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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與性情（短篇集） 作者：周國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十九 爆了一個冷門
高三下學期期中，畢業班的學生分科複習，每人必須立即決定自己升學誌願的類別。誌願分三類，即理工科、醫農科和文科。由於我既喜歡文學，也喜歡數學，便陷入了空前的矛盾之中。全班同學的態度很快就明朗化了，沒有一個人報考文科。這是符合上海中學重理輕文的傳統的。可是，我終於還是決定報考文科，因為我的數學成績好，這個決定無疑是爆了一個冷門，引得人們議論紛紛。老師們都來勸說我，甚至教語文的錢昌巽老師也說學文沒有出息。黃以和把他妹妹的作文拿給我看，責問道：“你連我的妹妹都不如，讀文科能有多大
前途?“在一片反對聲中，我悄悄賦詩曰：”師生紛紜怪投文，抱負不欲眾人聞。“其實我哪裏有什麽明確的”抱負“，隻是讀的書雜了，就不甘心隻向理工科的某一個門類發展，總覺得還有更加廣闊的天地在等著我去馳騁。當時我們幾個同學做了一個遊戲，參照馬克思的女兒向馬克思提的問題列出若幹問題，每人寫出自己的答案。在”你所理想的職業“這個問題下麵，黃以和的回答是工程師，我的回答是職業革命家。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他的嘲笑，他指出，在我們的時代根本沒有這種職業，即使有，也是抱負太大，不切實際。後來我明白，我的回答其實是極不確切地表達了我的一種心情，就是不願受任何一種固定職業的束縛，而在我當時的視野中，似乎隻有馬克思這樣的職業革命家才有這種自由。最後我選擇了哲學這門眾學之學，起主要作用的也正是這樣一種不願受某個專業限製的自由欲求。我從毛澤東的話中找到了根據，他老人家說：”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概括和總結。“我因之相信，哲學可以讓我腳踩文科和理科兩隻船，哪樣也不放棄。
在分科複習之後，離畢業不久，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上海市舉行中學生數學競賽，首先逐級預賽。我因為報考文科，沒有再上數學的複習課，但仍抱著玩一玩的態度參加了學校一級的預賽。全校十四個高中畢業班，其中包括兩個理科專門班，每班五十名學生，絕大多數都是報考理工科和醫農科的，經過半個學期的數學複習後，都參加了這個預賽。在參賽的六百多個學生中，隻有我一人是報考文科的。但是，競賽結果公布，十二名優勝者中，我們班占了四名，其中居然有我，另三位是許燁燁、施佐讓和聞人凱。最令人意外的是黃以和的落選，因為他也是公認的數學精英。我很想讓賢，把參加區縣一級預賽的資格讓給他，但這是不允許的，隻好自己硬著頭皮上場。事實證明，我是浪費了一個名額，賽題中有一大半是我一看就知道自己解不了的。我解答了幾道題，其餘的留了空白，第一個繳卷，帶著既輕鬆又負疚的心情離開賽場。其他參賽者好像都通過了這第二輪預賽，有二人包括我班的許燁燁在全市競賽中得了名次。
在填寫具體報考誌願時，我的第一誌願是北大哲學係，然後依次是復旦新聞係，南開哲學係，北外西班牙語係，北大和復旦的中文、歷史等係。除了前麵三個誌願外，其餘基本上是亂填。現在我懂得，按照這種填法，如果我考不上第一誌願，後麵的都不會有錄取的希望。我不太記得高考的具體情形了，隻記得所考的科目有語文、政治、史地、數學，題目好像都不難，語文的作文題是《雨後》和《論不怕鬼》，我選了後一個題。
高考後的暑假裏，我懷著不安的心情等候通知。一天，我正在家裏玩耍，樓下有人高喊我的傳呼電話。正是盛夏，我光著膀子、拖著木屐跑到弄堂門口，一把抓起話機。那一端傳來黃以和的聲音：“北大哲學係!”我聽了覺得像在做夢一樣，不敢相信這是事實。這一年的高校錄取工作，後來被批判為分數掛帥，是以考分為唯一標準的，而且招生名額大幅度下降。上中歷年升學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這一年降到了百分之七十。不過，畢竟是上中，我們班五十人，考上北大有三人，清華有五人，考上復旦的就更多了。黃以和考上了復旦物理係。上海有許多中學，這一年沒有一人能升學。我住的那條弄堂裏，應屆考生也是全部落榜。自從我家搬來這裏後，我住校的時間多，在家也是埋頭讀書，和鄰居很少來往，現在他們都向我投來了稱羨的目光。父母開始忙碌起來，為我準備行裝。我意識到，我的生活即將翻開全新的一頁。
第二部 北大歲月
一 走出上海
1962年9月的一天，一趟列車從上海出發，開往北京。這是一趟為運送學生臨時增加的列車，經常在途中停下，給別的列車讓路，有時一停就一二個小時，因此慢得出奇，全程竟然走了兩天三夜。車廂裏擁擠悶熱，列車又開開停停，使得人們很不耐煩，經常有人唉聲嘆氣。然而，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個少年始終很平靜，在整個旅程中，他一聲不吭，也睡得很少，多半時間側著臉盯著車窗外。
我的確不覺得煩悶。我剛滿十七歲，第一次離家遠行，心中有惆悵，但更多的是興奮。在此之前，我從沒有出過上海，除了有一次乘短程車郊遊，也從沒有乘過火車。那次郊遊是中學畢業前不久由班級組織的，去鬆江縣境內的佘山。上海真可憐，見不到一座真正的山，號稱最高峰的佘山也隻有百多米高。我也真可憐，打生下來沒有見過山，見了這座百多米高的山就激動不已。時值初夏，滿坡青竹，我飛步登上築有一個小型天主教堂的山頂，極目四望，頓覺天闊地圓，心曠神怡。環顧四圍的地平線，當時我就下決心，一定要走出這個大圓圈，去攀登更高的山，見更大的世麵。現在我真的走出了，列車載著我駛向陌生的世界。第一次乘長途列車，車窗外掠過的任何景物都使我感到新鮮，因而我的心情簡直像是旅程越長越好似的。何況在前方等著我的是隻在圖片上見過的首都，是曾經遙不可及的最高學府，是罩在夢幻裏的大學生活。我不知道未來將是怎樣的，但我意識到了這次遠行是一個轉折點，我的童年歲月已經永遠留在了身後。
從那一時段的照片上看，這個坐在滬京列車上的我是一個典型的少年書生模樣，他有一張未脫稚氣的臉，麵容有些消瘦，臉色有些蒼白，戴著一副650度的眼鏡。若幹年後，一個喜歡我的女孩這樣向我表白：“我覺得眼鏡戴在你臉上再合適不過，好像你生來就戴著眼鏡似的。”人群中偶爾閃現一張臉，斯文而又敏感，幼稚而又少年老成，我心中一動，仿佛看見了從前的我，在他身上藏著今天的我的全部密碼。一個男孩在懵懂中生長，童年之皮一層層蛻下，逐漸長大成人了，這就是說，他的人格基本形成了。對於這業已形成的他的內在精神結構，他自己並不了解，但它大致決定了他一生做人處世的方式。與走過的路相比，前麵的路要漫長得多，可是，一生走路的姿勢正是在最初的一段路程上定型的。
後來的事實表明，我這第一次走出上海幾乎是永久性的，此後僅是回去暫住，它不再是我的定居地。不過，我從未後悔。在大學第一個學期，我想家想得厲害，但不是懷戀上海這座城市。許多上海人強烈地留戀上海，相信全中國不可能有比上海更好的地方，在我身上完全沒有這種上海情結。我生於斯，長於斯，但上海從來不曾給我一種可以紮根於斯的故鄉感。當時我還缺乏對比，但我肯定已經模糊地感覺到了上海的某種缺陷。比如說，周圍的乘客在用上海話熱烈地交談，我感到的不是親切而是隔膜。盡管我講了十七年上海話，卻越來越覺得這種方言別扭，遠不如講普通話自如。每當我試圖用上海話表達內心體驗或哲學思辨時，我就會因為辭不達意而結巴。上海話是一種市井語言，隻宜用來談論衣食住行，不適於表達精神內容。所以，坐在駛往北京的列車上，我甚至為今後可以不必經常講上海話而感到高興。這當然不隻是語言的問題。高級的精神活動需要一個相應的場，而上海缺乏這個場，語言僅是一個方麵的表現。經過革命的掃蕩，昔日十裏洋場培育的商業精神沒有了廣闊的用武之地，便隻好在日常生活領域施展本領，表現為細小的精明。上海人在物質生活上講究實惠，善於在這方麵使用和表現其聰明，並且以此自豪，看不起外地人，而我恰恰因此看不起上海人。後來我還發現，即使在做學問上，上海人也多的是小聰明，有一股機靈勁，善於造噱頭，出風頭，但缺乏大氣象。我說的是地域文化的一般特徵，當然，無論何地，都有超越地域局限性的大胸懷和大手筆。
高三下學期期中，畢業班的學生分科複習，每人必須立即決定自己升學誌願的類別。誌願分三類，即理工科、醫農科和文科。由於我既喜歡文學，也喜歡數學，便陷入了空前的矛盾之中。全班同學的態度很快就明朗化了，沒有一個人報考文科。這是符合上海中學重理輕文的傳統的。可是，我終於還是決定報考文科，因為我的數學成績好，這個決定無疑是爆了一個冷門，引得人們議論紛紛。老師們都來勸說我，甚至教語文的錢昌巽老師也說學文沒有出息。黃以和把他妹妹的作文拿給我看，責問道：“你連我的妹妹都不如，讀文科能有多大
前途?“在一片反對聲中，我悄悄賦詩曰：”師生紛紜怪投文，抱負不欲眾人聞。“其實我哪裏有什麽明確的”抱負“，隻是讀的書雜了，就不甘心隻向理工科的某一個門類發展，總覺得還有更加廣闊的天地在等著我去馳騁。當時我們幾個同學做了一個遊戲，參照馬克思的女兒向馬克思提的問題列出若幹問題，每人寫出自己的答案。在”你所理想的職業“這個問題下麵，黃以和的回答是工程師，我的回答是職業革命家。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他的嘲笑，他指出，在我們的時代根本沒有這種職業，即使有，也是抱負太大，不切實際。後來我明白，我的回答其實是極不確切地表達了我的一種心情，就是不願受任何一種固定職業的束縛，而在我當時的視野中，似乎隻有馬克思這樣的職業革命家才有這種自由。最後我選擇了哲學這門眾學之學，起主要作用的也正是這樣一種不願受某個專業限製的自由欲求。我從毛澤東的話中找到了根據，他老人家說：”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概括和總結。“我因之相信，哲學可以讓我腳踩文科和理科兩隻船，哪樣也不放棄。
在分科複習之後，離畢業不久，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上海市舉行中學生數學競賽，首先逐級預賽。我因為報考文科，沒有再上數學的複習課，但仍抱著玩一玩的態度參加了學校一級的預賽。全校十四個高中畢業班，其中包括兩個理科專門班，每班五十名學生，絕大多數都是報考理工科和醫農科的，經過半個學期的數學複習後，都參加了這個預賽。在參賽的六百多個學生中，隻有我一人是報考文科的。但是，競賽結果公布，十二名優勝者中，我們班占了四名，其中居然有我，另三位是許燁燁、施佐讓和聞人凱。最令人意外的是黃以和的落選，因為他也是公認的數學精英。我很想讓賢，把參加區縣一級預賽的資格讓給他，但這是不允許的，隻好自己硬著頭皮上場。事實證明，我是浪費了一個名額，賽題中有一大半是我一看就知道自己解不了的。我解答了幾道題，其餘的留了空白，第一個繳卷，帶著既輕鬆又負疚的心情離開賽場。其他參賽者好像都通過了這第二輪預賽，有二人包括我班的許燁燁在全市競賽中得了名次。
在填寫具體報考誌願時，我的第一誌願是北大哲學係，然後依次是復旦新聞係，南開哲學係，北外西班牙語係，北大和復旦的中文、歷史等係。除了前麵三個誌願外，其餘基本上是亂填。現在我懂得，按照這種填法，如果我考不上第一誌願，後麵的都不會有錄取的希望。我不太記得高考的具體情形了，隻記得所考的科目有語文、政治、史地、數學，題目好像都不難，語文的作文題是《雨後》和《論不怕鬼》，我選了後一個題。
高考後的暑假裏，我懷著不安的心情等候通知。一天，我正在家裏玩耍，樓下有人高喊我的傳呼電話。正是盛夏，我光著膀子、拖著木屐跑到弄堂門口，一把抓起話機。那一端傳來黃以和的聲音：“北大哲學係!”我聽了覺得像在做夢一樣，不敢相信這是事實。這一年的高校錄取工作，後來被批判為分數掛帥，是以考分為唯一標準的，而且招生名額大幅度下降。上中歷年升學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這一年降到了百分之七十。不過，畢竟是上中，我們班五十人，考上北大有三人，清華有五人，考上復旦的就更多了。黃以和考上了復旦物理係。上海有許多中學，這一年沒有一人能升學。我住的那條弄堂裏，應屆考生也是全部落榜。自從我家搬來這裏後，我住校的時間多，在家也是埋頭讀書，和鄰居很少來往，現在他們都向我投來了稱羨的目光。父母開始忙碌起來，為我準備行裝。我意識到，我的生活即將翻開全新的一頁。
第二部 北大歲月
一 走出上海
1962年9月的一天，一趟列車從上海出發，開往北京。這是一趟為運送學生臨時增加的列車，經常在途中停下，給別的列車讓路，有時一停就一二個小時，因此慢得出奇，全程竟然走了兩天三夜。車廂裏擁擠悶熱，列車又開開停停，使得人們很不耐煩，經常有人唉聲嘆氣。然而，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個少年始終很平靜，在整個旅程中，他一聲不吭，也睡得很少，多半時間側著臉盯著車窗外。
我的確不覺得煩悶。我剛滿十七歲，第一次離家遠行，心中有惆悵，但更多的是興奮。在此之前，我從沒有出過上海，除了有一次乘短程車郊遊，也從沒有乘過火車。那次郊遊是中學畢業前不久由班級組織的，去鬆江縣境內的佘山。上海真可憐，見不到一座真正的山，號稱最高峰的佘山也隻有百多米高。我也真可憐，打生下來沒有見過山，見了這座百多米高的山就激動不已。時值初夏，滿坡青竹，我飛步登上築有一個小型天主教堂的山頂，極目四望，頓覺天闊地圓，心曠神怡。環顧四圍的地平線，當時我就下決心，一定要走出這個大圓圈，去攀登更高的山，見更大的世麵。現在我真的走出了，列車載著我駛向陌生的世界。第一次乘長途列車，車窗外掠過的任何景物都使我感到新鮮，因而我的心情簡直像是旅程越長越好似的。何況在前方等著我的是隻在圖片上見過的首都，是曾經遙不可及的最高學府，是罩在夢幻裏的大學生活。我不知道未來將是怎樣的，但我意識到了這次遠行是一個轉折點，我的童年歲月已經永遠留在了身後。
從那一時段的照片上看，這個坐在滬京列車上的我是一個典型的少年書生模樣，他有一張未脫稚氣的臉，麵容有些消瘦，臉色有些蒼白，戴著一副650度的眼鏡。若幹年後，一個喜歡我的女孩這樣向我表白：“我覺得眼鏡戴在你臉上再合適不過，好像你生來就戴著眼鏡似的。”人群中偶爾閃現一張臉，斯文而又敏感，幼稚而又少年老成，我心中一動，仿佛看見了從前的我，在他身上藏著今天的我的全部密碼。一個男孩在懵懂中生長，童年之皮一層層蛻下，逐漸長大成人了，這就是說，他的人格基本形成了。對於這業已形成的他的內在精神結構，他自己並不了解，但它大致決定了他一生做人處世的方式。與走過的路相比，前麵的路要漫長得多，可是，一生走路的姿勢正是在最初的一段路程上定型的。
後來的事實表明，我這第一次走出上海幾乎是永久性的，此後僅是回去暫住，它不再是我的定居地。不過，我從未後悔。在大學第一個學期，我想家想得厲害，但不是懷戀上海這座城市。許多上海人強烈地留戀上海，相信全中國不可能有比上海更好的地方，在我身上完全沒有這種上海情結。我生於斯，長於斯，但上海從來不曾給我一種可以紮根於斯的故鄉感。當時我還缺乏對比，但我肯定已經模糊地感覺到了上海的某種缺陷。比如說，周圍的乘客在用上海話熱烈地交談，我感到的不是親切而是隔膜。盡管我講了十七年上海話，卻越來越覺得這種方言別扭，遠不如講普通話自如。每當我試圖用上海話表達內心體驗或哲學思辨時，我就會因為辭不達意而結巴。上海話是一種市井語言，隻宜用來談論衣食住行，不適於表達精神內容。所以，坐在駛往北京的列車上，我甚至為今後可以不必經常講上海話而感到高興。這當然不隻是語言的問題。高級的精神活動需要一個相應的場，而上海缺乏這個場，語言僅是一個方麵的表現。經過革命的掃蕩，昔日十裏洋場培育的商業精神沒有了廣闊的用武之地，便隻好在日常生活領域施展本領，表現為細小的精明。上海人在物質生活上講究實惠，善於在這方麵使用和表現其聰明，並且以此自豪，看不起外地人，而我恰恰因此看不起上海人。後來我還發現，即使在做學問上，上海人也多的是小聰明，有一股機靈勁，善於造噱頭，出風頭，但缺乏大氣象。我說的是地域文化的一般特徵，當然，無論何地，都有超越地域局限性的大胸懷和大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