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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與性情：周國平心靈自傳 作者：周國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編委會有一個無形的核心組，我們室的四個人都在內，因而也包括我。其實我做的事很少，僅審校過兩部譯稿。我隻是覺得這夥人可愛，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氣，因而樂於參與。在我眼中，甘陽也是一個頂可愛的人，雖一身霸氣，但又充滿孩子氣。我曾對他說：“你身上有頑童的一麵，又有暴君的一麵，因為前一麵，我們原諒了你的後一麵。”他嗜酒，一喝醉就罵人。越勝嘲笑說：“甘陽喝醉了酒，語言就貧乏到了隻剩下一個字——操!”鄺楊告訴我，有一回，他們一起在公共汽車站候車，甘陽已醉，大聲喊：“在這裏等車的人統統該殺!”嚇得眾人後退，繼而發現是醉漢，又好奇地圍觀。這時他悄悄問鄺楊：“有沒有警察?”鄺說沒有，他接著喊：“警察也該殺!”這個例子可真傳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沒有料到的是，在編委會成立三年後，裂痕產生了，起因也是甘陽醉酒。有一天，他酒後大罵：“還不是老子養活了你們，不想幹，都給我滾!”在場的是他任命的兩位副主編，其中一位覺得自尊心受了傷，就到處發牢騷。嘉映聞訊，議論了一番，話傳到甘陽耳中，他暴跳如雷，寫了一紙公開信，說有克格勃算計他。在此之後，嘉映開始籌劃拉出來自己幹，也動員到了我頭上。對於甘陽的意見集中在一點上，就是獨斷專行，並且搞夫妻店。酷愛英國式民主的友漁在這種問題上的立場不可能含糊，必捍衛他的原則。他還告訴我一個發現：北京學界三大勢力都是夫妻店。我和越勝想避免分裂，於是由我出麵，希望甘陽接受民主製。我特別傻，自作聰明地提出了一個具體方案，因為甘陽打算辦人文學院，我便建議人文學院院長通過選舉產生，再由院長任命編委會主編。我心想，甘陽眾望所歸，必當選無疑，一定願意接受這個方案。那天在研究室裏，我們四人都在場，聽完我的話，甘陽臉色大變，沉吟半晌，說：“你們讓我光榮退休好不好，何必用這種方式把我罷免?”
幾天後，在越勝家舉行核心會議，甘陽發表了一通很有氣勢的講話：“我歷來討厭民主製，無意把本編委會當作民主製的試驗田。在我看來，那些民主戰士與極左派是一路貨。我欣賞胡平，僅僅是因為他的幽默、機智和紳士風度，而不是因為他的民主事業。”我聽了暗自讚賞他的自信和坦率。相反，那個副主編曾經到處發牢騷，抱怨甘陽獨斷專行，惹起了這個事端，卻在會上發言說，現在主要矛盾是有的人做事，有的人玩票。他的這種不光明表現令我十分反感，從此和他疏遠了。甘陽當真為此事痛苦，有一個細節為證。他從越勝那裏借了一本《東方紀事》，上麵有戴晴的文章《儲安平》，還到越勝手上，越勝一看樂了。那篇文章裏有“強調集體領導實際上是抹掉主編的主體地位的一種堂皇託詞”一類話，甘陽在這些話下麵都劃了道道，我能想像他這麽做時一定充滿悲劇感。
在那以後，我不想再過問這件事了。我本來就把編委會看作甘陽個人的事，並非認真要搞什麽民主製，他不接受也就算了，反正我仍然過我的逍遙日子。我對自己說：我愛甘陽，我更愛民主;但是，我愛民主，我更愛自由。越勝當然也超脫，他對我說：“我們不是辦事的人，就喝喝酒，聊聊天，聽聽音樂，寫寫文章，當竹林七賢。第一流的人就這樣，編書之類讓二三流的人去幹。”然而，甘陽不肯罷休了，派兩個副主編帶著他的一封信分頭找嘉映、友漁、越勝和我談話，勸我們自動退出編委會。他們三人都同意了，惟獨我拒絕，說：“讓甘陽開除我吧。”當時八九風潮已起，不久後甘陽到了國外，還沒有來得及開除我，編委會實際上不復存在了。不過，我倒寧肯自己被開除，而編委會繼續存在，心裏真為這支力量散夥感到可惜。
在八十年代後期，除學界外，藝術界也十分活躍。出版《轉折點》後，我認識了一撥號稱北方群體的新潮畫家，他們常來看我，帶來美術界萌動的信息。其高潮是1989年2月的中國現代藝術展，開幕那天我去了，美術館一至三樓展廳熙熙攘攘，盛況空前。一樓是行為藝術，各種異想天開的玩意兒居然進了國家藝術殿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個洗腳的男人，他穿紅衣戴紅帽坐在紅布簾後麵，赤腳伸在紅盆裏。二樓是油畫，我認識或不認識的畫家拉我在他們的作品前合影。我還沒有來得及上三樓，突然封館了。我問服務員：“美術館中午不是從來不閉館嗎?”她生氣地回答：“美術館也從來沒有開過這種展覽!”原來，剛才在一樓展廳，一個女子——據說是作者本人——用氣槍射擊作為展品的模擬電話亭。她被抓走了。出動了數輛警車和一些警察。人們聚集在門廳裏和門外廣場上，議論著，不肯散去，似乎在等待某個重大事件發生。其實事件已經發生，封館成了整個展覽的高潮。人人興高采烈，那天是農曆除夕，可真有點兒節日氣氛。巨大的黑布鋪在廣場上，上麵綴著本次展覽的圖徽——不準調頭的交通標記，人們紛紛以之為背景留影，然後作為事件的見證人心滿意足地離去。
我自己一直不喜歡行為藝術，覺得其中多半不是藝術，隻是在製造新聞，怎麽出格、離奇、反叛、轟動就怎麽幹。我相信畫布是永恆的，畫家的天職就是畫畫，最後還是得憑繪畫作品分高低。在那個剛剛開放的年代，麵對突然出現的機會，畫家們都很興奮，懷著希冀中彩的心理標新立異。由於現代藝術的裁判和市場都在國外，因此，機敏的畫家一開始就瞄準老外，根據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確定自己的題材和畫風，其中一些人確實獲得了成功。我更喜歡那些忠實於自己的內心追求的藝術家，雖然他們在名利方麵未必成功，比如劉彥。當時和我交往最密切的畫家是劉彥和廣義，他倆是好朋友，有一陣幾乎形影不離。這兩個人都聰明可愛，但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認識劉彥很早，1986年8月在安徽歙縣講尼采，課後他飄然而至，年輕單純得像一個安琪兒。他告訴我，他是自費來聽這個班的，發現台上講課的都是知識大眾，正感到失望，幸虧有我，才沒有白來。他還跟我講了專程到北京複印《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經歷。其後不久，他到北京定居，還把廣義介紹給了我，我們都有一見如故之感。廣義說：“來見你，有一種拜見名人的感覺。真沒想到你是這樣的，真好!”劉彥說：“我向人談國平，不說他的書，隻說他的眼睛——國平是個孩子。”廣義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成功。他說：“如今不是梵穀的時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後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記。”他搞政治波普，用繪畫進行文化批判，一度名聲大噪，是新潮畫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來的人之一。他讚賞劉彥，說劉彥很本質，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後再回到本質。我感到自己和劉彥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樣遠離時代，追求本真的東西。他這樣評論尼采：“古希臘是單純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複雜整掉，回到古希臘的單純。”一句話就把尼采說清楚了。不過，他的路相當艱難。他像梵穀一樣與樸素的事物有著血肉的聯繫，迷戀於畫簡單的風景和靜物，但賣不出去，生活得窮困潦倒。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對我說：“過去我獨自在樹林裏坐著，感到非常寧靜。現在感覺不對了，朋友們都在掙錢，從他們那裏回來，獨自一人，有一種淒涼的感覺。好像一個從小離家的孩子，長大後回到家，總覺得不是想像中的家了，怎麽那樣老舊。”他曾經試圖順應時代，一度改做裝置，終因不合性情而放棄了。現在，他在北京郊區一個村子裏過著最簡樸的日子，像中世紀的農民一樣與世隔絕，安心畫他的風景畫和靜物畫，完全不關心這些畫能不能賣出去。我知道，他已經回到他自己的家裏。
沒有料到的是，在編委會成立三年後，裂痕產生了，起因也是甘陽醉酒。有一天，他酒後大罵：“還不是老子養活了你們，不想幹，都給我滾!”在場的是他任命的兩位副主編，其中一位覺得自尊心受了傷，就到處發牢騷。嘉映聞訊，議論了一番，話傳到甘陽耳中，他暴跳如雷，寫了一紙公開信，說有克格勃算計他。在此之後，嘉映開始籌劃拉出來自己幹，也動員到了我頭上。對於甘陽的意見集中在一點上，就是獨斷專行，並且搞夫妻店。酷愛英國式民主的友漁在這種問題上的立場不可能含糊，必捍衛他的原則。他還告訴我一個發現：北京學界三大勢力都是夫妻店。我和越勝想避免分裂，於是由我出麵，希望甘陽接受民主製。我特別傻，自作聰明地提出了一個具體方案，因為甘陽打算辦人文學院，我便建議人文學院院長通過選舉產生，再由院長任命編委會主編。我心想，甘陽眾望所歸，必當選無疑，一定願意接受這個方案。那天在研究室裏，我們四人都在場，聽完我的話，甘陽臉色大變，沉吟半晌，說：“你們讓我光榮退休好不好，何必用這種方式把我罷免?”
幾天後，在越勝家舉行核心會議，甘陽發表了一通很有氣勢的講話：“我歷來討厭民主製，無意把本編委會當作民主製的試驗田。在我看來，那些民主戰士與極左派是一路貨。我欣賞胡平，僅僅是因為他的幽默、機智和紳士風度，而不是因為他的民主事業。”我聽了暗自讚賞他的自信和坦率。相反，那個副主編曾經到處發牢騷，抱怨甘陽獨斷專行，惹起了這個事端，卻在會上發言說，現在主要矛盾是有的人做事，有的人玩票。他的這種不光明表現令我十分反感，從此和他疏遠了。甘陽當真為此事痛苦，有一個細節為證。他從越勝那裏借了一本《東方紀事》，上麵有戴晴的文章《儲安平》，還到越勝手上，越勝一看樂了。那篇文章裏有“強調集體領導實際上是抹掉主編的主體地位的一種堂皇託詞”一類話，甘陽在這些話下麵都劃了道道，我能想像他這麽做時一定充滿悲劇感。
在那以後，我不想再過問這件事了。我本來就把編委會看作甘陽個人的事，並非認真要搞什麽民主製，他不接受也就算了，反正我仍然過我的逍遙日子。我對自己說：我愛甘陽，我更愛民主;但是，我愛民主，我更愛自由。越勝當然也超脫，他對我說：“我們不是辦事的人，就喝喝酒，聊聊天，聽聽音樂，寫寫文章，當竹林七賢。第一流的人就這樣，編書之類讓二三流的人去幹。”然而，甘陽不肯罷休了，派兩個副主編帶著他的一封信分頭找嘉映、友漁、越勝和我談話，勸我們自動退出編委會。他們三人都同意了，惟獨我拒絕，說：“讓甘陽開除我吧。”當時八九風潮已起，不久後甘陽到了國外，還沒有來得及開除我，編委會實際上不復存在了。不過，我倒寧肯自己被開除，而編委會繼續存在，心裏真為這支力量散夥感到可惜。
在八十年代後期，除學界外，藝術界也十分活躍。出版《轉折點》後，我認識了一撥號稱北方群體的新潮畫家，他們常來看我，帶來美術界萌動的信息。其高潮是1989年2月的中國現代藝術展，開幕那天我去了，美術館一至三樓展廳熙熙攘攘，盛況空前。一樓是行為藝術，各種異想天開的玩意兒居然進了國家藝術殿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個洗腳的男人，他穿紅衣戴紅帽坐在紅布簾後麵，赤腳伸在紅盆裏。二樓是油畫，我認識或不認識的畫家拉我在他們的作品前合影。我還沒有來得及上三樓，突然封館了。我問服務員：“美術館中午不是從來不閉館嗎?”她生氣地回答：“美術館也從來沒有開過這種展覽!”原來，剛才在一樓展廳，一個女子——據說是作者本人——用氣槍射擊作為展品的模擬電話亭。她被抓走了。出動了數輛警車和一些警察。人們聚集在門廳裏和門外廣場上，議論著，不肯散去，似乎在等待某個重大事件發生。其實事件已經發生，封館成了整個展覽的高潮。人人興高采烈，那天是農曆除夕，可真有點兒節日氣氛。巨大的黑布鋪在廣場上，上麵綴著本次展覽的圖徽——不準調頭的交通標記，人們紛紛以之為背景留影，然後作為事件的見證人心滿意足地離去。
我自己一直不喜歡行為藝術，覺得其中多半不是藝術，隻是在製造新聞，怎麽出格、離奇、反叛、轟動就怎麽幹。我相信畫布是永恆的，畫家的天職就是畫畫，最後還是得憑繪畫作品分高低。在那個剛剛開放的年代，麵對突然出現的機會，畫家們都很興奮，懷著希冀中彩的心理標新立異。由於現代藝術的裁判和市場都在國外，因此，機敏的畫家一開始就瞄準老外，根據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確定自己的題材和畫風，其中一些人確實獲得了成功。我更喜歡那些忠實於自己的內心追求的藝術家，雖然他們在名利方麵未必成功，比如劉彥。當時和我交往最密切的畫家是劉彥和廣義，他倆是好朋友，有一陣幾乎形影不離。這兩個人都聰明可愛，但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認識劉彥很早，1986年8月在安徽歙縣講尼采，課後他飄然而至，年輕單純得像一個安琪兒。他告訴我，他是自費來聽這個班的，發現台上講課的都是知識大眾，正感到失望，幸虧有我，才沒有白來。他還跟我講了專程到北京複印《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經歷。其後不久，他到北京定居，還把廣義介紹給了我，我們都有一見如故之感。廣義說：“來見你，有一種拜見名人的感覺。真沒想到你是這樣的，真好!”劉彥說：“我向人談國平，不說他的書，隻說他的眼睛——國平是個孩子。”廣義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成功。他說：“如今不是梵穀的時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後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記。”他搞政治波普，用繪畫進行文化批判，一度名聲大噪，是新潮畫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來的人之一。他讚賞劉彥，說劉彥很本質，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後再回到本質。我感到自己和劉彥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樣遠離時代，追求本真的東西。他這樣評論尼采：“古希臘是單純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複雜整掉，回到古希臘的單純。”一句話就把尼采說清楚了。不過，他的路相當艱難。他像梵穀一樣與樸素的事物有著血肉的聯繫，迷戀於畫簡單的風景和靜物，但賣不出去，生活得窮困潦倒。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對我說：“過去我獨自在樹林裏坐著，感到非常寧靜。現在感覺不對了，朋友們都在掙錢，從他們那裏回來，獨自一人，有一種淒涼的感覺。好像一個從小離家的孩子，長大後回到家，總覺得不是想像中的家了，怎麽那樣老舊。”他曾經試圖順應時代，一度改做裝置，終因不合性情而放棄了。現在，他在北京郊區一個村子裏過著最簡樸的日子，像中世紀的農民一樣與世隔絕，安心畫他的風景畫和靜物畫，完全不關心這些畫能不能賣出去。我知道，他已經回到他自己的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