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裏日子是怎樣過的，我年齡太小，說不清楚。反正吃得極壞，這個我是懂得的。按照當時的標準，吃“白的”(指麥子麵)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麵或棒子麵餅子，最次是吃紅高粱餅子，顏色是紅的，像豬肝一樣。“白的”與我們家無緣。“黃的”(小米麵或棒子麵餅子顏色都是黃的)與我們緣分也不大。終日為伍者隻有“紅的”。這“紅的”又苦又澀，真是難以下咽。
但不吃又害餓，我真有點談“紅”色變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辦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個舉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們這一支是有錢有地的。雖然舉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親孫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鍾愛都傾注到我身上來。她是整個官莊能夠吃“白的”的僅有的幾個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給我留出半個或者四分之一個白麵饃饃來。我每天早晨一睜眼，立即跳下炕來向村裏跑，我們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聲：“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縮回到肥大的袖子，從口袋裏掏出一小塊饃饃，遞給我，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時刻。
此外，我也偶爾能夠吃一點“白的”，這是我自己用勞動換來的。一到夏天麥收季節，我們家根本沒有什麽麥子可收。對門住的寧家大嬸子和大姑——她們家也窮得夠嗆——就帶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裏去“拾麥子”。所謂“拾麥子”就是別家的長工割過麥了，總還會剩下那麽一點點麥穗，這些都是不值得一撿的，我們這些窮人就來“拾”。因為剩下的絕不會多，我們拾上半天，也不過拾半籃子，然而對我們來說，這已經是如獲至寶了。一定是大嬸和大姑對我特別照顧，以一個四五歲、五六歲的孩子，拾上一個大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麥粒。這些都是母親親手搓出來的。為了對我加以獎勵，麥季過後，母親便把麥子磨成麵，蒸成饃饃，或貼成白麵餅子，讓我解饞。我於是就大快朵頤了。
記得有一年，我拾麥子的成績也許是有點“超常”。到了中秋節——農民嘴裏叫“八月十五”——母親不知從哪裏弄了點月餅，給我掰了一塊，我就蹲在一塊石頭旁邊，大吃起來。在當時，對我來說，月餅可真是神奇的東西，龍肝鳳髓也難以比得上的，我難得吃一次。我當時並沒有注意，母親是否也在吃。現在回想起來，她根本一口也沒有吃。不但是月餅，連其他“白的”，母親從來都沒有嚐過，都留給我吃了。她大概是畢生就與紅色的高粱餅子為伍。到了歉年，連這個也吃不上，那就隻有吃野菜了。
至於肉類，吃的回憶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賣煮牛肉的作坊。給農民勞苦耕耘了一輩子的老黃牛，到了老年，耕不動了，幾個農民便以極其低的價錢買來，用極其野蠻的辦法殺死，把肉煮爛，然後賣掉。
老牛肉難煮，實在沒有辦法，農民就在肉鍋裏小便一通，這樣肉就好爛了。
農民心腸好，有了這種情況，就昭告四鄰：“今天的肉你們別買!”老娘家窮，雖然極其疼愛我這個外孫，也隻能用土罐子，花幾個製錢，裝一罐子牛肉湯，聊勝於無，記得有一次，罐子裏多了一塊牛肚子，這就成了我的專利。我捨不得一口氣吃掉，就用生了鏽的小鐵刀，一塊一塊地割著吃，慢慢地吃。這一塊牛肚真可以同月餅媲美了。
“白的”、月餅和牛肚難得，“黃的”怎樣呢?“黃的”也同樣難得。但是，盡管我隻有幾歲，我卻也想出了辦法。到了春、夏、秋三個季節，莊外的草和莊稼都長起來了，我就到莊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裏去劈高粱葉。劈高粱葉，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還歡迎，因為葉子一劈，通風情況就能改進，高粱長得就能更好，糧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葉都是餵牛用的。我們家窮，從來沒有養過牛。我二大爺家是有地的，經常養著兩頭大牛。我這草和高粱葉就是給它們準備的。每當我這個不到三塊豆腐高的孩子背著一大捆草或高粱葉走進二大爺的大門，我心裏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裏，賴著不走，總能蹭上一頓“黃的”吃，不會被二大娘“卷”(我們那裏的土話，意思是“罵”)出來。到了過年的時候，自己心裏覺得，在過去的一年裏，自己餵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氣到二大爺家裏賴著吃黃麵糕。黃麵糕是用黃米麵加上棗蒸成的。顏色雖黃，卻位列“白的”之上，因為一年隻在過年時吃一次，物以稀為貴，於是黃麵糕就貴了起來。
我上麵講的全是吃的東西。為什麽一講到母親就講起吃的東西來了呢?原因並不複雜。第一，我作為一個孩子容易關心吃的東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麵提到的好吃的東西，幾乎都與母親無緣。除了“黃的”以外，其餘她都不沾邊兒。我在她身邊隻待到6歲，以後兩次奔喪回家，待的時間也很短。現在我回憶起來，連母親的麵影都是迷離模糊的，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特別有一點，讓我難解而又易解：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母親的笑容來，她好像是一輩子都沒有笑過。家境貧困，兒子遠離，她受盡了苦難，笑容從何而來呢?有一次我回家聽對麵的寧大嬸子告訴我說：“你娘經常說：‘早知道送出去回不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他走的!’”簡短的一句話裏麵含著多少辛酸，多少悲傷啊!母親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遠方，盼望自己的兒子回來啊!然而這個兒子卻始終沒有歸去，一直到母親離開這個世界。
對於這個情況，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並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時候，自己大了幾歲，逐漸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籬下，經濟不能獨立，空有雄心壯誌，怎奈無法實現，我暗暗地下定了決心，立下了誓願：一旦大學畢業，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養母親，然而沒有等到我大學畢業，母親就離開我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古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話正應到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親臨終思念愛子的情況;一想到，我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當我從北平趕回濟南，又從濟南趕回清平奔喪的時候，看到了母親的棺材，看到那簡陋的屋子，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於地下。我後悔，我真後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世界上無論什麽名譽，什麽地位，什麽幸福，什麽尊榮，都比不上待在母親身邊，即使她一個字也不識，即使整天吃“紅的”。
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1994年
第33章 關於《兩個小孩子》的一點糾正
最近我寫了一篇敘事散文《兩個小孩子》，刊登在本年10月16日的本版上。其中我提到白居易三歲識“之”、“無”。蒙《海口晚報》的張竺夫先生來函指正，說在白居易的《與元九書》中說到自己在生後六七個月就能認識“無”、“之”兩字。對張先生的厚愛，我十分感激。
但不吃又害餓，我真有點談“紅”色變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辦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個舉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們這一支是有錢有地的。雖然舉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親孫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鍾愛都傾注到我身上來。她是整個官莊能夠吃“白的”的僅有的幾個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給我留出半個或者四分之一個白麵饃饃來。我每天早晨一睜眼，立即跳下炕來向村裏跑，我們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聲：“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縮回到肥大的袖子，從口袋裏掏出一小塊饃饃，遞給我，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時刻。
此外，我也偶爾能夠吃一點“白的”，這是我自己用勞動換來的。一到夏天麥收季節，我們家根本沒有什麽麥子可收。對門住的寧家大嬸子和大姑——她們家也窮得夠嗆——就帶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裏去“拾麥子”。所謂“拾麥子”就是別家的長工割過麥了，總還會剩下那麽一點點麥穗，這些都是不值得一撿的，我們這些窮人就來“拾”。因為剩下的絕不會多，我們拾上半天，也不過拾半籃子，然而對我們來說，這已經是如獲至寶了。一定是大嬸和大姑對我特別照顧，以一個四五歲、五六歲的孩子，拾上一個大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麥粒。這些都是母親親手搓出來的。為了對我加以獎勵，麥季過後，母親便把麥子磨成麵，蒸成饃饃，或貼成白麵餅子，讓我解饞。我於是就大快朵頤了。
記得有一年，我拾麥子的成績也許是有點“超常”。到了中秋節——農民嘴裏叫“八月十五”——母親不知從哪裏弄了點月餅，給我掰了一塊，我就蹲在一塊石頭旁邊，大吃起來。在當時，對我來說，月餅可真是神奇的東西，龍肝鳳髓也難以比得上的，我難得吃一次。我當時並沒有注意，母親是否也在吃。現在回想起來，她根本一口也沒有吃。不但是月餅，連其他“白的”，母親從來都沒有嚐過，都留給我吃了。她大概是畢生就與紅色的高粱餅子為伍。到了歉年，連這個也吃不上，那就隻有吃野菜了。
至於肉類，吃的回憶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賣煮牛肉的作坊。給農民勞苦耕耘了一輩子的老黃牛，到了老年，耕不動了，幾個農民便以極其低的價錢買來，用極其野蠻的辦法殺死，把肉煮爛，然後賣掉。
老牛肉難煮，實在沒有辦法，農民就在肉鍋裏小便一通，這樣肉就好爛了。
農民心腸好，有了這種情況，就昭告四鄰：“今天的肉你們別買!”老娘家窮，雖然極其疼愛我這個外孫，也隻能用土罐子，花幾個製錢，裝一罐子牛肉湯，聊勝於無，記得有一次，罐子裏多了一塊牛肚子，這就成了我的專利。我捨不得一口氣吃掉，就用生了鏽的小鐵刀，一塊一塊地割著吃，慢慢地吃。這一塊牛肚真可以同月餅媲美了。
“白的”、月餅和牛肚難得，“黃的”怎樣呢?“黃的”也同樣難得。但是，盡管我隻有幾歲，我卻也想出了辦法。到了春、夏、秋三個季節，莊外的草和莊稼都長起來了，我就到莊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裏去劈高粱葉。劈高粱葉，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還歡迎，因為葉子一劈，通風情況就能改進，高粱長得就能更好，糧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葉都是餵牛用的。我們家窮，從來沒有養過牛。我二大爺家是有地的，經常養著兩頭大牛。我這草和高粱葉就是給它們準備的。每當我這個不到三塊豆腐高的孩子背著一大捆草或高粱葉走進二大爺的大門，我心裏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裏，賴著不走，總能蹭上一頓“黃的”吃，不會被二大娘“卷”(我們那裏的土話，意思是“罵”)出來。到了過年的時候，自己心裏覺得，在過去的一年裏，自己餵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氣到二大爺家裏賴著吃黃麵糕。黃麵糕是用黃米麵加上棗蒸成的。顏色雖黃，卻位列“白的”之上，因為一年隻在過年時吃一次，物以稀為貴，於是黃麵糕就貴了起來。
我上麵講的全是吃的東西。為什麽一講到母親就講起吃的東西來了呢?原因並不複雜。第一，我作為一個孩子容易關心吃的東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麵提到的好吃的東西，幾乎都與母親無緣。除了“黃的”以外，其餘她都不沾邊兒。我在她身邊隻待到6歲，以後兩次奔喪回家，待的時間也很短。現在我回憶起來，連母親的麵影都是迷離模糊的，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特別有一點，讓我難解而又易解：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母親的笑容來，她好像是一輩子都沒有笑過。家境貧困，兒子遠離，她受盡了苦難，笑容從何而來呢?有一次我回家聽對麵的寧大嬸子告訴我說：“你娘經常說：‘早知道送出去回不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他走的!’”簡短的一句話裏麵含著多少辛酸，多少悲傷啊!母親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遠方，盼望自己的兒子回來啊!然而這個兒子卻始終沒有歸去，一直到母親離開這個世界。
對於這個情況，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並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時候，自己大了幾歲，逐漸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籬下，經濟不能獨立，空有雄心壯誌，怎奈無法實現，我暗暗地下定了決心，立下了誓願：一旦大學畢業，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養母親，然而沒有等到我大學畢業，母親就離開我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古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話正應到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親臨終思念愛子的情況;一想到，我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當我從北平趕回濟南，又從濟南趕回清平奔喪的時候，看到了母親的棺材，看到那簡陋的屋子，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於地下。我後悔，我真後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世界上無論什麽名譽，什麽地位，什麽幸福，什麽尊榮，都比不上待在母親身邊，即使她一個字也不識，即使整天吃“紅的”。
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1994年
第33章 關於《兩個小孩子》的一點糾正
最近我寫了一篇敘事散文《兩個小孩子》，刊登在本年10月16日的本版上。其中我提到白居易三歲識“之”、“無”。蒙《海口晚報》的張竺夫先生來函指正，說在白居易的《與元九書》中說到自己在生後六七個月就能認識“無”、“之”兩字。對張先生的厚愛，我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