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麵提到今天中國散文壇上作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派，與劉塤的兩個標準完全相當。今天中國的散文，隻要你仔細品味一下，就不難發現，有的作家寫文章非常辛苦，“作為”之態，皎然在目。選詞鍊句，煞費苦心。有一些詞還難免有似通不通之處。讀這樣的文章，由於“感情移入”之故吧，讀者也陪著作者如負重載，費勁吃力。讀書之樂，何從而得?
在另一方麵，有一些文章則一片真情，純任自然，讀之如行雲流水，毫無不暢之感。措辭遣句，作者毫無生鑄硬造之態，毫無“作為”之處，也是由於“感情移入”之故吧，讀者也同作者一樣，或者說是受了作者的感染，隻覺得心曠神怡，身輕如燕。讀這樣的文章，人們哪能不獲得最豐富活潑的美的享受呢?
我在上麵曾談到，有人主張，寫散文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願寫則寫，願停則停，毫不費心，瀟灑之至。這種純任“自然”的文章是不是就是這樣產生的呢?不，不，絕不是這樣。我談過慘澹經營的問題。我現在再引一句古人的話，《湛淵靜語》引柳子厚答韋中立雲：“故吾每文章未嚐敢以輕心掉之。”上麵引劉塤的話說“柳則純乎作為”，也許與此有關。但古人為文絕不掉以輕心，慘澹經營多年之後，則又返璞歸真，呈現出“自然”來。其中道理，我們學為文者必須參悟。
1997年10月30日
第2章 寫文章
當前中國散文界有一種論調，說什麽散文妙就妙在一個“散”字上。散者，鬆鬆散散之謂也。意思是提筆就寫，不需要構思，不需要推敲，不需要錘鍊字句，不需要斟酌結構，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願意寫到哪裏就寫到哪裏。理論如此，實踐也是如此。這樣的“散”文充斥於一些報刊中，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我爬了一輩子格子，雖無功勞，也有苦勞;成績不大，教訓不少。竊以為寫文章並非如此容易。現在文人們都慨嘆文章不值錢。如果文章都像這樣的話，我看不值錢倒是天公地道。宋朝的呂蒙正讓皂君到玉皇駕前去告禦狀：“玉皇若問人間事，為道文章不值錢。”如果指的是這樣的文章，這可以說是刁民誣告。
從中國過去的筆記和詩話一類的書中可以看到，中國過去的文人，特別是詩人和詞人，十分重視修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人所共知的。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綠”字，是詩人經過幾度考慮才選出來的。王國維把這種鍊字的工作同他的文藝理想“境界”掛上了鉤。他說：“詞以境界為最上。”什麽叫“境界”呢?同鍊字有關是可以肯定的。他說：“‘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鬧”字難道不是煉出來的嗎?
這情況又與漢語難分詞類的特點有關。別的國家情況不完全是這樣。
上麵講的是詩詞。散文怎樣呢?我認為，雖然程度不同，這情況也是存在的。關於歐陽修推敲文章詞句的故事，過去筆記小說多有記載。我現在從《霏雪錄》中抄一段：
前輩文章大家，為文不惜改竄。今之學力淺淺者反以不改為高。歐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初本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粘之屋壁，出入觀省。至尺牘單簡亦必立稿，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唯睹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痕也。
這對我們今天寫文章，無疑是一麵鏡子。
1993年12月26日
第3章 文章的題目
文章是廣義的提法，細分起來，至少應該包括這樣幾項：論文、專著、專題報告等等。所有的這幾項都必須有一個題目，有了題目，才能下筆做文章，否則文章是無從寫起的。
題目是從哪裏來的呢?這不出兩端，一個是別人出，一個是自己選。
過去一千多年的考試，我們現在從小學到大學的作文，都是老師或其他什麽人出題目，應試者或者學生來寫文章。封建社會的考試是代聖人立言，萬萬不能離題的，否則不但中不了秀才、舉人或進士，嚴重的還有殺頭的危險。至於學術研究，有的題目由國家領導部門出題目，你根據題目寫成研究報告。也有的部門製訂科研規劃，規劃上列出一些題目，供選題參考。一般說來，選擇的自由不大。20世紀50年代，我也曾參加過製訂社會科學規劃的工作，開了不知多少會，用了不知多少紙張，費了不知多少人力，規劃終於製訂出來了。但是，後來就沒有多少人過問，仿佛是“為規劃而規劃”。
以上都屬於“別人出”的範疇。
至於“自己選”，表麵上看起來是比較自由的。然而實際上也不盡然，有時候也要“代聖人立言”。就是你自己選定的題目，話卻不一定都是自己的，自己的話也不一定能盡情吐露。於是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八股”，隻準說一定的話，話隻準說到一定的程度。中外歷史都證明，隻有在真正“百家爭鳴”的時代，學術才真能發展。
特別是有一種傾向危害最大。年紀大一點的學術研究者都不會忘記，過去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有某一些人大刀闊斧地批判“從雜誌縫裏找文章”的做法。這些人大概從來不看學術雜誌，從來也寫不出有新見解的文章，隻能奉命唯謹，代聖人立言。
稍懂學術研究的人都會知道，學術上的新見解總是最先發表在雜誌上刊登的論文，進入學術專著，多半是比較晚的事情了。每一位學者都必須盡量多地盡量及時地閱讀中外有關的雜誌。在閱讀中，認為觀點正確，則心領神會。認為不正確，則自己必有自己的想法。閱讀既多，則融會貫通，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新見解，發而為文，對自己這一門學問會有所推動。這就是“從雜誌縫裏找文章”。我現在發現，有頗為不少的“學者”從來不或至少很少閱讀中外學術雜誌。他們不知道自己這一門學問發展的新動向，也得不到創新的靈感，抱殘守缺，鼠目寸光，抱著幾十年的老皇曆不放，在這樣的情況下，焉能寫出好文章!我們應當經常不斷地閱讀中外雜誌，結合隨時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情況，一心一意地“從雜誌縫裏找文章”。
第4章 文以載道
中國古代學者能文者多，換句話說，學者同時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則頗少。這是一個極為明顯的事實，由不得你不承認。可是，如果想追問其原因，則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過去中國有“詩言誌”和“文以載道”的說法。拋開眾多注釋家的注釋不談，一般人對這兩個說法的理解是，所謂“誌”是自己內心的活動，多半與感情有關，“言誌”就是抒發自己的感情，抒發形式則既可以用詩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敘事抒情的散文。所謂“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歸入此類。而“載道”則頗與此有別。“道”者，多為別人之“道”。古人所謂“代聖人立言”者，立的是聖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與聖道有違，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在另一方麵，有一些文章則一片真情，純任自然，讀之如行雲流水，毫無不暢之感。措辭遣句，作者毫無生鑄硬造之態，毫無“作為”之處，也是由於“感情移入”之故吧，讀者也同作者一樣，或者說是受了作者的感染，隻覺得心曠神怡，身輕如燕。讀這樣的文章，人們哪能不獲得最豐富活潑的美的享受呢?
我在上麵曾談到，有人主張，寫散文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願寫則寫，願停則停，毫不費心，瀟灑之至。這種純任“自然”的文章是不是就是這樣產生的呢?不，不，絕不是這樣。我談過慘澹經營的問題。我現在再引一句古人的話，《湛淵靜語》引柳子厚答韋中立雲：“故吾每文章未嚐敢以輕心掉之。”上麵引劉塤的話說“柳則純乎作為”，也許與此有關。但古人為文絕不掉以輕心，慘澹經營多年之後，則又返璞歸真，呈現出“自然”來。其中道理，我們學為文者必須參悟。
1997年10月30日
第2章 寫文章
當前中國散文界有一種論調，說什麽散文妙就妙在一個“散”字上。散者，鬆鬆散散之謂也。意思是提筆就寫，不需要構思，不需要推敲，不需要錘鍊字句，不需要斟酌結構，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願意寫到哪裏就寫到哪裏。理論如此，實踐也是如此。這樣的“散”文充斥於一些報刊中，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我爬了一輩子格子，雖無功勞，也有苦勞;成績不大，教訓不少。竊以為寫文章並非如此容易。現在文人們都慨嘆文章不值錢。如果文章都像這樣的話，我看不值錢倒是天公地道。宋朝的呂蒙正讓皂君到玉皇駕前去告禦狀：“玉皇若問人間事，為道文章不值錢。”如果指的是這樣的文章，這可以說是刁民誣告。
從中國過去的筆記和詩話一類的書中可以看到，中國過去的文人，特別是詩人和詞人，十分重視修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人所共知的。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綠”字，是詩人經過幾度考慮才選出來的。王國維把這種鍊字的工作同他的文藝理想“境界”掛上了鉤。他說：“詞以境界為最上。”什麽叫“境界”呢?同鍊字有關是可以肯定的。他說：“‘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鬧”字難道不是煉出來的嗎?
這情況又與漢語難分詞類的特點有關。別的國家情況不完全是這樣。
上麵講的是詩詞。散文怎樣呢?我認為，雖然程度不同，這情況也是存在的。關於歐陽修推敲文章詞句的故事，過去筆記小說多有記載。我現在從《霏雪錄》中抄一段：
前輩文章大家，為文不惜改竄。今之學力淺淺者反以不改為高。歐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初本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粘之屋壁，出入觀省。至尺牘單簡亦必立稿，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唯睹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痕也。
這對我們今天寫文章，無疑是一麵鏡子。
1993年12月26日
第3章 文章的題目
文章是廣義的提法，細分起來，至少應該包括這樣幾項：論文、專著、專題報告等等。所有的這幾項都必須有一個題目，有了題目，才能下筆做文章，否則文章是無從寫起的。
題目是從哪裏來的呢?這不出兩端，一個是別人出，一個是自己選。
過去一千多年的考試，我們現在從小學到大學的作文，都是老師或其他什麽人出題目，應試者或者學生來寫文章。封建社會的考試是代聖人立言，萬萬不能離題的，否則不但中不了秀才、舉人或進士，嚴重的還有殺頭的危險。至於學術研究，有的題目由國家領導部門出題目，你根據題目寫成研究報告。也有的部門製訂科研規劃，規劃上列出一些題目，供選題參考。一般說來，選擇的自由不大。20世紀50年代，我也曾參加過製訂社會科學規劃的工作，開了不知多少會，用了不知多少紙張，費了不知多少人力，規劃終於製訂出來了。但是，後來就沒有多少人過問，仿佛是“為規劃而規劃”。
以上都屬於“別人出”的範疇。
至於“自己選”，表麵上看起來是比較自由的。然而實際上也不盡然，有時候也要“代聖人立言”。就是你自己選定的題目，話卻不一定都是自己的，自己的話也不一定能盡情吐露。於是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八股”，隻準說一定的話，話隻準說到一定的程度。中外歷史都證明，隻有在真正“百家爭鳴”的時代，學術才真能發展。
特別是有一種傾向危害最大。年紀大一點的學術研究者都不會忘記，過去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有某一些人大刀闊斧地批判“從雜誌縫裏找文章”的做法。這些人大概從來不看學術雜誌，從來也寫不出有新見解的文章，隻能奉命唯謹，代聖人立言。
稍懂學術研究的人都會知道，學術上的新見解總是最先發表在雜誌上刊登的論文，進入學術專著，多半是比較晚的事情了。每一位學者都必須盡量多地盡量及時地閱讀中外有關的雜誌。在閱讀中，認為觀點正確，則心領神會。認為不正確，則自己必有自己的想法。閱讀既多，則融會貫通，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新見解，發而為文，對自己這一門學問會有所推動。這就是“從雜誌縫裏找文章”。我現在發現，有頗為不少的“學者”從來不或至少很少閱讀中外學術雜誌。他們不知道自己這一門學問發展的新動向，也得不到創新的靈感，抱殘守缺，鼠目寸光，抱著幾十年的老皇曆不放，在這樣的情況下，焉能寫出好文章!我們應當經常不斷地閱讀中外雜誌，結合隨時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情況，一心一意地“從雜誌縫裏找文章”。
第4章 文以載道
中國古代學者能文者多，換句話說，學者同時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則頗少。這是一個極為明顯的事實，由不得你不承認。可是，如果想追問其原因，則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過去中國有“詩言誌”和“文以載道”的說法。拋開眾多注釋家的注釋不談，一般人對這兩個說法的理解是，所謂“誌”是自己內心的活動，多半與感情有關，“言誌”就是抒發自己的感情，抒發形式則既可以用詩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敘事抒情的散文。所謂“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歸入此類。而“載道”則頗與此有別。“道”者，多為別人之“道”。古人所謂“代聖人立言”者，立的是聖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與聖道有違，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