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教學方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關於德國教外語的方法我曾在幾篇文章裏都談到過，我口頭對人“宣傳”的次數就更多。我為什麽對它如此地偏愛呢?理由很簡單：它行之有效。我先講一講具體的情況。同其他外語課一樣，第一年梵文(正式名稱是：為初學者開設的梵文)每周二次，每次二小時。德國大學假期特長特多，每學期上課時間大約隻有二十周，梵文上課時間共約八十小時，應該說是很少的。但是，我們第一學期就學完了全部梵文語法，還念了幾百句練習。在世界上已知的語言中，梵文恐怕是語法變化最複雜、最繁瑣，詞彙量最大的語言。語法規律之細緻、之別扭，哪一種語言也比不上。能在短短的八十個小時內學完全部語法，是很難想像的。這同德國的外語教學法是分不開的。
第一次上課時，教授領我們念了念字母。我順便說一句，梵文字母也是非常囉唆的，絕對不像英文字母這樣簡明，無論如何，第一堂我覺得頗為舒服，沒感到有多大壓力。我心裏滿以為就這樣舒服下去的。第二次上課就給了我當頭一棒。教授對梵文非常複雜的連聲規律根本不加講解。教科書上的陽性名詞變化規律他也不講，一下子就讀起書後麵附上的練習來。這些練習都是一句句的話，是從印度梵文典籍中選出來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種死文字，不像學習現代語言那樣一開始先學習一些同生活有關的簡單的句子：什麽“我吃飯”，“我睡覺”等。梵文練習題裏麵的句子多少都脫離現代實際，理解起來頗不容易。教授要我讀練習句子，字母有些還麵生可疑，語法概念更是一點也沒有。讀得結結巴巴，譯得莫名其妙，急得頭上冒汗，心中發火。下了課以後，就拚命預習。一句隻有五六個字的練習，要查連聲，查語法，往往要做一兩個小時。準備兩小時的課，往往要用上一兩天的時間。我自己覺得，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真正是充分調動起來了。過了一段時間，自己也逐漸適應了這種學習方法。頭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裏的火越發越小了。我嚐到了甜頭。
除了梵文和巴利文以外，我在德國還開始學習了幾種別的外語。教學方法都是這個樣子。相傳十九世紀德國一位語言學家說過這樣的話：“拿學遊泳來打個比方，我教外語就是把學生帶到遊泳池旁，一下子把他們推下水去。如果他們淹不死，遊泳就學會了。”這隻是一個比方，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雖然有點誇大，但道理不能說是沒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成了某一派“革命”群眾的眼中釘、肉中刺，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千隻腳”，批判得淋漓盡致。我宣傳過德國的外語教學法，成為大罪狀之首，說是宣傳德國法西斯思想。當時一些“革命小將”的批判發言，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胡說八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這種教學法興起時，連希特勒的爸爸都還沒有出世哩!我是“死不改悔”的頑固分子，今天我仍然覺得這種教學法能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盡早獨立自主地“親口嚐一嚐梨子”，是行之有效的。
這就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留給我的第一個也是最深的一個印象。從那以後，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征從軍為止，我每一學期都必選教授的課。我在課堂上(高年級的課叫做習彌那爾)讀過印度古代的史詩、劇本，讀過巴利文，解讀過中國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殘卷。他要求學生極為嚴格，梵文語法中那些古裏古怪的規律都必須認真掌握，絕不允許有半點馬虎和粗心大意，連一個字母他也絕不放過。學習近代語言，語法沒有那樣繁複，有時候用不著死記，隻要多讀一些書，慢慢地也就學通了，但是梵文絕對不行。梵文語法規律有時候近似數學，必須細心地認真對付。教授在這一方麵是十分認真的。後來我自己教學生了，我完全以教授為榜樣，對學生要求嚴格。等到我的學生當了老師的時候，他們也都沒有丟掉這一套謹嚴細緻的教學方法。教授的教澤真可謂無遠弗屆，流到中國來，還流了幾代。我也總算對得起我的老師了。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專門研究範圍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在這一方麵，他是蜚聲世界的權威。他的老師是德國的梵文大家呂德斯教授，也是以學風謹嚴著稱的。教授的博士論文以及取得在大學授課資格的論文，都是關於新疆貝葉經的。這兩本厚厚的大書，裏麵的材料異常豐富，處理材料的方式極端細緻謹嚴。一張張的圖表，一行行的統計數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繚亂，令人頭腦昏眩。我一向雖然不能算是一個馬大哈，但是也從沒有想到寫科學研究論文竟然必須這樣瑣細。兩部大書好幾百頁，竟然沒有一個錯字，連標點符號，還有那些希奇古怪的特寫字母或符號，也都是個個確實無誤，這實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驚。德國人一向以徹底性自詡，我的教授忠誠地保留了德國的優良傳統，留給我的印象讓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用不盡。
但是給我教育最大的還是我寫博士論文的過程。按德國規定，一個想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必須念三個係：一個主係和兩個副係。我的主係是梵文和巴利文，兩個副係是斯拉夫語文係和英國語文係。指導博士論文的教授，德國學生戲稱之為“博士父親”。怎樣才能找到博士父親呢?這要由教授和學生兩個方麵來決定。學生往往經過在幾個大學中獲得的實踐經驗，最後決定留在某一個大學跟某一個教授作博士論文。德國教授在大學裏至高無上，他說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學生將來出息不大，辱沒了自己的名聲。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條件越高。往往經過幾個學期的習彌那爾，教授真正覺得孺子可教，他才點頭收徒，並給他博士論文題目。
對我來講，我好像是沒有經過那樣漫長而複雜的過程。第四學期念完，教授就主動問我要不要一個論文題目。我聽了當然是受寵若驚，立刻表示願意。他說，他早就有一個題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問我接受不接受。我那時候對梵文所知極少，根本沒有選擇題目的能力，便滿口答應。題目就這樣定了下來。佛典《大事》是用所謂“混合梵文”寫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非一般的俗語，是一種亂七八糟雜湊起來的語言。這種語言對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語言發展史等都是很重要的。我一生對這種語言感興趣，其基礎就是當時打下的。
題目定下來以後，我一方麵繼續參加教授的習彌那爾，聽英文係和斯拉夫語文係的課，另一方麵就開始讀法國學者塞那校訂的《大事》，一共厚厚的三大本，我真是爭分奪秒，“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我把每一個動詞形式都做成卡片，還要查看大量的圖書雜誌，忙得不可開交。此時國際環境和生活環境越來越惡劣。吃的東西越來越少，不但黃油和肉幾乎絕跡，麵包和土豆也僅夠每天需要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黃油和麵包都摻了假，吃下肚子去，咕咕直叫。德國人是非常講究禮貌的。但在當時，在電影院裏，屁聲相應，習以為常。天上還有英美的飛機，天天飛越哥廷根上空。誰也不知道，什麽時候會有炸彈落下，心裏終日危懼不安。在自己的祖國，日本軍國主義者奸淫擄掠，殺人如麻。烽火連三年，家書抵億金。我是根本收不到家書的。家裏的妻子老小，生死不知。我在這種內外交迫下，天天晚上失眠。偶爾睡上一點，也是噩夢迷離。有時候夢到在祖國吃花生米，可見我當時對吃的要求已經低到什麽程度。幾粒花生米，連龍肝鳳髓也無法比得上了。
第一次上課時，教授領我們念了念字母。我順便說一句，梵文字母也是非常囉唆的，絕對不像英文字母這樣簡明，無論如何，第一堂我覺得頗為舒服，沒感到有多大壓力。我心裏滿以為就這樣舒服下去的。第二次上課就給了我當頭一棒。教授對梵文非常複雜的連聲規律根本不加講解。教科書上的陽性名詞變化規律他也不講，一下子就讀起書後麵附上的練習來。這些練習都是一句句的話，是從印度梵文典籍中選出來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種死文字，不像學習現代語言那樣一開始先學習一些同生活有關的簡單的句子：什麽“我吃飯”，“我睡覺”等。梵文練習題裏麵的句子多少都脫離現代實際，理解起來頗不容易。教授要我讀練習句子，字母有些還麵生可疑，語法概念更是一點也沒有。讀得結結巴巴，譯得莫名其妙，急得頭上冒汗，心中發火。下了課以後，就拚命預習。一句隻有五六個字的練習，要查連聲，查語法，往往要做一兩個小時。準備兩小時的課，往往要用上一兩天的時間。我自己覺得，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真正是充分調動起來了。過了一段時間，自己也逐漸適應了這種學習方法。頭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裏的火越發越小了。我嚐到了甜頭。
除了梵文和巴利文以外，我在德國還開始學習了幾種別的外語。教學方法都是這個樣子。相傳十九世紀德國一位語言學家說過這樣的話：“拿學遊泳來打個比方，我教外語就是把學生帶到遊泳池旁，一下子把他們推下水去。如果他們淹不死，遊泳就學會了。”這隻是一個比方，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雖然有點誇大，但道理不能說是沒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成了某一派“革命”群眾的眼中釘、肉中刺，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千隻腳”，批判得淋漓盡致。我宣傳過德國的外語教學法，成為大罪狀之首，說是宣傳德國法西斯思想。當時一些“革命小將”的批判發言，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胡說八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這種教學法興起時，連希特勒的爸爸都還沒有出世哩!我是“死不改悔”的頑固分子，今天我仍然覺得這種教學法能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盡早獨立自主地“親口嚐一嚐梨子”，是行之有效的。
這就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留給我的第一個也是最深的一個印象。從那以後，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征從軍為止，我每一學期都必選教授的課。我在課堂上(高年級的課叫做習彌那爾)讀過印度古代的史詩、劇本，讀過巴利文，解讀過中國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殘卷。他要求學生極為嚴格，梵文語法中那些古裏古怪的規律都必須認真掌握，絕不允許有半點馬虎和粗心大意，連一個字母他也絕不放過。學習近代語言，語法沒有那樣繁複，有時候用不著死記，隻要多讀一些書，慢慢地也就學通了，但是梵文絕對不行。梵文語法規律有時候近似數學，必須細心地認真對付。教授在這一方麵是十分認真的。後來我自己教學生了，我完全以教授為榜樣，對學生要求嚴格。等到我的學生當了老師的時候，他們也都沒有丟掉這一套謹嚴細緻的教學方法。教授的教澤真可謂無遠弗屆，流到中國來，還流了幾代。我也總算對得起我的老師了。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專門研究範圍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在這一方麵，他是蜚聲世界的權威。他的老師是德國的梵文大家呂德斯教授，也是以學風謹嚴著稱的。教授的博士論文以及取得在大學授課資格的論文，都是關於新疆貝葉經的。這兩本厚厚的大書，裏麵的材料異常豐富，處理材料的方式極端細緻謹嚴。一張張的圖表，一行行的統計數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繚亂，令人頭腦昏眩。我一向雖然不能算是一個馬大哈，但是也從沒有想到寫科學研究論文竟然必須這樣瑣細。兩部大書好幾百頁，竟然沒有一個錯字，連標點符號，還有那些希奇古怪的特寫字母或符號，也都是個個確實無誤，這實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驚。德國人一向以徹底性自詡，我的教授忠誠地保留了德國的優良傳統，留給我的印象讓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用不盡。
但是給我教育最大的還是我寫博士論文的過程。按德國規定，一個想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必須念三個係：一個主係和兩個副係。我的主係是梵文和巴利文，兩個副係是斯拉夫語文係和英國語文係。指導博士論文的教授，德國學生戲稱之為“博士父親”。怎樣才能找到博士父親呢?這要由教授和學生兩個方麵來決定。學生往往經過在幾個大學中獲得的實踐經驗，最後決定留在某一個大學跟某一個教授作博士論文。德國教授在大學裏至高無上，他說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學生將來出息不大，辱沒了自己的名聲。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條件越高。往往經過幾個學期的習彌那爾，教授真正覺得孺子可教，他才點頭收徒，並給他博士論文題目。
對我來講，我好像是沒有經過那樣漫長而複雜的過程。第四學期念完，教授就主動問我要不要一個論文題目。我聽了當然是受寵若驚，立刻表示願意。他說，他早就有一個題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問我接受不接受。我那時候對梵文所知極少，根本沒有選擇題目的能力，便滿口答應。題目就這樣定了下來。佛典《大事》是用所謂“混合梵文”寫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非一般的俗語，是一種亂七八糟雜湊起來的語言。這種語言對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語言發展史等都是很重要的。我一生對這種語言感興趣，其基礎就是當時打下的。
題目定下來以後，我一方麵繼續參加教授的習彌那爾，聽英文係和斯拉夫語文係的課，另一方麵就開始讀法國學者塞那校訂的《大事》，一共厚厚的三大本，我真是爭分奪秒，“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我把每一個動詞形式都做成卡片，還要查看大量的圖書雜誌，忙得不可開交。此時國際環境和生活環境越來越惡劣。吃的東西越來越少，不但黃油和肉幾乎絕跡，麵包和土豆也僅夠每天需要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黃油和麵包都摻了假，吃下肚子去，咕咕直叫。德國人是非常講究禮貌的。但在當時，在電影院裏，屁聲相應，習以為常。天上還有英美的飛機，天天飛越哥廷根上空。誰也不知道，什麽時候會有炸彈落下，心裏終日危懼不安。在自己的祖國，日本軍國主義者奸淫擄掠，殺人如麻。烽火連三年，家書抵億金。我是根本收不到家書的。家裏的妻子老小，生死不知。我在這種內外交迫下，天天晚上失眠。偶爾睡上一點，也是噩夢迷離。有時候夢到在祖國吃花生米，可見我當時對吃的要求已經低到什麽程度。幾粒花生米，連龍肝鳳髓也無法比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