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必有死，是大自然的規律。我知道，這個規律是違抗不得的，我也從來沒有想去違抗。古代許多聖君賢相，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想方設法，去與這個規律對抗，妄想什麽長生不老，結果卻事與願違，空留下一場笑話。這一點很清楚。但是，生離死別，我又不能無動於衷。古人雲：太上忘情。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凡人，無論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隻有把自己釘在感情的十字架上了。我自謂身體尚頗硬朗，並不服老。然而，曾幾何時，宛如黃粱一夢，自己已接近耄耋之年。許多可敬可愛的師友相繼離我而去。此情此景，焉能忘情?現在從文先生也加入了去者的行列。他一生安貧樂道，淡泊寧靜，死而無憾矣。對我來說，憂思卻著實難以排遣。像他這樣一個有特殊風格的人，現在很難找到了。我隻覺得大地茫茫，頓生淒涼之感。我沒有別的本領，隻能把自己的憂思從心頭移到紙上，如此而已。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寫於香港
中文大學會友樓
憶念胡也頻先生
胡也頻，這個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學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閃即逝但又留下永恆光芒的人物，知道其名者很多很多，但在腦海中尚能保留其生動形象者，恐怕就很少很少了。
我有幸是其中的一個。
我初次見到胡先生是六十年前在山東濟南省立高中的講台上。我當時隻有十八歲，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他個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此時日軍剛剛退出了占領一年的濟南。國民黨的軍隊開了進來，教育有了改革。舊日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改為省立高中。校址由綠柳紅荷交相輝映的北園搬到車水馬龍的杆石橋來，環境大大地改變了，校內頗有一些新氣象。專就國文這一門課程而談，在一年前讀的還是《詩經》、《書經》和《古文觀止》一類的書籍，現在完全改為讀白話文學作品。作文也由文言文改為白話文，教員則由前清的翰林、進士改為新文學家。對於我們這一批年輕的大孩子來說，頓有耳目為之一新的感覺，大家都興高采烈了。
高中的新校址是清代的一個什麽大衙門，崇樓峻閣，雕樑畫棟，頗有一點威武富貴的氣象。尤其令人難忘的是裏麵有一個大花園。園子的全盛時期早已成為往事，花壇不修，水池幹涸，小路上長滿了草。但是花木依然青翠茂密，濃綠撲人眉宇。到了春天、夏天，仍然開滿似錦的繁花，把這古園點綴得明麗耀目。枝頭、叢中時有鳥鳴聲，令人如入幽穀。老師們和學生們有時來園中漫步，各得其樂。
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園門口旁邊，常見他走過花園到後麵的課堂中去上課。他教書同以前的老師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講《古文觀止》，好像連新文學作品也不大講。每次上課，他都在黑板上大書：“什麽是現代文藝?”幾個大字，然後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直講得眉飛色舞，濃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難懂了。
下一次上課，黑板上仍然是七個大字：“什麽是現代文藝?”我們這一群年輕的大孩子聽得簡直像著了迷。我們按照他的介紹買了一些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書籍。那時候，“馬克思主義”這個詞兒是違禁的，人們隻說“普羅文學”或“現代文學”，大家心照不宣，誰也了解。有幾本書的作者我記得名叫弗裏茨，以後再也沒見到這個名字。這些書都是譯文，非常難懂。據說是從日文轉譯的俄國書籍。恐怕日文譯者就不太懂俄文原文，再轉為漢文，隻能像“天書”了。我們當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懷著朝聖者的心情，硬著頭皮讀下去。生吞活剝，在所難免。然而“現代文藝”這個名詞卻時髦起來，傳遍了高中的每一個角落，仿佛為這古老的建築增添了新的光輝。
我們這一批年輕的中學生其實並不真懂什麽“現代文藝”，更不全懂什麽叫“革命”。胡先生在這方麵沒有什麽解釋。但是我們的熱情是高昂的，高昂得超過了需要。當時還是國民黨的天下，學校大權當然掌握在他們手中。國民黨最厭惡、最害怕的就是共產黨，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後快。在這樣的氣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張膽地宣傳“現代文藝”，鼓動學生革命，真如太歲頭上動土。國民黨對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胡先生卻是處之泰然。我們閱世未深，對此完全是麻木的。胡先生是有社會經歷的人，他應該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隻見他那清瘦的小個子，在校內課堂上，在那座大花園中，邁著輕盈細碎的步子，上身有點向前傾斜，匆匆忙忙，倉倉促促，滿麵春風，忙得不亦樂乎。他照樣在課堂上宣傳他的“現代文藝”，侃侃而談，視敵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沒有敵人的敵人陣中。
他不但在課堂上宣傳，還在課外進行組織活動。他號召組織了一個現代文藝研究會，由幾個學生積極分子帶頭參加，公然在學生宿舍的走廊上，擺上桌子，貼出布告，昭告全校，踴躍參加。當場報名、填表，一時熱鬧得像是過節一樣。時隔六十年，一直到今天，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如在眼前，當時的笑語聲還在我耳畔迴蕩，留給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見了。
有了這樣一個組織，胡先生還沒有滿足，他準備出一個刊物，名稱我現在忘記了。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現代文藝的使命》。內容現在完全忘記了，無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類。以我當時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從“天書”中生吞活剝地抄來了一些詞句，雜湊成篇而已，絕不會是什麽像樣的文章。
正在這時候，當時蜚聲文壇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濟南省立高中，看樣子是來探親的。她是從上海去的。當時上海是全國最時髦的城市，領導全國服飾的新潮流。丁玲的衣著非常講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裝。相對而言，濟南還是相當閉塞淳樸的。丁玲的出現，宛如飛來的一隻金鳳凰，在我們那些沒有見過世麵的青年學生眼中，她渾身閃光，輝耀四方。
記得丁玲那時候比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濟南比不了上海，馬路坑坑窪窪，高低不平。高中校內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況是高跟鞋。看來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難”的問題。胡先生個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維艱”，有時要扶著胡先生才能邁步。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看了這情景，覺得非常有趣。我們就竊竊私議，說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們其實不但毫無惡意，而且是充滿了敬意的。在我們心中真覺得胡先生是一個好丈夫，因此對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對丁玲我們同樣也是尊敬的。
不管胡先生怎樣處之泰然，國民黨卻並沒有睡覺。他們的統治機器當時運轉得還是比較靈的。國民黨對抗大清帝國和反動軍閥有過豐富的鬥爭經驗，老謀深算，手法頗多。相比之下，胡先生這個才不過二十多歲的真正的革命家，卻沒有多少鬥爭經驗，專憑一股革命銳氣，革命鬥誌超過革命經驗，宛如初生的犢子不怕虎一樣，頭頂青天，腳踏大地，把活動都擺在光天化日之下。這確實值得尊敬。但是，勇則勇矣，麵對強大的掌握大權的國民黨，是註定要失敗的。這一點，我始終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識到了。這個謎將永遠成為一個謎了。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寫於香港
中文大學會友樓
憶念胡也頻先生
胡也頻，這個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學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閃即逝但又留下永恆光芒的人物，知道其名者很多很多，但在腦海中尚能保留其生動形象者，恐怕就很少很少了。
我有幸是其中的一個。
我初次見到胡先生是六十年前在山東濟南省立高中的講台上。我當時隻有十八歲，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他個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此時日軍剛剛退出了占領一年的濟南。國民黨的軍隊開了進來，教育有了改革。舊日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改為省立高中。校址由綠柳紅荷交相輝映的北園搬到車水馬龍的杆石橋來，環境大大地改變了，校內頗有一些新氣象。專就國文這一門課程而談，在一年前讀的還是《詩經》、《書經》和《古文觀止》一類的書籍，現在完全改為讀白話文學作品。作文也由文言文改為白話文，教員則由前清的翰林、進士改為新文學家。對於我們這一批年輕的大孩子來說，頓有耳目為之一新的感覺，大家都興高采烈了。
高中的新校址是清代的一個什麽大衙門，崇樓峻閣，雕樑畫棟，頗有一點威武富貴的氣象。尤其令人難忘的是裏麵有一個大花園。園子的全盛時期早已成為往事，花壇不修，水池幹涸，小路上長滿了草。但是花木依然青翠茂密，濃綠撲人眉宇。到了春天、夏天，仍然開滿似錦的繁花，把這古園點綴得明麗耀目。枝頭、叢中時有鳥鳴聲，令人如入幽穀。老師們和學生們有時來園中漫步，各得其樂。
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園門口旁邊，常見他走過花園到後麵的課堂中去上課。他教書同以前的老師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講《古文觀止》，好像連新文學作品也不大講。每次上課，他都在黑板上大書：“什麽是現代文藝?”幾個大字，然後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直講得眉飛色舞，濃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難懂了。
下一次上課，黑板上仍然是七個大字：“什麽是現代文藝?”我們這一群年輕的大孩子聽得簡直像著了迷。我們按照他的介紹買了一些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書籍。那時候，“馬克思主義”這個詞兒是違禁的，人們隻說“普羅文學”或“現代文學”，大家心照不宣，誰也了解。有幾本書的作者我記得名叫弗裏茨，以後再也沒見到這個名字。這些書都是譯文，非常難懂。據說是從日文轉譯的俄國書籍。恐怕日文譯者就不太懂俄文原文，再轉為漢文，隻能像“天書”了。我們當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懷著朝聖者的心情，硬著頭皮讀下去。生吞活剝，在所難免。然而“現代文藝”這個名詞卻時髦起來，傳遍了高中的每一個角落，仿佛為這古老的建築增添了新的光輝。
我們這一批年輕的中學生其實並不真懂什麽“現代文藝”，更不全懂什麽叫“革命”。胡先生在這方麵沒有什麽解釋。但是我們的熱情是高昂的，高昂得超過了需要。當時還是國民黨的天下，學校大權當然掌握在他們手中。國民黨最厭惡、最害怕的就是共產黨，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後快。在這樣的氣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張膽地宣傳“現代文藝”，鼓動學生革命，真如太歲頭上動土。國民黨對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胡先生卻是處之泰然。我們閱世未深，對此完全是麻木的。胡先生是有社會經歷的人，他應該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隻見他那清瘦的小個子，在校內課堂上，在那座大花園中，邁著輕盈細碎的步子，上身有點向前傾斜，匆匆忙忙，倉倉促促，滿麵春風，忙得不亦樂乎。他照樣在課堂上宣傳他的“現代文藝”，侃侃而談，視敵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沒有敵人的敵人陣中。
他不但在課堂上宣傳，還在課外進行組織活動。他號召組織了一個現代文藝研究會，由幾個學生積極分子帶頭參加，公然在學生宿舍的走廊上，擺上桌子，貼出布告，昭告全校，踴躍參加。當場報名、填表，一時熱鬧得像是過節一樣。時隔六十年，一直到今天，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如在眼前，當時的笑語聲還在我耳畔迴蕩，留給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見了。
有了這樣一個組織，胡先生還沒有滿足，他準備出一個刊物，名稱我現在忘記了。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現代文藝的使命》。內容現在完全忘記了，無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類。以我當時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從“天書”中生吞活剝地抄來了一些詞句，雜湊成篇而已，絕不會是什麽像樣的文章。
正在這時候，當時蜚聲文壇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濟南省立高中，看樣子是來探親的。她是從上海去的。當時上海是全國最時髦的城市，領導全國服飾的新潮流。丁玲的衣著非常講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裝。相對而言，濟南還是相當閉塞淳樸的。丁玲的出現，宛如飛來的一隻金鳳凰，在我們那些沒有見過世麵的青年學生眼中，她渾身閃光，輝耀四方。
記得丁玲那時候比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濟南比不了上海，馬路坑坑窪窪，高低不平。高中校內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況是高跟鞋。看來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難”的問題。胡先生個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維艱”，有時要扶著胡先生才能邁步。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看了這情景，覺得非常有趣。我們就竊竊私議，說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們其實不但毫無惡意，而且是充滿了敬意的。在我們心中真覺得胡先生是一個好丈夫，因此對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對丁玲我們同樣也是尊敬的。
不管胡先生怎樣處之泰然，國民黨卻並沒有睡覺。他們的統治機器當時運轉得還是比較靈的。國民黨對抗大清帝國和反動軍閥有過豐富的鬥爭經驗，老謀深算，手法頗多。相比之下，胡先生這個才不過二十多歲的真正的革命家，卻沒有多少鬥爭經驗，專憑一股革命銳氣，革命鬥誌超過革命經驗，宛如初生的犢子不怕虎一樣，頭頂青天，腳踏大地，把活動都擺在光天化日之下。這確實值得尊敬。但是，勇則勇矣，麵對強大的掌握大權的國民黨，是註定要失敗的。這一點，我始終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識到了。這個謎將永遠成為一個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