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果然急轉直下。有一天，國文課堂上見到的不再是胡先生那瘦小的身影，而是一位完全陌生的老師。全班學生都為之愕然。小道消息說，胡先生被國民黨通緝，連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一九三一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秘密殺害，身中十幾槍。當時他隻有二十八歲。
魯迅先生當時住在上海，聽到這消息以後，他怒髮衝冠，拿起如椽巨筆，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誌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二心集》)這一段話在當時真能擲地作金石聲。
胡先生犧牲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了。如果他能活到現在，也不過八十七八歲，在今天還不算是太老，正是“餘霞尚滿天”的年齡，還是大有可為的。而我呢，在這一段極其漫長的時間內，經歷了極其曲折複雜的行程，天南海北，神州內外，高山大川，茫茫巨浸;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在“空前的十年”中，幾乎走到窮途。到了今天，我已由一個不到二十歲的中學生變成了皤然一翁，心裏麵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胡先生的身影忽然又出現在眼前，我有點困惑。我真願意看到這個身影，同時卻又害怕看到這個身影，我真有點誠惶誠恐了。我又擔心，等到我這一輩人同這個世界告別以後，腦海中還能保留胡先生身影者，大概也就要完全徹底地從地球上消逝了。對某些人來說，那將是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在這裏，我又有點欣慰：看樣子，我還不會在短期中同地球“拜拜”。隻要我在一天，胡先生的身影就能保留一天。願這一顆流星的光芒盡可能長久地閃耀下去。
一九九○年二月九日
湯用彤先生的為人與為學
在中國幾千年的學術史上，每一個時代都誕生少數幾位大師，是這幾位大師標誌出學術發展的新水平，是這幾位大師代表著學術前進的新方向，是這幾位大師照亮學術前進的道路，是這幾位大師博古通今，又熔鑄今古。他們是學術天空中光輝璀璨的明星。
中國近現代，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根據我個人的看法，近現代同以前的許多時代，都有所不同。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俞曲園先生(樾)和他的弟子章太炎(炳麟)。在他們師徒兩人身上體現了中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學術發展的一個大轉變。俞曲園能熔鑄今古;但是章太炎在熔鑄今古之外，又能會通中西。這隻要看一看曲園先生的文集，再讀一讀太炎先生《章氏叢書》，特別是其中的《文錄》和《別錄》中的許多文章，其區別立即呈現在眼前。太炎先生的文章如：《記印度西婆耆王紀念會事》、《送印度缽羅罕保什二君序》、《記印度事》、《無政府主義序》、《俱分進化論》、《無神論》、《大乘佛教緣起考》、《大乘起信論辯》、《梵文典序》、《法顯發現西半球論》等等，就是他會通中西的確鑿證據，他的老師是寫不出來的。
太炎先生以後，幾位國學大師，比如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胡適等，都是既能熔鑄今古，又能會通中西的。他們有別於前一代大師的地方就在這裏。他們一方麵繼承了中國悠久的優秀的學術傳統，特別是考據之學;另一方麵又融會了西方的優秀傳統，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麵都是如此。他們發揚光大了中國的學術傳統，使中國的學術研究麵目為之一新，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我認為，湯用彤(錫予)先生就屬於這一些國學大師之列。這實際上是國內外學者之公言，絕非我一個人之私言。在錫予先生身上，熔鑄今古、會通中西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他對中國古代典籍的研讀造詣很高，對漢譯佛典以及僧傳又都進行過深刻徹底的探討，使用起來，得心應手，如數家珍。又遠涉重洋，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習梵文，攻讀西方和印度哲學，再濟之以個人天資與勤奮，他之所以成為國學大師，豈偶然哉!
拿湯先生的代表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來作一個例子，加以分析。此書於一九三八年問世，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然而，一直到現在，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中外學者，哪一個也不能不向這一部書學習，向這一部書討教。此書規模之恢弘，結構之謹嚴，材料之豐富，考證之精確，問題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釋之周密，在在可為中外學者們的楷模。凡此皆是有口皆碑，同聲稱揚的。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上，這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經典著作，它將永放光芒。
錫予先生的治學範圍，當然不限於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他在魏晉玄學的研究方麵也有精深的造詣，對隋唐佛教也作過深刻的探討，旁及印度哲學和歐美哲學。他完全當得起“會通中西”這一句話。
湯先生的人品也是他的弟子們學習的榜樣。他淳真、樸素，不為物累;待人寬厚，處事公正。藹然仁者，即之也溫。他是一個真正的人，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他是一個真正的大師。
我自己沒有得到機會立雪程門。我在德國住了十年以後，先師陳寅恪先生把我介紹給湯先生和胡適之先生，我得以來到了北大，當上了教授。此後，我以學生教授或教授學生的身份聽過湯先生“魏晉玄學”的課。我覺得每一堂課都是一次特殊的享受，至今記憶猶新，終生難忘。我不自量力，高攀為錫予先生的弟子，以此為榮。
一九九二年
周作人論
周作人論——兼及汪精衛
研究中國近代文學史，周作人這個人是一個難以繞過的人物，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但是，偏偏這個人又是一個性格十分複雜、經歷十分跌宕的人。因此，在評論這個歷史人物時，在論者基本上調子一致的情況下，也時有雜音出現。我個人不是研究近代中國文學的人，但年輕時讀過周作人的許多書，也許是當時已經出版的全部的書，對此人頗感興趣，因此不揣譾陋，也想發表點意見。
促使我想發表一點意見的最直接的動力，來自我最近讀的一篇文章《另一個周作人》，作者傅國湧，見《書屋》，2001.11，頁23-27。文章一開頭就說：“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周作人和真實的周作人是有很大距離的。”這裏使用了“真實的周作人”這樣一個詞兒，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周作人是不“真實”的或者竟可以說是“虛假”的。如果想勉強把周作人劃分為幾“個”的話，那麽隻有兩“個”：一個是五四時期向著舊勢力衝鋒陷陣的勇猛的戰士，一個則是在日寇侵華後成為日本的華北教育督辦的民族敗類臭名永垂的大漢奸，兩者都是真實的。兩個周作人的歷史都是同一個周作人寫成的。從生理學上來講，一個人不可能劈成兩個。傅國湧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說，我們現在一般知道的周作人是後者，是不真實的，隻有前者真實。前者是“另一個周作人”。
我個人對於這種提法有不同的看法，現在想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魯迅先生當時住在上海，聽到這消息以後，他怒髮衝冠，拿起如椽巨筆，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誌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二心集》)這一段話在當時真能擲地作金石聲。
胡先生犧牲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了。如果他能活到現在，也不過八十七八歲，在今天還不算是太老，正是“餘霞尚滿天”的年齡，還是大有可為的。而我呢，在這一段極其漫長的時間內，經歷了極其曲折複雜的行程，天南海北，神州內外，高山大川，茫茫巨浸;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在“空前的十年”中，幾乎走到窮途。到了今天，我已由一個不到二十歲的中學生變成了皤然一翁，心裏麵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胡先生的身影忽然又出現在眼前，我有點困惑。我真願意看到這個身影，同時卻又害怕看到這個身影，我真有點誠惶誠恐了。我又擔心，等到我這一輩人同這個世界告別以後，腦海中還能保留胡先生身影者，大概也就要完全徹底地從地球上消逝了。對某些人來說，那將是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在這裏，我又有點欣慰：看樣子，我還不會在短期中同地球“拜拜”。隻要我在一天，胡先生的身影就能保留一天。願這一顆流星的光芒盡可能長久地閃耀下去。
一九九○年二月九日
湯用彤先生的為人與為學
在中國幾千年的學術史上，每一個時代都誕生少數幾位大師，是這幾位大師標誌出學術發展的新水平，是這幾位大師代表著學術前進的新方向，是這幾位大師照亮學術前進的道路，是這幾位大師博古通今，又熔鑄今古。他們是學術天空中光輝璀璨的明星。
中國近現代，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根據我個人的看法，近現代同以前的許多時代，都有所不同。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俞曲園先生(樾)和他的弟子章太炎(炳麟)。在他們師徒兩人身上體現了中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學術發展的一個大轉變。俞曲園能熔鑄今古;但是章太炎在熔鑄今古之外，又能會通中西。這隻要看一看曲園先生的文集，再讀一讀太炎先生《章氏叢書》，特別是其中的《文錄》和《別錄》中的許多文章，其區別立即呈現在眼前。太炎先生的文章如：《記印度西婆耆王紀念會事》、《送印度缽羅罕保什二君序》、《記印度事》、《無政府主義序》、《俱分進化論》、《無神論》、《大乘佛教緣起考》、《大乘起信論辯》、《梵文典序》、《法顯發現西半球論》等等，就是他會通中西的確鑿證據，他的老師是寫不出來的。
太炎先生以後，幾位國學大師，比如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胡適等，都是既能熔鑄今古，又能會通中西的。他們有別於前一代大師的地方就在這裏。他們一方麵繼承了中國悠久的優秀的學術傳統，特別是考據之學;另一方麵又融會了西方的優秀傳統，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麵都是如此。他們發揚光大了中國的學術傳統，使中國的學術研究麵目為之一新，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我認為，湯用彤(錫予)先生就屬於這一些國學大師之列。這實際上是國內外學者之公言，絕非我一個人之私言。在錫予先生身上，熔鑄今古、會通中西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他對中國古代典籍的研讀造詣很高，對漢譯佛典以及僧傳又都進行過深刻徹底的探討，使用起來，得心應手，如數家珍。又遠涉重洋，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習梵文，攻讀西方和印度哲學，再濟之以個人天資與勤奮，他之所以成為國學大師，豈偶然哉!
拿湯先生的代表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來作一個例子，加以分析。此書於一九三八年問世，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然而，一直到現在，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中外學者，哪一個也不能不向這一部書學習，向這一部書討教。此書規模之恢弘，結構之謹嚴，材料之豐富，考證之精確，問題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釋之周密，在在可為中外學者們的楷模。凡此皆是有口皆碑，同聲稱揚的。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上，這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經典著作，它將永放光芒。
錫予先生的治學範圍，當然不限於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他在魏晉玄學的研究方麵也有精深的造詣，對隋唐佛教也作過深刻的探討，旁及印度哲學和歐美哲學。他完全當得起“會通中西”這一句話。
湯先生的人品也是他的弟子們學習的榜樣。他淳真、樸素，不為物累;待人寬厚，處事公正。藹然仁者，即之也溫。他是一個真正的人，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他是一個真正的大師。
我自己沒有得到機會立雪程門。我在德國住了十年以後，先師陳寅恪先生把我介紹給湯先生和胡適之先生，我得以來到了北大，當上了教授。此後，我以學生教授或教授學生的身份聽過湯先生“魏晉玄學”的課。我覺得每一堂課都是一次特殊的享受，至今記憶猶新，終生難忘。我不自量力，高攀為錫予先生的弟子，以此為榮。
一九九二年
周作人論
周作人論——兼及汪精衛
研究中國近代文學史，周作人這個人是一個難以繞過的人物，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但是，偏偏這個人又是一個性格十分複雜、經歷十分跌宕的人。因此，在評論這個歷史人物時，在論者基本上調子一致的情況下，也時有雜音出現。我個人不是研究近代中國文學的人，但年輕時讀過周作人的許多書，也許是當時已經出版的全部的書，對此人頗感興趣，因此不揣譾陋，也想發表點意見。
促使我想發表一點意見的最直接的動力，來自我最近讀的一篇文章《另一個周作人》，作者傅國湧，見《書屋》，2001.11，頁23-27。文章一開頭就說：“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周作人和真實的周作人是有很大距離的。”這裏使用了“真實的周作人”這樣一個詞兒，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周作人是不“真實”的或者竟可以說是“虛假”的。如果想勉強把周作人劃分為幾“個”的話，那麽隻有兩“個”：一個是五四時期向著舊勢力衝鋒陷陣的勇猛的戰士，一個則是在日寇侵華後成為日本的華北教育督辦的民族敗類臭名永垂的大漢奸，兩者都是真實的。兩個周作人的歷史都是同一個周作人寫成的。從生理學上來講，一個人不可能劈成兩個。傅國湧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說，我們現在一般知道的周作人是後者，是不真實的，隻有前者真實。前者是“另一個周作人”。
我個人對於這種提法有不同的看法，現在想提出來供大家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