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終極。”


    我們不禁想起了尼采的詩:


    他走向何方?有誰知道?


    隻知道他消失了。


    一顆星熄滅於荒漠,


    荒漠更荒涼了……


    尼採在審美的陶醉中常常受到一種幻滅感的侵擾:


    每個詩人都相信:誰靜臥草地或幽穀,側耳傾聽,必能領悟天地間萬物之奧義。


    倘有柔情襲來,詩人必以為自然在與他們戀愛:


    她悄悄俯身他們耳畔,秘授天機,軟語溫存:於是他們炫耀自誇於眾生之前!


    哦,天地間如許大千世界,唯有詩人與之夢魂相連!


    尤其在諸天之上:因為眾神都是詩人的譬喻,詩人的詭詞!


    真的,我們總是被誘往高處——那縹緲雲鄉:我們在其上安置我們的五彩玩偶,然後名之神和超人。


    所有這些神和超人,它們於這底座誠然足夠輕飄!


    “唉,我如何厭倦一切可望而不可即的夢幻!唉,我如何厭倦詩人!”(《尼采全集》第6卷第187-188頁)


    尼采畢竟不能像他神往的希臘人那樣與自然大化渾然一體了。他賦予世界以審美的意義,可他心裏明白,這不過是詩人的譬喻,因而所賦予的意義時時有失落的危險。他做夢、沉醉,可他心靈的至深處卻醒著,並且冷眼審視這夢著醉著的自己,生出了一種悲哀和厭倦。連他夢寐以求的“超人”,也如同阮籍的“大人先生”一樣,隻是一個譬喻,一個寓言,一個幻影:“超人的美如同幻影向我走來。”(《尼采全集》第6卷第126頁)


    可是,像阮籍和尼采這樣的人,盡管明知審美的人生隻是一種主觀的幻覺,除了這審美的人生之外,難道還能有別的選擇嗎?你要他們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種世俗的人生嗎?他們的悲劇意識不許可,他們的孤高性格也不許可。阮籍一再說:“豈與蓬戶士,彈琴誦言誓。”“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嵇康說得更明白,他之不願做官,原因之一是“不喜俗人”,不能忍受“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使,在人目前”。(《與山巨源絕交書》)尼采也說,他寧願“走到沙漠裏,與猛獸一同忍受焦渴,隻是不願和骯髒的趕駱駝人一起坐在水槽旁。”(《尼采全集》第6卷第140頁)如此孤高的心靈,勢必有唯美的潔癖。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劇意識的支配,受人生之謎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僅僅是宇宙過程中稍縱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詩人、解謎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個人!”(《尼采全集》第6卷第206頁)沉入審美的醉境,追求與自然本體融合的幻覺,實出於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誠然是主觀的幻覺,可是倘若連這幻覺也沒有,這些敏感的生靈如何還能活下去呢?不管阮籍和尼采對於審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著多少幻滅的苦惱,這種追求本身卻具有真實的悲劇性審美意義。對人生悲觀而依然執著,懷疑而愈加追求,大膽否定一切傳統價值而嚮往超越的審美境界,也許這就是魏晉風度和酒神精神的共同魅力之所在。


    1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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