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忍不住到侯家路去了。可是，不再有侯家路了。那一帶已經變成一片廢墟，一個巨大 的工地。遭到覆滅命運的不隻是侯家路，還有許多別的路，它們已經永遠從地球上消失了。 當然，從城市建設的眼光看，這些破舊房屋早就該拆除了，毫不足惜。不久後，這裏將屹立 起氣派十足的豪華建築，令一切感傷的回憶寒酸得無地自容。所以，我趕快拿起筆來，為侯 家路也為自己保留一點私人的紀念。
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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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的蘇格拉底
周國平
《儒林外史》中有一個著名的情節：嚴監生臨死之時，伸著兩個指頭，總不肯斷氣 ，眾人猜說紛紜而均不合其意。惟有他的老婆趙氏明白，他是為燈盞裏點了兩莖燈草放心不 下，恐費了油，忙走去挑掉一莖。嚴監生果然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
奇怪的是，我由這個情節忽然聯想到了蘇格拉底臨終前的一個情節。據柏拉圖的《斐多篇》 記載，蘇格拉底在獄中遵照判決飲了毒鴆，仰麵躺下靜等死亡，死前的一剎那突然揭開臉上 的遮蓋物，對守在他身邊的最親近的弟子說："克裏托，我還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隻公雞， 千萬別忘了。"這句話成了這位西方第一大哲的最後遺言。包括克裏托在內，當時在場的有 十多人，隻怕沒有一個人猜得中這句話的含意，一如趙氏之善解嚴監生的那兩個指頭。
在生命的最後一天，蘇格拉底過得幾乎和平時沒有什麽不同。他仍然那樣誨人不倦，與來探 望他的年輕人從容談論哲學，隻是由於自知大限在即，談話的中心便圍繞著死亡問題。《斐 多篇》通過當時在場的斐多之口，詳細記錄了他在這一天的談話。談話從清晨延續到黃昏， 他反覆論證著哲學家之所以不但不怕死、而且樂於赴死的道理。這道理歸結起來便是：哲學 所追求的目標是使靈魂擺脫肉體而獲得自由，而死亡無非就是靈魂徹底擺脫了肉體，因而正 是哲學所要尋求的那種理想境界。一個人如果在有生之年就努力使自己淡然於肉體的快樂， 專注於靈魂的生活，他的靈魂就會適合於啟程前往另一個世界，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哲學活動 ，也是把哲學稱做"預習死亡"的原因所在。
這一番論證有一個前提，就是相信靈魂不死。蘇格拉底對此好像是深信不疑的。在一般人看 來，天鵝的絕唱表達了臨終的悲哀，蘇格拉底卻給了它一個詩意的解釋，說它是因為預見到 死後另一個世界的美好而唱出的幸福之歌。可是，詩意歸詩意，他終於還是承認，所謂靈魂 不死隻是一個"值得為之冒險的信念"。
凡活著的人的確都無法參透死後的神秘。依我之見，哲人之為哲人，倒也不在於相信靈魂不 死，而在於不管靈魂是否不死，都依然把靈魂生活當作人生中惟一永恆的價值看待，據此來 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從而對過眼雲煙的塵世生活持一種超脫的態度。那個嚴監生臨死前伸 著兩個指頭，眾人有說為惦念兩筆銀子的，有說為牽掛兩處田產的，結果卻是因為顧忌兩莖 燈草費油，委實吝嗇得可笑。但是，如果他真是為了掛念銀子、田產等等而不肯瞑目，就不 可笑了嗎?凡是死到臨頭仍然看不破塵世利益而為遺產、葬禮之類操心的人，其實都和嚴監 生一樣可笑，區別隻在於他們看到的燈草也許不止兩莖，因而放心不下的是更多的燈油罷了 。蘇格拉底眼中卻沒有一莖燈草，在他飲鴆之前，克裏托問他對後事有何囑託，需要為孩子 們做些什麽，他說隻希望克裏托照顧好自己，智慧地生活，別無囑託。又問他葬禮如何舉行 ，他笑道："如果你們能夠抓住我，願意怎麽埋葬就怎麽埋葬吧。"在他看來，隻有他的靈 魂才是蘇格拉底，他死後不管這靈魂去向何方，那具沒有靈魂的屍體與蘇格拉底已經完全不 相幹了。
那麽，蘇格拉底那句奇怪的最後遺言究竟是什麽意思呢?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臘神話中的醫 藥之神，蔑視肉體的蘇格拉底竟要克裏托在他的肉體死去之後，替他向這個司肉體的病痛及 治療的神靈獻祭一隻公雞，這不會是一種諷刺嗎?或者如尼采所說，這句話喻示生命是一種 疾病，因而暴露了蘇格拉底骨子裏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曾懷疑一切超脫的哲人胸懷中都藏 著悲觀的底蘊，這懷疑在蘇格拉底身上也應驗了麽?
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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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與杜甫》內外
周國平
"文革"中，郭沫若接連失去了兩個兒子，其中之一的世英是我的好友 。世英死後不久，我從北大畢業，被分配到洞庭湖區的一個軍隊農場勞動。農場的生活十分 單調，洞庭湖的汪洋把我們與外界隔絕，每天無非是挖渠、種田和聽軍隊幹部訓話，加上我 始終沉浸在世英之死的哀痛中，心情是很壓抑的。在那一年半裏，與郭家的通信成了我的最 大安慰。
有一回，我給建英寄了一些我在農場寫的詩，其中一首由李白詩句點化而來。詩寫得並不好 ，我當時的詩大多強作豪邁，意在使自己振作。但是，建英回信轉述了郭老的鼓勵，誇我很 有詩才，並說郭老又寫給他一首李白的詩："鏟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 洞庭秋。"問我一個問題：君山那樣的好，為什麽要鏟卻它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黃 鶴樓"、"倒卻鸚鵡洲"一樣，"鏟卻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麽目的。建英在 下一封信中揭破謎底：剷平君山是為了造田種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殺洞庭秋"了。
後來我收到於立群寄給我的《李白與杜甫》一書，才知道郭老當時正在研究李白。在這部書 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對上述謎語的解答和他的反駁也寫了進去。同一書中還第一次發表了 他寫的一首詞，正是他曾經抄錄給我的《水調歌頭?遊采石磯》。離京前夕，我到他家告別 ，他拿出這幅大約四開大的墨跡，為我誦讀了一遍，蓋章後送給了我。"借問李夫子：願否 與同舟?"我很喜歡這個意境。可惜的是，於立群顧忌到我所要去的軍隊農場的政治環境， 建議我不要帶去，我便把這幅字留在郭家了。
《李白與杜甫》初版於一九七一年，我不知道郭老是從何時開始構思這部書的，有一點似乎 可以肯定：該書的大部分寫作及完稿是在他連喪二子的一九六八年之後。可以想見，當時他 的心境是多麽低鬱，這種心境在他給我的信裏也有曲折的表達。他在一封信中寫道："非常 羨慕你，你現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接著提到了世英："我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棵嫩苗從土壤中拔起了的一樣，結果 是什麽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你是了解的。"世英原是北大學生，因"思想問題"而被安 排到一所農場勞動，兩年後轉學到北京農業大學，"文革"中被那裏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在 另一封信中，因為我曾嘆息自己雖然出胎生骨的時間不長，脫胎換骨卻難乎其難，郭老如此 寫道："用你的話來說，我是出胎生骨的時間太長了，因而要脫胎換骨近乎不可能了。 在我，實在是遺憾。"這些因"文革"遭際而悔己一生之路的悲言是異常真實的，我從中讀 出了郭老對當時中國政治的無奈和絕望。他在這樣的心境下研究李白，很可能也是感情上的 一種寄託。他褒揚李白性格中天真脫俗的一麵，批評其看重功名的一麵，而最後落腳在對李 白臨終那年寫的《下途歸石門舊居》一詩的詮釋上。他對這首向來不受重視的詩評價極高， 視之為李白的覺醒之作和一生的總結，說它表明"李白從農民的腳踏實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 生的正路"，從而向"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整個市儈社會""訣別"了。姑且不論這種解 釋是否牽強，或者說，正因為有些牽強，我們豈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種覺醒和 總結?聯繫到他給我的信中的話，我能體會出其中隱含著的憤懣：政治如此黑暗，善良的人 的惟一正路是遠離政治，做一個地道的農民。也正是在同一意義上，我理解了他寫給我的這 句"豪言壯語"："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邁步前進。在泥巴中紮根越深越好 ，越久越好。紮穿地球紮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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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的蘇格拉底
周國平
《儒林外史》中有一個著名的情節：嚴監生臨死之時，伸著兩個指頭，總不肯斷氣 ，眾人猜說紛紜而均不合其意。惟有他的老婆趙氏明白，他是為燈盞裏點了兩莖燈草放心不 下，恐費了油，忙走去挑掉一莖。嚴監生果然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
奇怪的是，我由這個情節忽然聯想到了蘇格拉底臨終前的一個情節。據柏拉圖的《斐多篇》 記載，蘇格拉底在獄中遵照判決飲了毒鴆，仰麵躺下靜等死亡，死前的一剎那突然揭開臉上 的遮蓋物，對守在他身邊的最親近的弟子說："克裏托，我還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隻公雞， 千萬別忘了。"這句話成了這位西方第一大哲的最後遺言。包括克裏托在內，當時在場的有 十多人，隻怕沒有一個人猜得中這句話的含意，一如趙氏之善解嚴監生的那兩個指頭。
在生命的最後一天，蘇格拉底過得幾乎和平時沒有什麽不同。他仍然那樣誨人不倦，與來探 望他的年輕人從容談論哲學，隻是由於自知大限在即，談話的中心便圍繞著死亡問題。《斐 多篇》通過當時在場的斐多之口，詳細記錄了他在這一天的談話。談話從清晨延續到黃昏， 他反覆論證著哲學家之所以不但不怕死、而且樂於赴死的道理。這道理歸結起來便是：哲學 所追求的目標是使靈魂擺脫肉體而獲得自由，而死亡無非就是靈魂徹底擺脫了肉體，因而正 是哲學所要尋求的那種理想境界。一個人如果在有生之年就努力使自己淡然於肉體的快樂， 專注於靈魂的生活，他的靈魂就會適合於啟程前往另一個世界，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哲學活動 ，也是把哲學稱做"預習死亡"的原因所在。
這一番論證有一個前提，就是相信靈魂不死。蘇格拉底對此好像是深信不疑的。在一般人看 來，天鵝的絕唱表達了臨終的悲哀，蘇格拉底卻給了它一個詩意的解釋，說它是因為預見到 死後另一個世界的美好而唱出的幸福之歌。可是，詩意歸詩意，他終於還是承認，所謂靈魂 不死隻是一個"值得為之冒險的信念"。
凡活著的人的確都無法參透死後的神秘。依我之見，哲人之為哲人，倒也不在於相信靈魂不 死，而在於不管靈魂是否不死，都依然把靈魂生活當作人生中惟一永恆的價值看待，據此來 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從而對過眼雲煙的塵世生活持一種超脫的態度。那個嚴監生臨死前伸 著兩個指頭，眾人有說為惦念兩筆銀子的，有說為牽掛兩處田產的，結果卻是因為顧忌兩莖 燈草費油，委實吝嗇得可笑。但是，如果他真是為了掛念銀子、田產等等而不肯瞑目，就不 可笑了嗎?凡是死到臨頭仍然看不破塵世利益而為遺產、葬禮之類操心的人，其實都和嚴監 生一樣可笑，區別隻在於他們看到的燈草也許不止兩莖，因而放心不下的是更多的燈油罷了 。蘇格拉底眼中卻沒有一莖燈草，在他飲鴆之前，克裏托問他對後事有何囑託，需要為孩子 們做些什麽，他說隻希望克裏托照顧好自己，智慧地生活，別無囑託。又問他葬禮如何舉行 ，他笑道："如果你們能夠抓住我，願意怎麽埋葬就怎麽埋葬吧。"在他看來，隻有他的靈 魂才是蘇格拉底，他死後不管這靈魂去向何方，那具沒有靈魂的屍體與蘇格拉底已經完全不 相幹了。
那麽，蘇格拉底那句奇怪的最後遺言究竟是什麽意思呢?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臘神話中的醫 藥之神，蔑視肉體的蘇格拉底竟要克裏托在他的肉體死去之後，替他向這個司肉體的病痛及 治療的神靈獻祭一隻公雞，這不會是一種諷刺嗎?或者如尼采所說，這句話喻示生命是一種 疾病，因而暴露了蘇格拉底骨子裏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曾懷疑一切超脫的哲人胸懷中都藏 著悲觀的底蘊，這懷疑在蘇格拉底身上也應驗了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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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與杜甫》內外
周國平
"文革"中，郭沫若接連失去了兩個兒子，其中之一的世英是我的好友 。世英死後不久，我從北大畢業，被分配到洞庭湖區的一個軍隊農場勞動。農場的生活十分 單調，洞庭湖的汪洋把我們與外界隔絕，每天無非是挖渠、種田和聽軍隊幹部訓話，加上我 始終沉浸在世英之死的哀痛中，心情是很壓抑的。在那一年半裏，與郭家的通信成了我的最 大安慰。
有一回，我給建英寄了一些我在農場寫的詩，其中一首由李白詩句點化而來。詩寫得並不好 ，我當時的詩大多強作豪邁，意在使自己振作。但是，建英回信轉述了郭老的鼓勵，誇我很 有詩才，並說郭老又寫給他一首李白的詩："鏟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 洞庭秋。"問我一個問題：君山那樣的好，為什麽要鏟卻它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黃 鶴樓"、"倒卻鸚鵡洲"一樣，"鏟卻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麽目的。建英在 下一封信中揭破謎底：剷平君山是為了造田種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殺洞庭秋"了。
後來我收到於立群寄給我的《李白與杜甫》一書，才知道郭老當時正在研究李白。在這部書 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對上述謎語的解答和他的反駁也寫了進去。同一書中還第一次發表了 他寫的一首詞，正是他曾經抄錄給我的《水調歌頭?遊采石磯》。離京前夕，我到他家告別 ，他拿出這幅大約四開大的墨跡，為我誦讀了一遍，蓋章後送給了我。"借問李夫子：願否 與同舟?"我很喜歡這個意境。可惜的是，於立群顧忌到我所要去的軍隊農場的政治環境， 建議我不要帶去，我便把這幅字留在郭家了。
《李白與杜甫》初版於一九七一年，我不知道郭老是從何時開始構思這部書的，有一點似乎 可以肯定：該書的大部分寫作及完稿是在他連喪二子的一九六八年之後。可以想見，當時他 的心境是多麽低鬱，這種心境在他給我的信裏也有曲折的表達。他在一封信中寫道："非常 羨慕你，你現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接著提到了世英："我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棵嫩苗從土壤中拔起了的一樣，結果 是什麽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你是了解的。"世英原是北大學生，因"思想問題"而被安 排到一所農場勞動，兩年後轉學到北京農業大學，"文革"中被那裏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在 另一封信中，因為我曾嘆息自己雖然出胎生骨的時間不長，脫胎換骨卻難乎其難，郭老如此 寫道："用你的話來說，我是出胎生骨的時間太長了，因而要脫胎換骨近乎不可能了。 在我，實在是遺憾。"這些因"文革"遭際而悔己一生之路的悲言是異常真實的，我從中讀 出了郭老對當時中國政治的無奈和絕望。他在這樣的心境下研究李白，很可能也是感情上的 一種寄託。他褒揚李白性格中天真脫俗的一麵，批評其看重功名的一麵，而最後落腳在對李 白臨終那年寫的《下途歸石門舊居》一詩的詮釋上。他對這首向來不受重視的詩評價極高， 視之為李白的覺醒之作和一生的總結，說它表明"李白從農民的腳踏實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 生的正路"，從而向"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整個市儈社會""訣別"了。姑且不論這種解 釋是否牽強，或者說，正因為有些牽強，我們豈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種覺醒和 總結?聯繫到他給我的信中的話，我能體會出其中隱含著的憤懣：政治如此黑暗，善良的人 的惟一正路是遠離政治，做一個地道的農民。也正是在同一意義上，我理解了他寫給我的這 句"豪言壯語"："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邁步前進。在泥巴中紮根越深越好 ，越久越好。紮穿地球紮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