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禰衡罵曹操。章太炎罵袁世凱，大家都知道，章太炎掛著大勳章，赤腳，到新華門前罵袁世凱，他那時就不想活著回來。袁世凱這個人很狡猾，未敢怎麽樣。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硬骨頭，這種精神，據我了解，歐洲好像也不大提倡。我在歐洲呆了多年，有一點發言權，不過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所以，愛國是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來的一個傳統，硬骨頭又是一個傳統。
陳先生不到北京，是不是表示他的骨頭硬，若然，這下就出問題了：你應不應該啊?你針對誰啊?你對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骨頭硬嗎?我們50年代的黨員提倡作馴服的工具，不允許硬，難道不對嗎?所以，中國的問題很複雜。
我舉兩個例子，都是我的老師，一個是金嶽霖先生，清華園時期我跟他上過課;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到北大後我聽過他的課，我當時是係主任。這是北方的兩位，還可以舉出其他很多先生，南方的就是陳寅恪先生。
金嶽霖先生是偉大的學者，偉大的哲學家，他平常非常隨便，後來他在政協呆了很多年，我與金嶽霖先生同時呆了十幾年，開會時常在一起，同在一組，說說話，非常隨便。有一次開會，金嶽霖先生非常嚴肅地作自我批評，絕不是開玩笑的，什麽原因呢?原來他買了一張古畫，不知是唐伯虎的還是祝枝山的，不清楚，他說這不應該，現在革命了，買畫是不對的。玩物喪誌，我這個知識分子應該作深刻的自我批評，深挖靈魂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不是開玩笑，真的!當時我也有點不明白，因為我的腦袋也是馴服的工具，我也有點吃驚，我想金先生怎麽這樣呢，這樣表現呢?
湯用彤先生也是偉大學者，後來年紀大了，坐著輪椅，我有時候見著他，他和別人說話，總講共產黨救了我，我感謝黨對我的改造、培養。他說，現在我病了，黨又關懷我，所以，我感謝黨的改造、培養、關懷，他也是非常真誠的。金嶽霖、湯用彤先生不會講假話的，那麽對照一下，陳先生怎麽樣呢?我不說了。我想到了孟子說的幾句話：
回憶陳寅恪先生
別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寫了這樣多的回憶師友的文章，獨獨遺漏了陳寅恪先生。這究竟是為什麽呢?對我來說，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據的。我一直到今天還經常讀陳先生的文章，而且協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當然會時時想到寅格先生的。我是一個頗為喜歡舞筆弄墨的人，想寫一篇回憶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對先生的回憶，我認為是異常珍貴的，超乎尋常地神聖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汙了這一點神聖性，故而遲遲不敢下筆。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懷舊集》，已經到了非寫不行的時候了。
要論我同寅恪先生的關係，應該從六十五年前的清華大學算起。我於1930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係(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改名為外國語文係)。西洋文學係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卻是很富裕的。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我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先生的課，都安然無恙，而且因此同鄭振鐸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但也並不是一切都一帆風順。我同一群學生去旁聽冰心先生的課。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我們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於是威儀儼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後，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為慈眉菩薩。我向她談起她當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經完全忘記，我們相視而笑，有會於心。
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裏一個大廟裏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隻有亨利希·呂德斯(heinichlüders)，在國內隻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裏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嘆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後來到德國，讀了呂德斯教授的書，並且受到了他的嫡傳弟子瓦爾特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的教導和薰陶，可謂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學殖瘠茫，又限於天賦，雖還不能論無所收穫，然而猶如細流比滄海，空懷仰止之心，徒增效顰之恨。這隻怪我自己，怪不得別人。
總之，我在清華四年，讀完了西洋文學係所有的必修課程，得到了一個學士頭銜。現在回想起來，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從這些課程中收穫不大。歐洲著名的作家，什麽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莫裏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讀過，連現在忽然時髦起來的《尤利西斯》和《追憶似水年華》等等也都讀過。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並不深入。給我留下深遠影響的課反而是一門旁聽課和一門選修課。前者就是在上麵讀到寅恪師的“佛經釋文學”;後者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也就是美學。關於後者，我在別的地方已經談過，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在清華時，除了上課以外，同陳師的接觸並不太多。我沒到他家去過一次。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往攘來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裏麵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闆，決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麵，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離開了水木清華，我同寅格先生有一個長期的別離。我在濟南教了一年國文，就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到了這裏，我才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在我一生治學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轉折點。我從此告別了歌德和莎士比亞，同釋迦牟尼和彌勒佛打起交道來。不用說，這個轉變來自寅恪先生的影響。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德國老師瓦爾特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是同學，同為呂德斯教授的學生。這樣一來，我的中德兩位老師同出一個老師的門下。有人說：“名師出高徒。”我的老師和太老師們不可謂不“名”矣，可我這個徒卻太不“高”了。忝列門牆，言之汗顏。但不管怎樣說，這總算是一個中德學壇上的佳話吧。
陳先生不到北京，是不是表示他的骨頭硬，若然，這下就出問題了：你應不應該啊?你針對誰啊?你對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骨頭硬嗎?我們50年代的黨員提倡作馴服的工具，不允許硬，難道不對嗎?所以，中國的問題很複雜。
我舉兩個例子，都是我的老師，一個是金嶽霖先生，清華園時期我跟他上過課;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到北大後我聽過他的課，我當時是係主任。這是北方的兩位，還可以舉出其他很多先生，南方的就是陳寅恪先生。
金嶽霖先生是偉大的學者，偉大的哲學家，他平常非常隨便，後來他在政協呆了很多年，我與金嶽霖先生同時呆了十幾年，開會時常在一起，同在一組，說說話，非常隨便。有一次開會，金嶽霖先生非常嚴肅地作自我批評，絕不是開玩笑的，什麽原因呢?原來他買了一張古畫，不知是唐伯虎的還是祝枝山的，不清楚，他說這不應該，現在革命了，買畫是不對的。玩物喪誌，我這個知識分子應該作深刻的自我批評，深挖靈魂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不是開玩笑，真的!當時我也有點不明白，因為我的腦袋也是馴服的工具，我也有點吃驚，我想金先生怎麽這樣呢，這樣表現呢?
湯用彤先生也是偉大學者，後來年紀大了，坐著輪椅，我有時候見著他，他和別人說話，總講共產黨救了我，我感謝黨對我的改造、培養。他說，現在我病了，黨又關懷我，所以，我感謝黨的改造、培養、關懷，他也是非常真誠的。金嶽霖、湯用彤先生不會講假話的，那麽對照一下，陳先生怎麽樣呢?我不說了。我想到了孟子說的幾句話：
回憶陳寅恪先生
別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寫了這樣多的回憶師友的文章，獨獨遺漏了陳寅恪先生。這究竟是為什麽呢?對我來說，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據的。我一直到今天還經常讀陳先生的文章，而且協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當然會時時想到寅格先生的。我是一個頗為喜歡舞筆弄墨的人，想寫一篇回憶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對先生的回憶，我認為是異常珍貴的，超乎尋常地神聖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汙了這一點神聖性，故而遲遲不敢下筆。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懷舊集》，已經到了非寫不行的時候了。
要論我同寅恪先生的關係，應該從六十五年前的清華大學算起。我於1930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係(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改名為外國語文係)。西洋文學係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卻是很富裕的。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我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先生的課，都安然無恙，而且因此同鄭振鐸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但也並不是一切都一帆風順。我同一群學生去旁聽冰心先生的課。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我們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於是威儀儼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後，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為慈眉菩薩。我向她談起她當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經完全忘記，我們相視而笑，有會於心。
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裏一個大廟裏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隻有亨利希·呂德斯(heinichlüders)，在國內隻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裏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嘆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後來到德國，讀了呂德斯教授的書，並且受到了他的嫡傳弟子瓦爾特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的教導和薰陶，可謂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學殖瘠茫，又限於天賦，雖還不能論無所收穫，然而猶如細流比滄海，空懷仰止之心，徒增效顰之恨。這隻怪我自己，怪不得別人。
總之，我在清華四年，讀完了西洋文學係所有的必修課程，得到了一個學士頭銜。現在回想起來，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從這些課程中收穫不大。歐洲著名的作家，什麽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莫裏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讀過，連現在忽然時髦起來的《尤利西斯》和《追憶似水年華》等等也都讀過。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並不深入。給我留下深遠影響的課反而是一門旁聽課和一門選修課。前者就是在上麵讀到寅恪師的“佛經釋文學”;後者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也就是美學。關於後者，我在別的地方已經談過，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在清華時，除了上課以外，同陳師的接觸並不太多。我沒到他家去過一次。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往攘來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裏麵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闆，決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麵，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離開了水木清華，我同寅格先生有一個長期的別離。我在濟南教了一年國文，就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到了這裏，我才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在我一生治學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轉折點。我從此告別了歌德和莎士比亞，同釋迦牟尼和彌勒佛打起交道來。不用說，這個轉變來自寅恪先生的影響。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德國老師瓦爾特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是同學，同為呂德斯教授的學生。這樣一來，我的中德兩位老師同出一個老師的門下。有人說：“名師出高徒。”我的老師和太老師們不可謂不“名”矣，可我這個徒卻太不“高”了。忝列門牆，言之汗顏。但不管怎樣說，這總算是一個中德學壇上的佳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