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教員我隻能記起兩位，都不是山東人。一位是張友鬆，一位是顧綬昌。前者後來到北京來，好像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審。後者則在廣東中山大學做了教授。有一年，我到廣州中大時，到他家去拜望過他，相見極歡，留下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晚餐。從這兩位先生身上可以看到，當時濟南高中的英文教員的水平是相當高的。
至於其他課程的教員，我回憶不起來多少。和我同時進校的梁竹航先生是歷史教員，他大概是宋校長的嫡係，關係異常密切。一位姓周的，名字忘記了，是物理教員，我們之間的關係頗好。1934年秋天，我曾同周和另外一位教員共同遊覽泰山，一口氣登上了南天門，在一個雞毛小店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淩晨登上玉皇頂，可惜沒能看到日出。我離開高中以後，不知道周的情況如何，從此杳如黃鶴了。最讓我覺得有趣的是，我八九歲如濟南一師附小，當時的校長是一師校長王祝晨(士棟，綽號王大牛)先生兼任，我一個乳臭未幹的頑童與校長之間宛如天地懸隔，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麵，曾幾何時，我們今天竟成了同事。他是山東教育界的元老之一，熱情地支持“五四”運動，脾氣倔強耿直，不講假話，後來在五七年反右時，被劃為右派。他對我怎麽看，我不知道。我對他則是執弟子禮甚恭，我尊敬他的為人，至於他的學問怎麽樣，我就不敢妄加評論了。
同我往來最密切的是張敘青先生，他是訓育主任，主管學生的思想工作，講黨義一課。他大概是何思源(山東教育廳長)、宋還吾的嫡係部隊的成員。我1946年在去國十一年之後回到北平的時候，何思源是北平市長，張敘青是秘書長。在高中時，他雖然主管國民黨的工作;但是臉上沒有黨氣，為人極為灑脫隨和，因此，同教員和學生關係都很好。他常到我屋裏來閑聊。我們同另外幾個教員經常出去下館子。濟南一些隻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館子，由於我是本地人，我們都去過。那時高中教員工資相當高，我的工資是每月一百六十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每人請客一次不過二三元，誰也不在乎。我雖然同張敘青先生等誌趣不同，背景不同;但是，做為朋友，我們是能談得來的。有一次，我們幾個人騎自行車到濟南南麵眾山叢中去遊玩，騎了四五十裏路，一路爬高，極為吃力，經過八裏窪、土屋，最終到了終軍鎮(在濟南人口中讀若仲宮)。終軍是漢代人，這是他降生的地方，可見此鎮之古老。鎮上中學裏的一位教員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設盛宴表示歡迎之意。晚飯之後，早已過了黃昏時分。我們走出校門，走到唯一的一條橫貫全鎮的由南向北的大路上，想領略一下古鎮傍晚的韻味。此時，全鎮一片黢黑，不見一個人影，沒有一絲光亮。黑暗仿佛凝結成了固體，伸手可摸。仰望天空，沒有月亮，群星似更光明。身旁大樹的枝影撐入天空，巍然，森然。萬籟俱寂，耳中隻能聽到遠處泉聲潺湲。我想套用一句唐詩：“泉響山愈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真仿佛遠離塵境，遺世而獨立了。我們在學校的一座小樓上住了一夜。這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們又騎上自行車向南行去，走了二三十裏路，到了柳堡，已經是泰山背後了。抬頭仰望，泰山就在眼前。“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泰山的青仿佛就撲在我們背上。我們都不敢再前進了。撥轉車頭，向北騎去，騎了將近百裏，回到了學校。這次出遊，終生難忘。過了不久，我們又聯袂遊覽了濟南與泰山之間的靈岩古寺，也是我多年嚮往而未能到過的地方。從上麵的敘述可以看到，我同高中的教員之間的關係是十分融洽的。
上課
我在上麵已經提到過，高中共有三個年級，十二個班;包括我在內，有國文教員四人，每人教三個班。原有的三個教員每人包一個年級的三個班，換句話說，就是每一個年級剩下一個班，三個年級共三個班，劃歸我的名下。有點教書經驗的人都知道，這給我造成了頗大的困難，他們三位每位都隻有一個頭，而我則須起三個頭。這算不算“欺生”的一種表現呢?我不敢說，但這個感覺我是有的。可也隻能啞子吃黃連了。
好在我選教材有我自己的標準。我在清華時，已經讀了不少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我最欣賞我稱之為唯美派的詩歌，以唐代李義山為代表，西方則以英國的swinlurn、法國的象徵派為代表。此外，我還非常喜歡明末的小品文。我選教材，除了普遍地各方麵都要照顧到以外，重點就是選這些文章。我相信，在這一點上，我同其他幾位國文教員是不會相同的。
我沒有教國文的經驗，但是學國文的經驗卻是頗為豐富的。正誼中學杜老師選了些什麽教材，我已經完全記不清了。北園高中王崑玉老師教材皆選自《古文觀止》。濟南高中胡也頻老師沒有教材，堂上隻講普羅文學。董秋芳老師以《苦悶的象徵》為教材。清華大學劉文典老師一學年隻講了江淹的《恨賦》和《別賦》以及陶淵明的《閑情賦》。課堂上常常罵蔣介石。我這些學國文的經驗對我有點借鑑的作用，但是用處不大。按道理，教育當局和學校當局都應該為國文這一門課提出具體的要求，但是都沒有。教員成了獨裁者，願意怎麽教就怎麽教，天馬行空，一無阻礙。我當然也想不到這些問題。我根據自己的興趣，選了一些中國古典詩文。我的任務就是解釋文中的典故和難解的詞句。我雖讀過不少古典詩文，但腹笥並不充盈。我備課時主要靠《辭源》和其他幾部類書。有些典故自己是理解的，但是頗為“數典忘祖”，說不出來源。於是《辭源》和幾部類書就成了我不可須臾離開的寶貝。我查《辭源》速度之快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為了應付學生畢業後考大學的需要，我還自作主張，在課堂上講了一點西方文學的概況。
我在清華大學最後兩年寫了十幾篇散文，都是慘澹經營的結果，都發表在全國一流的報刊和文學雜誌上，因此，即使是名不見經傳，也被認為是一個“作家”。到了濟南，就有報紙的主編來找我，約我編一個文學副刊。我愉快地答應了，就在當時一個最著名的報紙上辦了一個文學副刊，取名《留夷》，這是楚辭上一個香花的名字，意在表明，我們的副刊將會香氣四溢。作者主要是我的學生。文章刊出後有稿酬，每千字一元。當時的一元可以買到很多東西，窮學生拿到後，不無小補。我的文章也發表在上麵，有一篇《遊靈岩》，是精心之作，可惜今天遍尋不得了。
我同學生的關係
總起來說，我同學生的關係是相當融洽的。我那年是二十三歲，也還是一個大孩子。同學生的年齡相差不了幾歲。有的從農村來的學生比我年齡還大。所以我在潛意識中覺得同學生們是同伴，不懂怎樣去擺教員的譜兒。我常同他們閑聊，上天下地，無所不侃。也常同他們打桌球。有一位年齡不大而聰明可愛的叫吳傳文的學生經常來找我去打桌球。有時候我正忙著備課或寫文章，隻要他一來，我必然立即放下手中的活，陪他一同到遊藝室去打球，一打就是半天。
至於其他課程的教員，我回憶不起來多少。和我同時進校的梁竹航先生是歷史教員，他大概是宋校長的嫡係，關係異常密切。一位姓周的，名字忘記了，是物理教員，我們之間的關係頗好。1934年秋天，我曾同周和另外一位教員共同遊覽泰山，一口氣登上了南天門，在一個雞毛小店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淩晨登上玉皇頂，可惜沒能看到日出。我離開高中以後，不知道周的情況如何，從此杳如黃鶴了。最讓我覺得有趣的是，我八九歲如濟南一師附小，當時的校長是一師校長王祝晨(士棟，綽號王大牛)先生兼任，我一個乳臭未幹的頑童與校長之間宛如天地懸隔，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麵，曾幾何時，我們今天竟成了同事。他是山東教育界的元老之一，熱情地支持“五四”運動，脾氣倔強耿直，不講假話，後來在五七年反右時，被劃為右派。他對我怎麽看，我不知道。我對他則是執弟子禮甚恭，我尊敬他的為人，至於他的學問怎麽樣，我就不敢妄加評論了。
同我往來最密切的是張敘青先生，他是訓育主任，主管學生的思想工作，講黨義一課。他大概是何思源(山東教育廳長)、宋還吾的嫡係部隊的成員。我1946年在去國十一年之後回到北平的時候，何思源是北平市長，張敘青是秘書長。在高中時，他雖然主管國民黨的工作;但是臉上沒有黨氣，為人極為灑脫隨和，因此，同教員和學生關係都很好。他常到我屋裏來閑聊。我們同另外幾個教員經常出去下館子。濟南一些隻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館子，由於我是本地人，我們都去過。那時高中教員工資相當高，我的工資是每月一百六十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每人請客一次不過二三元，誰也不在乎。我雖然同張敘青先生等誌趣不同，背景不同;但是，做為朋友，我們是能談得來的。有一次，我們幾個人騎自行車到濟南南麵眾山叢中去遊玩，騎了四五十裏路，一路爬高，極為吃力，經過八裏窪、土屋，最終到了終軍鎮(在濟南人口中讀若仲宮)。終軍是漢代人，這是他降生的地方，可見此鎮之古老。鎮上中學裏的一位教員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設盛宴表示歡迎之意。晚飯之後，早已過了黃昏時分。我們走出校門，走到唯一的一條橫貫全鎮的由南向北的大路上，想領略一下古鎮傍晚的韻味。此時，全鎮一片黢黑，不見一個人影，沒有一絲光亮。黑暗仿佛凝結成了固體，伸手可摸。仰望天空，沒有月亮，群星似更光明。身旁大樹的枝影撐入天空，巍然，森然。萬籟俱寂，耳中隻能聽到遠處泉聲潺湲。我想套用一句唐詩：“泉響山愈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真仿佛遠離塵境，遺世而獨立了。我們在學校的一座小樓上住了一夜。這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們又騎上自行車向南行去，走了二三十裏路，到了柳堡，已經是泰山背後了。抬頭仰望，泰山就在眼前。“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泰山的青仿佛就撲在我們背上。我們都不敢再前進了。撥轉車頭，向北騎去，騎了將近百裏，回到了學校。這次出遊，終生難忘。過了不久，我們又聯袂遊覽了濟南與泰山之間的靈岩古寺，也是我多年嚮往而未能到過的地方。從上麵的敘述可以看到，我同高中的教員之間的關係是十分融洽的。
上課
我在上麵已經提到過，高中共有三個年級，十二個班;包括我在內，有國文教員四人，每人教三個班。原有的三個教員每人包一個年級的三個班，換句話說，就是每一個年級剩下一個班，三個年級共三個班，劃歸我的名下。有點教書經驗的人都知道，這給我造成了頗大的困難，他們三位每位都隻有一個頭，而我則須起三個頭。這算不算“欺生”的一種表現呢?我不敢說，但這個感覺我是有的。可也隻能啞子吃黃連了。
好在我選教材有我自己的標準。我在清華時，已經讀了不少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我最欣賞我稱之為唯美派的詩歌，以唐代李義山為代表，西方則以英國的swinlurn、法國的象徵派為代表。此外，我還非常喜歡明末的小品文。我選教材，除了普遍地各方麵都要照顧到以外，重點就是選這些文章。我相信，在這一點上，我同其他幾位國文教員是不會相同的。
我沒有教國文的經驗，但是學國文的經驗卻是頗為豐富的。正誼中學杜老師選了些什麽教材，我已經完全記不清了。北園高中王崑玉老師教材皆選自《古文觀止》。濟南高中胡也頻老師沒有教材，堂上隻講普羅文學。董秋芳老師以《苦悶的象徵》為教材。清華大學劉文典老師一學年隻講了江淹的《恨賦》和《別賦》以及陶淵明的《閑情賦》。課堂上常常罵蔣介石。我這些學國文的經驗對我有點借鑑的作用，但是用處不大。按道理，教育當局和學校當局都應該為國文這一門課提出具體的要求，但是都沒有。教員成了獨裁者，願意怎麽教就怎麽教，天馬行空，一無阻礙。我當然也想不到這些問題。我根據自己的興趣，選了一些中國古典詩文。我的任務就是解釋文中的典故和難解的詞句。我雖讀過不少古典詩文，但腹笥並不充盈。我備課時主要靠《辭源》和其他幾部類書。有些典故自己是理解的，但是頗為“數典忘祖”，說不出來源。於是《辭源》和幾部類書就成了我不可須臾離開的寶貝。我查《辭源》速度之快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為了應付學生畢業後考大學的需要，我還自作主張，在課堂上講了一點西方文學的概況。
我在清華大學最後兩年寫了十幾篇散文，都是慘澹經營的結果，都發表在全國一流的報刊和文學雜誌上，因此，即使是名不見經傳，也被認為是一個“作家”。到了濟南，就有報紙的主編來找我，約我編一個文學副刊。我愉快地答應了，就在當時一個最著名的報紙上辦了一個文學副刊，取名《留夷》，這是楚辭上一個香花的名字，意在表明，我們的副刊將會香氣四溢。作者主要是我的學生。文章刊出後有稿酬，每千字一元。當時的一元可以買到很多東西，窮學生拿到後，不無小補。我的文章也發表在上麵，有一篇《遊靈岩》，是精心之作，可惜今天遍尋不得了。
我同學生的關係
總起來說，我同學生的關係是相當融洽的。我那年是二十三歲，也還是一個大孩子。同學生的年齡相差不了幾歲。有的從農村來的學生比我年齡還大。所以我在潛意識中覺得同學生們是同伴，不懂怎樣去擺教員的譜兒。我常同他們閑聊，上天下地，無所不侃。也常同他們打桌球。有一位年齡不大而聰明可愛的叫吳傳文的學生經常來找我去打桌球。有時候我正忙著備課或寫文章，隻要他一來，我必然立即放下手中的活，陪他一同到遊藝室去打球，一打就是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