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節：留德十年(34)
我的女房東是一個平常人，當然不能免俗。當年德國社會中非常重視學銜，說話必須稱呼對方的頭銜。對方是教授，必須呼之為"教授先生";對方是博士，必須呼之為"博士先生"。不這樣，就顯得有點不禮貌。女房東當然不會是例外。我通過了博士口試以後，當天晚上"匯報"時，她突然笑著問我："我從今以後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我真是大吃一驚，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我連忙說："完全沒有必要!"她也不再堅持，仍然照舊叫我"季先生!"我稱她為"歐樸爾太太!"相安無事。
一想到我的母親般的女房東，我就回憶聯翩。在漫長的十年中，我們晨夕相處，從來沒有任何矛盾。值得回憶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了，即使回憶困難時期的情景，這回憶也仍然是甜蜜的。這些回憶一時是寫不完的，因此我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離開德國以後，在瑞士停留期間，我曾給女房東寫過幾次信。回國以後，在北平，我費了千辛萬苦，弄到了一罐美國咖啡，大喜若狂。我知道，她同許多德國人一樣，嗜咖啡若命。我連忙跑到郵局，把郵包寄走，期望它能越過千山萬水，送到老太太手中，讓她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獲得一點喜悅。我不記得收到了她的回信。到了五十年代，"海外關係"成了十分危險的東西。我再也不敢寫信給她，從此便雲天渺茫，互不相聞。正如杜甫所說的"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
1983年，在離開哥廷根將近四十年之後，我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特意擠出時間，到我的故居去看了看。房子整潔如故，四十年漫長歲月的痕跡一點也看不出來。我走上三樓，我的住房門外的銅牌上已經換了名字。我也無從打聽女房東的下落，她恐怕早已離開了人世，同她丈夫一起，靜臥在公墓的一個角落裏。我回首前塵，百感交集。人生本來就是這樣，我有什麽辦法呢?我隻有虔心禱祝她那在天之靈--如果有的話--永遠安息。
二四反希特勒的人們二四反希特勒的人們
出國前夕，清華的一位老師告誡我說，德國是法西斯專政的國家，一定要謹言慎行。對政治不要隨便發表意見。
這些語重心長的話，我憶念不忘。
到了德國以後，排猶高潮已經接近尾聲。老百姓絕大多數擁護希特勒，至少表麵上是這樣。我看不出壓迫老百姓的情況。輿論當然是統一的，"萬眾一心"。這不一定就是鉗製的結果，老百姓有的是清清楚楚地擁護這一套，有的是糊裏糊塗地擁護這一套，總之是擁護的。我上麵曾經說到，我認識一個德國女孩子，她甚至想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這話恐怕是出自內心的。但是不見得人人都是如此。至於德國人心裏究竟是怎麽想的，我這局外人就無從說起了。
希特勒的內政外交，我們可以存而不論;但是他那一套誣衊中國人的理論，我們卻不應該置之不理。他說，世界上隻有他們所謂的"北方人"是文明的創造者，而中國人等則是文明的破壞者。這種胡說八道的謬論，引起了中國留學生的極大的憤怒。但是，我們是寄人籬下，隻是敢怒而不敢言了。
在我認識的德國人中間，確實也有激烈的反對希特勒的人。不過人數極少極少，而且為了自己的安全起見，都隱忍不露。我同德國人在一起，不管是多麽要好的朋友，我都嚴守"莫談國事"的座右銘。日子一久，他們也都看出了這一點。有的就主動跟我談希特勒，先是談，後是罵，最後是破口大罵。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退休的法官，歲數比我大一倍還要多。我原來並不認識他，是一個中國學生先認識的。這位中國學生來歷詭秘，看來像是藍衣社之類，我們都不大樂意同他往來。但他卻認識了這樣一個反希特勒的法官。他的主子是崇拜希特勒的，從這一點來看，他實在是一個"不肖"之徒。不管怎樣，我們也就認識了這一位退休法官。希特勒的所作所為，他無不激烈反對。我沒到他家裏去過，他好像是一個孤苦伶仃的老漢。隻有同我們在一起時，才敢講幾句心裏話，發泄一下滿腹的牢騷。我看，這就成了這一位表情嚴肅的老人的最大樂趣了。
另外一個反希特勒的德國朋友，是一位大學醫科的學生。我原來也並不認識他，是龍丕炎先認識的。他年紀還輕，不過二十來歲，同我自己差不多。同那位法官正相反，他熱情洋溢，精力充沛，黑頭髮，黑眉毛，透露出機警聰明。他的家世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他反對希特勒的背景。"反對希魔同路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有了這一條，我們就走到一起來了。
在德國人民中，在大學的圈子裏，反對希特勒的人，一定還有，但是決不會太多。一般說起來，德國人在政治上並不敏感，而且有點遲鈍。能認識這兩個人，也就很不錯了，我也很滿意了。我們幾個常在一起的中國學生，不常同他們往來。有時候，在星期天，我們相約到山上林中去散步。我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大概也一樣。記得有幾次在春天，風和日麗，林泛新綠，鳥語花香，寂靜無人。我們坐在長椅上，在駘蕩的春風中，大罵希特勒，也確實是人生一樂。林深人稀，不怕有人偷聽，每個人都敢於放言高論，胸中鬱壘，一朝滌盡。此時，雖然身邊眼前美景如畫，我們都視而不見了。
第36節：留德十年(35)
現在，法官恐怕早已逝世。從年齡上來看，醫科學生還應活著。但是，哥城一別，從未通過音問，他的情況我完全茫然。可是我有時還會想到這一位異邦的朋友。人世變幻，盛會難再，不禁惘然了。
二五伯恩克(boehncke)一家二五伯恩克(boehncke)一家
講到反對希特勒的人，我不禁想到伯恩克一家。
所謂一家，隻有母女二人。我先認識伯恩克小姐。原來我們可以算是同學，她年齡比我大幾歲，是學習斯拉夫語言學的。我上麵已經說過，斯拉夫語研究所也在高斯-韋伯樓裏麵，同梵文研究所共占一層樓。一走進二樓大房間的門，中間是伊朗語研究所，向左轉是梵文研究所，向右轉是斯拉夫語研究所。我天天到研究所來，伯恩克小姐雖然不是天天來，但也常來。我們共同跟馮·格林博士學俄文，因此就認識了。她有時請我到她家裏去吃茶。我也介紹了張維和陸士嘉同她認識。她家裏隻有一個老母親。父親已經去世，據說生前是一個什麽學的教授，在德國屬於高薪階層。因此經濟情況是相當好的，自己住一層樓，家裏擺設既富麗堂皇，又古色古香。風聞伯恩克小姐的父親是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猶太人，已經越過了被屠殺被迫害的臨界線，所以才能安然住下去。但是，既然有這樣一層瓜葛，她們對希特勒抱有強烈的反感，這也就成了我們能談得來的基礎。
伯恩克小姐是高才生，會的語言很多。專就斯拉夫語而言，她就會俄文、捷克文、南斯拉夫文等等。這是她的主係，並不令人吃驚。至於她的兩個副係是什麽，我忘記了，也許當時就不知道，總之是說不出來了。她比我高幾年，學習又非常優秀;因為是女孩子，沒有被征從軍。對她來說，才能和時間都是綽綽有餘的。但是到了我通過博士口試時，她依然是一個大學生。以她的才華和勤奮，似乎不應該這樣子。然而竟是這樣子，箇中隱秘我不清楚。
我的女房東是一個平常人，當然不能免俗。當年德國社會中非常重視學銜，說話必須稱呼對方的頭銜。對方是教授，必須呼之為"教授先生";對方是博士，必須呼之為"博士先生"。不這樣，就顯得有點不禮貌。女房東當然不會是例外。我通過了博士口試以後，當天晚上"匯報"時，她突然笑著問我："我從今以後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我真是大吃一驚，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我連忙說："完全沒有必要!"她也不再堅持，仍然照舊叫我"季先生!"我稱她為"歐樸爾太太!"相安無事。
一想到我的母親般的女房東，我就回憶聯翩。在漫長的十年中，我們晨夕相處，從來沒有任何矛盾。值得回憶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了，即使回憶困難時期的情景，這回憶也仍然是甜蜜的。這些回憶一時是寫不完的，因此我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離開德國以後，在瑞士停留期間，我曾給女房東寫過幾次信。回國以後，在北平，我費了千辛萬苦，弄到了一罐美國咖啡，大喜若狂。我知道，她同許多德國人一樣，嗜咖啡若命。我連忙跑到郵局，把郵包寄走，期望它能越過千山萬水，送到老太太手中，讓她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獲得一點喜悅。我不記得收到了她的回信。到了五十年代，"海外關係"成了十分危險的東西。我再也不敢寫信給她，從此便雲天渺茫，互不相聞。正如杜甫所說的"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
1983年，在離開哥廷根將近四十年之後，我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特意擠出時間，到我的故居去看了看。房子整潔如故，四十年漫長歲月的痕跡一點也看不出來。我走上三樓，我的住房門外的銅牌上已經換了名字。我也無從打聽女房東的下落，她恐怕早已離開了人世，同她丈夫一起，靜臥在公墓的一個角落裏。我回首前塵，百感交集。人生本來就是這樣，我有什麽辦法呢?我隻有虔心禱祝她那在天之靈--如果有的話--永遠安息。
二四反希特勒的人們二四反希特勒的人們
出國前夕，清華的一位老師告誡我說，德國是法西斯專政的國家，一定要謹言慎行。對政治不要隨便發表意見。
這些語重心長的話，我憶念不忘。
到了德國以後，排猶高潮已經接近尾聲。老百姓絕大多數擁護希特勒，至少表麵上是這樣。我看不出壓迫老百姓的情況。輿論當然是統一的，"萬眾一心"。這不一定就是鉗製的結果，老百姓有的是清清楚楚地擁護這一套，有的是糊裏糊塗地擁護這一套，總之是擁護的。我上麵曾經說到，我認識一個德國女孩子，她甚至想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這話恐怕是出自內心的。但是不見得人人都是如此。至於德國人心裏究竟是怎麽想的，我這局外人就無從說起了。
希特勒的內政外交，我們可以存而不論;但是他那一套誣衊中國人的理論，我們卻不應該置之不理。他說，世界上隻有他們所謂的"北方人"是文明的創造者，而中國人等則是文明的破壞者。這種胡說八道的謬論，引起了中國留學生的極大的憤怒。但是，我們是寄人籬下，隻是敢怒而不敢言了。
在我認識的德國人中間，確實也有激烈的反對希特勒的人。不過人數極少極少，而且為了自己的安全起見，都隱忍不露。我同德國人在一起，不管是多麽要好的朋友，我都嚴守"莫談國事"的座右銘。日子一久，他們也都看出了這一點。有的就主動跟我談希特勒，先是談，後是罵，最後是破口大罵。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退休的法官，歲數比我大一倍還要多。我原來並不認識他，是一個中國學生先認識的。這位中國學生來歷詭秘，看來像是藍衣社之類，我們都不大樂意同他往來。但他卻認識了這樣一個反希特勒的法官。他的主子是崇拜希特勒的，從這一點來看，他實在是一個"不肖"之徒。不管怎樣，我們也就認識了這一位退休法官。希特勒的所作所為，他無不激烈反對。我沒到他家裏去過，他好像是一個孤苦伶仃的老漢。隻有同我們在一起時，才敢講幾句心裏話，發泄一下滿腹的牢騷。我看，這就成了這一位表情嚴肅的老人的最大樂趣了。
另外一個反希特勒的德國朋友，是一位大學醫科的學生。我原來也並不認識他，是龍丕炎先認識的。他年紀還輕，不過二十來歲，同我自己差不多。同那位法官正相反，他熱情洋溢，精力充沛，黑頭髮，黑眉毛，透露出機警聰明。他的家世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他反對希特勒的背景。"反對希魔同路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有了這一條，我們就走到一起來了。
在德國人民中，在大學的圈子裏，反對希特勒的人，一定還有，但是決不會太多。一般說起來，德國人在政治上並不敏感，而且有點遲鈍。能認識這兩個人，也就很不錯了，我也很滿意了。我們幾個常在一起的中國學生，不常同他們往來。有時候，在星期天，我們相約到山上林中去散步。我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大概也一樣。記得有幾次在春天，風和日麗，林泛新綠，鳥語花香，寂靜無人。我們坐在長椅上，在駘蕩的春風中，大罵希特勒，也確實是人生一樂。林深人稀，不怕有人偷聽，每個人都敢於放言高論，胸中鬱壘，一朝滌盡。此時，雖然身邊眼前美景如畫，我們都視而不見了。
第36節：留德十年(35)
現在，法官恐怕早已逝世。從年齡上來看，醫科學生還應活著。但是，哥城一別，從未通過音問，他的情況我完全茫然。可是我有時還會想到這一位異邦的朋友。人世變幻，盛會難再，不禁惘然了。
二五伯恩克(boehncke)一家二五伯恩克(boehncke)一家
講到反對希特勒的人，我不禁想到伯恩克一家。
所謂一家，隻有母女二人。我先認識伯恩克小姐。原來我們可以算是同學，她年齡比我大幾歲，是學習斯拉夫語言學的。我上麵已經說過，斯拉夫語研究所也在高斯-韋伯樓裏麵，同梵文研究所共占一層樓。一走進二樓大房間的門，中間是伊朗語研究所，向左轉是梵文研究所，向右轉是斯拉夫語研究所。我天天到研究所來，伯恩克小姐雖然不是天天來，但也常來。我們共同跟馮·格林博士學俄文，因此就認識了。她有時請我到她家裏去吃茶。我也介紹了張維和陸士嘉同她認識。她家裏隻有一個老母親。父親已經去世，據說生前是一個什麽學的教授，在德國屬於高薪階層。因此經濟情況是相當好的，自己住一層樓，家裏擺設既富麗堂皇，又古色古香。風聞伯恩克小姐的父親是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猶太人，已經越過了被屠殺被迫害的臨界線，所以才能安然住下去。但是，既然有這樣一層瓜葛，她們對希特勒抱有強烈的反感，這也就成了我們能談得來的基礎。
伯恩克小姐是高才生，會的語言很多。專就斯拉夫語而言，她就會俄文、捷克文、南斯拉夫文等等。這是她的主係，並不令人吃驚。至於她的兩個副係是什麽，我忘記了，也許當時就不知道，總之是說不出來了。她比我高幾年，學習又非常優秀;因為是女孩子，沒有被征從軍。對她來說，才能和時間都是綽綽有餘的。但是到了我通過博士口試時，她依然是一個大學生。以她的才華和勤奮，似乎不應該這樣子。然而竟是這樣子，箇中隱秘我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