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記得高中是怎樣張榜的。反正我在這最後一學年的兩次考試中，又考了兩個甲等第一，加上北園的四個，共是六連貫。要說是不高興，那不是真話;但也並沒有飄飄然覺得自己有什麽了不起。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學時代就結束了。當年我是十九歲。
如果青年朋友們問我有什麽經驗和訣竅，我回答說：沒有的。如果非要我說點什麽不行的話，那我隻能說兩句老生常談：“書山無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勤”、“苦”二字就是我的訣竅。說了等於白說，但白說也得說。
記北大1930年入學考試
1930年，我高中畢業。當時山東隻有一個高中，就是桿石橋山東省立高中，文理都有，畢業生大概有七八十個人。除少數外，大概都要進京趕考的。我之所謂“京”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就是指的北京，當時還叫“北平”。山東有一所大學：山東大學，但是名聲不顯赫，同北京的北大、清華無法並提。所以，絕大部分高中畢業生都進京趕考。
當時北平的大學很多。除了北大、清華以外，我能記得來的還有朝陽大學、中國大學、鬱文大學、平民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等。還有一些隻有校名，沒有校址的大學，校名也記不清楚了。
有的同學大概覺得自己底氣不足，報了五六個大學的名。報名費每校三元，有幾千學生報名，對學校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我本來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新育小學畢業就沒有勇氣報考一中。但是，高中一年級時碰巧受到了王壽彭狀元的獎勵。於是虛榮心起了作用：既然上去，就不能下來!結果三年高中，六次考試，我考了六個第一名。心中不禁“狂”了起來。我到了北平，隻報了兩個學校：北大與清華。結果兩校都錄取了我。經過反覆的思考，我棄北大而取清華。後來證明我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否則我就不會有留德十年。沒有留德十年，我以後走的道路會是完全不同的。
那一年的入學考試，北大就在沙灘，清華因為離城太遠，借了北大的三院做考場。清華的考試平平常常，沒有什麽特異之處。北大則極有特色，至今憶念難忘。首先是國文題就令人望而生畏，題目是“何謂科學方法?試分析評論之”。又要“分析”，又要“評論之”，這究竟是考學生什麽呢?我哪裏懂什麽“科學方法”。幸而在高中讀過一年邏輯，遂將邏輯的內容拚拚湊湊，寫成了一篇答卷，洋洋灑灑，頗有一點神氣。北大英文考試也有特點。每年必出一首舊詩詞，令考生譯成英文。那一年出的是“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所有的科目都考完以後，又忽然臨時加試一場英文dictation。一個人在上麵念，讓考生整個記錄下來。這玩意兒我們山東可沒有搞。我因為英文單詞記得多，整個故事我聽得懂，大概是英文《伊索寓言》一類書籍抄來的一個罷。總起來，我都寫了下來。倉皇中把suffer寫成了safer。
我們山東趕考的書生們經過了這幾次大災難才仿佛井蛙從井中躍出，大開了眼界。了解到了山東中學教育水平是相當低的。
高中國文教員一年
1934年夏季，我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後改名外國語文係)。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一句話：“畢業即失業”。可見畢業後找工作——當時叫搶一隻飯碗——之難。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尤其嚴重。家庭經濟已瀕臨破產，盼望我掙錢，如大旱之望雲霓。而我卻一無奧援，二不會拍馬。我好像是孤身一人在荒原上苦鬥，後顧無人，前路茫茫。心中鬱悶，概可想見。這種心情，從前一年就有了。一句常用的話“未雨綢繆”或可形容這種心情於萬一。
但是，這種“未雨綢繆”毫無結果。時間越接近畢業，我的心情越沉重，簡直到了食不甘味的程度。如果真正應了“畢業即失業”那一句話，我恐怕連回山東的勇氣都沒有，我有何麵目見山東父老!我上有老人，下有子女，一家五口，嗷嗷待哺。如果找不到工作，我自己吃飯都成問題，遑論他人!我真正陷入走投無路的絕境。
然而，正如常言所說的那樣：“天無絕人之路”，在這危機存亡的時刻，好機遇似乎是從天而降。北大歷史係畢業生梁竹航先生，有一天忽然來到清華，告訴我，我的母校山東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他來問我，是否願意回母校任國文教員。這真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喜訊，我大喜若狂。但立刻又省悟到，自己學的是西洋文學，教高中國文能行嗎?當時確有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和做法，認為隻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這個看法本身就是不科學的，能寫的人不一定能教。何況我隻不過是出於個人愛好，在高中時又受到了董秋芳先生的影響，在大報上和高級刊物上發表過一些篇散文，那些都是“隻堪自怡悅”的東西，離開一個真正的作家還有一段頗長的距離。像我這樣的人怎麽能到高中去擔任國文教員呢?而且我還聽說，我的前任是讓學生“架”走的，足見這些學生極難對付，我貿然去了，一無信心，二無本錢，豈非自己去到太歲頭上動土嗎?想來想去，忐忑不安。雖然狂喜，未敢遽應。梁君大我幾歲，穩健持重，有行政才能。看到了我的情況，讓我再考慮一下。這個考慮實際上是一場思想鬥爭。最後下定決心，接受濟南高中之聘，我心裏想：“你敢請我，我就敢去!”實際上，除了這條路以外，我已無路可走。於是我就於1934年秋天，到了濟南高中。
校長
校長宋還吾先生是北大畢業生，為人豁達大度，好交朋友，因為姓宋，大家送上綽號曰“宋江”。既然有了宋江，必有閻婆惜，逢巧宋夫人就姓閻，於是大家就稱她為“閻婆惜”。宋先生在山東，甚至全國教育界廣有名聲。因為他在孔子故鄉曲阜當校長時演出了林語堂寫的劇本《子見南山》，劇本對孔子頗有失敬之處，因此受到孔子族人的攻擊。此事引起了魯迅先生的注意與憤慨，在《魯迅全集》中對此事有詳細的敘述。請有興趣者自行參閱。我一進學校就受到了宋校長的熱烈歡迎。他特在濟南著名的鐵路賓館設西餐宴為我接風，熱情可感。
教員
我離開高中四年了。四年的時間，應該說並不算太長。但是，在我的感覺上卻仿佛是換了人間。雖然校舍依舊巍峨雄偉，樹木花叢、一草、一木依舊翁鬱葳蕤;但在人事方麵卻看不到幾張舊麵孔了。校長換了人，一套行政領導班子統統換掉。在教員中，我當學生時期的老教員沒有留下幾個。當年的國文教員董秋芳、董每戡、夏萊蒂諸先生都已杳如黃鶴，不知所往。此時，我的心情十分複雜，在興奮欣慰之中又雜有淒涼寂寞之感。
在國文教員方麵，全校共有三個年級，每個年級四個班，共有十二個班，每一位國文教員教三個班，共有國文教員四名。除我以外應該還有三名。但是，我現在能回憶起來的卻隻有兩名。一位是冉性伯先生，是山東人，是一位資深的國文教員。另一位是童經立先生，是江西人，什麽時候到高中來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兩位都不是作家，都是地地道道大學國文係的畢業生，教國文是內行裏手。這同四年前完全不一樣了。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學時代就結束了。當年我是十九歲。
如果青年朋友們問我有什麽經驗和訣竅，我回答說：沒有的。如果非要我說點什麽不行的話，那我隻能說兩句老生常談：“書山無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勤”、“苦”二字就是我的訣竅。說了等於白說，但白說也得說。
記北大1930年入學考試
1930年，我高中畢業。當時山東隻有一個高中，就是桿石橋山東省立高中，文理都有，畢業生大概有七八十個人。除少數外，大概都要進京趕考的。我之所謂“京”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就是指的北京，當時還叫“北平”。山東有一所大學：山東大學，但是名聲不顯赫，同北京的北大、清華無法並提。所以，絕大部分高中畢業生都進京趕考。
當時北平的大學很多。除了北大、清華以外，我能記得來的還有朝陽大學、中國大學、鬱文大學、平民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等。還有一些隻有校名，沒有校址的大學，校名也記不清楚了。
有的同學大概覺得自己底氣不足，報了五六個大學的名。報名費每校三元，有幾千學生報名，對學校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我本來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新育小學畢業就沒有勇氣報考一中。但是，高中一年級時碰巧受到了王壽彭狀元的獎勵。於是虛榮心起了作用：既然上去，就不能下來!結果三年高中，六次考試，我考了六個第一名。心中不禁“狂”了起來。我到了北平，隻報了兩個學校：北大與清華。結果兩校都錄取了我。經過反覆的思考，我棄北大而取清華。後來證明我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否則我就不會有留德十年。沒有留德十年，我以後走的道路會是完全不同的。
那一年的入學考試，北大就在沙灘，清華因為離城太遠，借了北大的三院做考場。清華的考試平平常常，沒有什麽特異之處。北大則極有特色，至今憶念難忘。首先是國文題就令人望而生畏，題目是“何謂科學方法?試分析評論之”。又要“分析”，又要“評論之”，這究竟是考學生什麽呢?我哪裏懂什麽“科學方法”。幸而在高中讀過一年邏輯，遂將邏輯的內容拚拚湊湊，寫成了一篇答卷，洋洋灑灑，頗有一點神氣。北大英文考試也有特點。每年必出一首舊詩詞，令考生譯成英文。那一年出的是“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所有的科目都考完以後，又忽然臨時加試一場英文dictation。一個人在上麵念，讓考生整個記錄下來。這玩意兒我們山東可沒有搞。我因為英文單詞記得多，整個故事我聽得懂，大概是英文《伊索寓言》一類書籍抄來的一個罷。總起來，我都寫了下來。倉皇中把suffer寫成了safer。
我們山東趕考的書生們經過了這幾次大災難才仿佛井蛙從井中躍出，大開了眼界。了解到了山東中學教育水平是相當低的。
高中國文教員一年
1934年夏季，我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後改名外國語文係)。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一句話：“畢業即失業”。可見畢業後找工作——當時叫搶一隻飯碗——之難。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尤其嚴重。家庭經濟已瀕臨破產，盼望我掙錢，如大旱之望雲霓。而我卻一無奧援，二不會拍馬。我好像是孤身一人在荒原上苦鬥，後顧無人，前路茫茫。心中鬱悶，概可想見。這種心情，從前一年就有了。一句常用的話“未雨綢繆”或可形容這種心情於萬一。
但是，這種“未雨綢繆”毫無結果。時間越接近畢業，我的心情越沉重，簡直到了食不甘味的程度。如果真正應了“畢業即失業”那一句話，我恐怕連回山東的勇氣都沒有，我有何麵目見山東父老!我上有老人，下有子女，一家五口，嗷嗷待哺。如果找不到工作，我自己吃飯都成問題，遑論他人!我真正陷入走投無路的絕境。
然而，正如常言所說的那樣：“天無絕人之路”，在這危機存亡的時刻，好機遇似乎是從天而降。北大歷史係畢業生梁竹航先生，有一天忽然來到清華，告訴我，我的母校山東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他來問我，是否願意回母校任國文教員。這真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喜訊，我大喜若狂。但立刻又省悟到，自己學的是西洋文學，教高中國文能行嗎?當時確有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和做法，認為隻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這個看法本身就是不科學的，能寫的人不一定能教。何況我隻不過是出於個人愛好，在高中時又受到了董秋芳先生的影響，在大報上和高級刊物上發表過一些篇散文，那些都是“隻堪自怡悅”的東西，離開一個真正的作家還有一段頗長的距離。像我這樣的人怎麽能到高中去擔任國文教員呢?而且我還聽說，我的前任是讓學生“架”走的，足見這些學生極難對付，我貿然去了，一無信心，二無本錢，豈非自己去到太歲頭上動土嗎?想來想去，忐忑不安。雖然狂喜，未敢遽應。梁君大我幾歲，穩健持重，有行政才能。看到了我的情況，讓我再考慮一下。這個考慮實際上是一場思想鬥爭。最後下定決心，接受濟南高中之聘，我心裏想：“你敢請我，我就敢去!”實際上，除了這條路以外，我已無路可走。於是我就於1934年秋天，到了濟南高中。
校長
校長宋還吾先生是北大畢業生，為人豁達大度，好交朋友，因為姓宋，大家送上綽號曰“宋江”。既然有了宋江，必有閻婆惜，逢巧宋夫人就姓閻，於是大家就稱她為“閻婆惜”。宋先生在山東，甚至全國教育界廣有名聲。因為他在孔子故鄉曲阜當校長時演出了林語堂寫的劇本《子見南山》，劇本對孔子頗有失敬之處，因此受到孔子族人的攻擊。此事引起了魯迅先生的注意與憤慨，在《魯迅全集》中對此事有詳細的敘述。請有興趣者自行參閱。我一進學校就受到了宋校長的熱烈歡迎。他特在濟南著名的鐵路賓館設西餐宴為我接風，熱情可感。
教員
我離開高中四年了。四年的時間，應該說並不算太長。但是，在我的感覺上卻仿佛是換了人間。雖然校舍依舊巍峨雄偉，樹木花叢、一草、一木依舊翁鬱葳蕤;但在人事方麵卻看不到幾張舊麵孔了。校長換了人，一套行政領導班子統統換掉。在教員中，我當學生時期的老教員沒有留下幾個。當年的國文教員董秋芳、董每戡、夏萊蒂諸先生都已杳如黃鶴，不知所往。此時，我的心情十分複雜，在興奮欣慰之中又雜有淒涼寂寞之感。
在國文教員方麵，全校共有三個年級，每個年級四個班，共有十二個班，每一位國文教員教三個班，共有國文教員四名。除我以外應該還有三名。但是，我現在能回憶起來的卻隻有兩名。一位是冉性伯先生，是山東人，是一位資深的國文教員。另一位是童經立先生，是江西人，什麽時候到高中來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兩位都不是作家，都是地地道道大學國文係的畢業生，教國文是內行裏手。這同四年前完全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