。對於出版社安排的簽名售書、報告會之類，我不太起勁，知道那些不過是排場罷了。最喜歡做的事是站在櫃檯附近，沒有人知道我是作者，偷偷觀察讀者的反應。有一個看上去挺傲氣的戴眼鏡大齡青年，營業員向他推薦這本書，他瞄了一眼封麵，鄙夷地說：“中國人寫的尼采有什麽看頭!”營業員說：“這本不一樣。”他拿起來翻了一下，說：“這還差不多。”便付了錢。我一直在旁邊裝著翻別的書，終於鬆了一口氣。當時最大願望是變成一個隱身人，跟著每個買了我的書的讀者回家，看他們閱讀時臉上的表情。
雖然汝信曾預言這本書會有很大影響，但是，反響之熱烈仍出乎我的意料。一年內暢銷十萬冊，讀者來信如雪片般飛來，其後成為不斷重印的長銷書。出版後若幹年裏，一再被列在最受大學生歡迎的書籍之榜首。香港1992年出版了一本書題為《八十年代：改變中國的33本書》，把它列為其中之一本。它為我贏得了許多藝術家朋友，崔健告訴我，好些搞搖滾的都喜歡這本書，王廣義告訴我，這本書成了新潮畫家的必讀書，幾乎人手一冊。不少人用幾乎相同的語言向我斷言，說這本書啟蒙了一代人。直到現在，我還經常會遇見四五十歲的人向我談起當年這本書給他們帶來的震撼。
當然，我自己明白，這本書充其量不過是一本比較有特色的介紹尼采思想的通俗小冊子而已。之所以會有如此轟動效果，據我自己分析，原因有三。其一，在我國長期的宣傳和教學中，尼采哲學一直遭到全盤否定，被簡單地歸結為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淵源和反動的唯心主義唯意誌論。八十年代中期，雖然開始出現了正麵評價和研究尼采的零星文章，但這本書畢竟是第一部旗幟鮮明的著作，把一個麵目猙獰的政治狂人還原成了一個真誠思考人生問題的個性鮮明的哲學家，評價上的這種巨大逆轉自然會給人以深刻印象。其二，這本書的文字風格不同於一般哲學書，流暢而富於激情，因而能給人以新鮮感，也容易被普通讀者接受。事實上，當我寫作時，我始終浸潤在尼采本人文字風格的氛圍之中，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影響。其三，最主要的是，我在書中借尼采之口談了我自己的真實感受和思考。許多地方，簡直分不清哪是尼采說的，哪是我說的。我一麵闡發尼采哲學，一麵我自己的生命體驗也如同找到了突破口一樣噴湧而出。當我對尼采發生巨大共鳴之時，實際上已把尼採在昨日歐洲思考的問題轉換成了我自己的問題，而讀者的巨大共鳴表明，它們也是今日中國許多人麵臨的問題，觸及到了轉型時期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危機。所以，若要論這本書的地位，肯定不是在學術史上，而是在當代中國人的心靈史上。對於我自己來說，這本書的意義主要在於使我明確了我的哲學研究方向應是我一向關注的人生課題，因而可以看做我的哲學之路的真正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