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輕的夫人,兩個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亞斯,約有五六歲,小的叫史蒂芬,隻有二三歲。史蒂芬對我特別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從遠處飛跑過來,撲到我的懷裏。他母親教導我說:"此時你應該抱住孩子,身子轉上兩三圈,小孩子最喜歡這玩意!"教授夫人很和氣,好像有點愣頭愣腦,說話直爽,但有時候沒有譜兒。


    布勞恩教授的家離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鍾就能走到。因此,我常到他家裏去玩。他有一幅中國古代的刺繡,上麵繡著五個大字:時有溪山興。他要我翻譯出來。從此他對漢文產生了興趣,自己買了一本漢德字典,念唐詩。他把每一個字都查出來,居然也能講出一些意思。我給他改正,並講一些語法常識。對漢語的語法結構,他覺得既極怪而又極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歐語係語言迥乎不同。他認為,漢語沒有形態變化,也可能是優點,它能給讀者以極大的聯想自由,不像印歐語言那樣被形態變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擅長油畫。有一天,他忽然建議要給我畫像。我自然應允了。於是有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我天天到他家裏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當模特兒。畫完了以後,他問我的意見。我對畫不是內行,但是覺得畫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滿意了。在科學研究方麵,他也表現了他的才藝。他的文章和專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國學派的拿手好戲:語言考據之學。用中國的術語來說,他擅長義理。他有一本講19世紀沙俄文學的書,就是專從義理方麵著眼,把列·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列為兩座高峰,而展開論述,極有獨特的見解,思想深刻,觀察細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沒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覺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總之,布勞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學是頗為不得誌的。正教授沒有份兒,哥廷根科學院院士更不沾邊兒。有一度,他告訴我,斯特拉斯堡大學有一個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帶了去。後來不知為什麽,沒有實現。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後我重新訪問西德時,我去看他,他才告訴我,他在哥廷根大學終於得到了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認為可以滿意了。然而他已經老了,無復年輕時的瀟灑英俊。我一進門他第一句話說是:"你晚來了一點,她已經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誰,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亞斯和史蒂芬都長大了,不在身邊。老人看來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會中,失掉了實用價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無言了。去年聽德國來人說,他已經去世。我謹以心香一瓣,祝願他永遠安息!


    第31節:留德十年(30)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國老師是馮·格林(dr?von


    grimm)博士。據說他是來自俄國的德國人,俄文等於是他的母語。在大學裏,他是俄文講師。大概是因為他從來沒有發表過什麽學術論文,所以連副教授的頭銜都沒有。在德國,不管你外語多麽到家,隻要沒有學術著作,就不能成為教授。工齡長了,工資可能很高,名位卻不能改變。這一點同中國是很不一樣的。中國教授貶值,教授膨脹,由來久矣。這也算是中國的"特色"吧。反正馮·格林始終隻是講師。他教我俄文時已經白髮蒼蒼,心裏總好像是有一肚子氣,終日鬱鬱寡歡。他隻有一個老伴,他們就住在高斯-韋伯樓的三樓上,屋子極為簡陋。老太太好像終年有病,不大下樓。但心眼極好,聽說我患了神經衰弱症,夜裏盜汗,特意送給我一個雞蛋,補養身體。要知道,當時一個雞蛋抵得上一個元寶,在餓急了的時候,雞蛋能吃,而元寶則不能。這一番情意,我異常感激。馮·格林博士還親自找到大學醫院的內科主任沃爾夫(wolf)教授,請他給我檢查。我到了醫院,沃爾夫教授仔仔細細地檢查過以後,告訴我,這隻是神經衰弱,與肺病毫不相幹。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塊心病,如獲重生。這更增加了我對這兩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離開德國以後,沒有能再見到他們,想他們早已離開人世了,卻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來的老師當然不限於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馮·素頓(von


    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懷爾德(wilde),哲學教授海澤(heyse),藝術史教授菲茨圖姆(vitzthum)侯爵,德文教授麥伊(may),伊朗語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聽過課或有過來往,他們待我親切和藹,我都永遠不會忘記。我在這裏就不一一敘述了。


    二二學習吐火羅文二二學習吐火羅文


    我在上麵曾講到偶然性,我也經常想到偶然性。一個人一生中不能沒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給人招災,也能給人造福。


    我學習吐火羅文,就與偶然性有關。


    說句老實話,我到哥廷根以前,沒有聽說過什麽吐火羅文。到了哥廷根以後,讀通了吐火羅文的大師西克就在眼前,我也還沒有想到學習吐火羅文。原因其實是很簡單的,我要學三個係,已經選了那麽多課程,學了那麽多語言,已經是超負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時候我覺得過了頭),我學外語的才能不能說一點都沒有,但是決非語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負荷上再超負荷。而且我還想到,我是中國人,到了外國,我就代表中國。我學習砸了鍋,丟個人的臉是小事,丟國家的臉卻是大事,決不能掉以輕心。因此,我隨時警告自己:自己的攤子已經鋪得夠大了,決不能再擴大了。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


    但是,正如我在上麵已經講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爆發,瓦爾德施米特被征從軍,西克出來代理他。老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戲統統傳給我。他早已越過古稀之年。難道他不知道教書的辛苦嗎?難道他不知道在家裏頤養天年會更舒服嗎?但又為什麽這樣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個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絕學傳授給我這個異域的青年,讓印度學和吐火羅學在中國生根開花。難道這裏麵還有某一些極"左"的先生們所說的什麽侵略的險惡用心嗎?中國佛教史上有不少傳法、傳授衣缽的佳話,什麽半夜裏秘密傳授,什麽有其他弟子嫉妒,等等,我當時都沒有碰到,大概是因為時移事遷今非昔比了吧。倒是最近我碰到了一件類似這樣的事情。說來話長,不講也罷。


    總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羅文,絲毫沒有徵詢意見的意味,他也不留給我任何考慮的餘地。他提出了意見,立刻安排時間,馬上就要上課。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動了,除了感激之外,還能有什麽話說呢?我下定決心,擴大自己的攤子,"捨命陪君子"了。


    能夠到哥廷根來跟這一位世界權威學習吐火羅文,是世界上許多學者的共同願望。多少人因為得不到這樣的機會而自怨自艾。我現在是近水樓台,是為許多人所艷羨的,這一點我是非常清楚的。我要是不學,實在是難以理解的。正在西克給我開課的時候,比利時的一位治西臺文的專家沃爾特·古勿勒(walter


    couvreur)來到哥廷根,想從西克教授治吐火羅文。時機正好,於是一個吐火羅文特別班就開辦起來了。大學的課程表上並沒有這樣一門課,而且隻有兩個學生,還都是外國人,真是一個特別班。可是西克並不馬虎,以他那耄耋之年,每周有幾次從城東的家中穿過全城,走到高斯-韋伯樓來上課。精神矍鑠,腰板挺直,不拿手杖,不戴眼鏡,他本身簡直就是一個奇蹟。走這樣遠的路,卻從來沒有人陪他。他無兒無女,家裏沒有人陪,學校裏當然更不管這些事。尊老的概念,在西方國家,幾乎根本沒有。西方社會是實用主義的社會,一個人對社會有用,他就有價值;一旦沒用,價值立消。沒有人認為其中有什麽不妥之處。因此西克教授對自己的處境也就安之若素,處之泰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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