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季先生的主要領域是什麽呢?他的“看家本領”是什麽呢?他又是憑藉什麽樣的重要貢獻才會在國際學術界擁有如此高的聲望和地位呢?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領域和“看家本領”，乃是以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語在內的多種俗語、吐火羅語，並由此解決印歐語言學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難題。我在新近出版的《季門立雪》的封底，特意標出了這麽一段話，我相信季先生也會認可的：“如果說季羨林先生的學術研究有一條貫穿其中的紅線，那麽，這條紅線非印度古代語言研究莫屬。無論是對於研究中印關係史、印度歷史與文化、東方文化、佛教、比較文學和民間文學、吐火羅文、糖史，還是翻譯梵文等語種文學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語言研究領域的工作、成就、造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這是一個極其冷僻的專業領域，很少有人了解。大家對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麵大有隔膜，是一件絲毫不奇怪的事情。我在這裏受場合和時間的限製，也沒有可能予以詳細的評說，隻能盡量用最簡單的語言做最簡略的介紹，希望對大家了解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麵有所幫助。
季先生的主要學術生涯和學術貢獻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從一九三五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到一九四五年回國為第一階段。季先生的留學，抱有一個和當時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絕對不利用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先天優勢，做和中國研究有任何關聯的題目。換句話說，季先生對那種在國外靠孔子、莊子、老子把洋人哄得一愣一愣以獲得博士學位，而回到國內卻又靠黑格爾、康德、尼采把國人唬得一愣一愣以成為名教授的人，是很不以為然的。他決心進入當時國際人文學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擁有巨大先天優勢、深厚傳統的印歐語言學領域裏大展身手，所謂入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間所學的課程和漢學幾乎完全無關，他的主科是印度學，副科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語、吐火羅語、俄語、南斯拉夫語、阿拉伯語等的學習和研究上。季先生留德期間完成和發表在德國最權威刊物上的幾篇非常厚重的論文，都以當時印歐語言學領域最前沿的問題為關注點，並且引起了轟動，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這些論文不僅解決了所要討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這些領域都做出了方法論層麵的重要貢獻：比如，利用語尾變化、特殊的動詞形態等語法形式，在幾乎沒有信史資料的情況下解決佛典的年代和來源問題，利用不同語言的平行譯本解決還幾乎處在破譯階段的吐火羅語的語義問題，甚至還解決了古希臘語裏麵一個從未得到確切理解的重要語尾的問題!這些都是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意義的。季先生本人有《留德十年》，大家可以參看。
一九四五年，季先生放棄了在德國的教職和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離開德國，到一九七八年，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可以看做是季先生學術生涯的第二個階段。這是三十四歲到六十五歲，學者最珍貴的黃金年齡階段，這理應是季先生學術生涯最輝煌的階段。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卻是最黯淡無光的苦難時期。這個階段勉強還可以一分為二。一九四六年到“文革”的二十年為前半階段，受到國內資料和對外聯絡、政治環境等等的限製，用季先生自己的話來說，隻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飯”了。季先生無奈地放棄了在德國已經打下極好基礎、具有極高起點的本行研究，被迫轉而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譯工作上。至於從一九六六年以後可以看做是後半階段，季先生幾乎被迫害至死，好幾次被打得隻能自己爬回家，好幾次動了自殺的念頭，哪裏還談得上什麽學術研究。隻有在“文革”的後期，季先生擔心自己把梵文給忘了，偷偷地開始翻譯《羅摩衍那》，這完全不是季先生的本意，我們隻能說這是傷心滴血的輝煌了。季先生的《牛棚雜憶》就是寫自己在這後半段的遭遇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部記錄瘋狂野蠻時代的傑作。
第三階段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當然到今天也沒有結束。季先生恢復了學術研究，在承擔常人無法想像的繁重的社會、學術領導工作的同時，真是爭分奪秒，以拚命的態度搶回失去的時光。在這個階段，季先生有機會接觸國外的最新材料，於是接續在留德期間奠基的研究，不斷地發現、補充新材料，進一步論證推衍自己的判斷和結論。第二階段無奈地開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這個階段綻放出奇光異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證明之一。季先生還毅然接受了一個巨大的挑戰，研究、翻譯、考證了新疆發現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羅語文獻《彌勒會見記》，這項研究難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國際學術界。大家別忘了，這時候的季先生已經是七八十歲的高齡了，且不說他肩上擔負著多少重要的工作，就以這樣的高齡承擔這樣的研究任務這一點而言，就已經足以讓我這樣的後生小輩嘆為觀止了。更重要的是，我們絕對不能忘記，一直到今天，季先生還是中國唯一一位可以釋讀吐火羅語本身的學者，也就是說，如此高齡的季先生在為捍衛吐火羅語發現地中國的學術榮譽而孤身奮戰!這怎麽能夠不讓我這樣的門生弟子、後生晚輩汗顏呢?
我上麵的介紹遠遠不足以涵蓋季先生作為學者的成就。好在我寫了《季門立雪》，裏麵有相對而言比較全麵的介紹。
我們還必須牢記，在這第三階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還投入到包括敦煌學、吐魯番學、比較文學等等等等新的學術領域和學術組織的開創、建立、完善上了。我在前麵提到過，季先生曾經一身擔任了一百多個學術領導職務，為新時期中國學術的繁榮發展嘔心瀝血、竭盡全力，做出了別人無法替代也很難相比的巨大貢獻。季先生贏得中國學術界的廣泛尊敬，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我們難道不應該對季先生抱有一份感激之情嗎?
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仿佛無法用堂皇的語言來言說他的魅力。我這麽說，也許會令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詞，最合適的大概還是純粹和平淡。季先生當然不是神，也不是聖人。但是，作為一個從各種運動中走出來的知識分子，最難能可貴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蕩，任何人無法對這一點有任何指責和爭論。該守望、該堅持的東西，季先生一樣也沒有放棄。
在那個年代，季先生這樣的人原本是一個群體現象，而到了現在，季先生和他那樣的人成了孤零零的個體現象了。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一個對他人、對社會滿懷著愛和責任感的老人，在一個普遍以自我為中心的年代裏“走俏”了;一個像土地般樸素、真誠，從來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個講究包裝、炒作、媚俗的年代裏“走俏”了，這就是我說“看不懂”的原因。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領域和“看家本領”，乃是以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語在內的多種俗語、吐火羅語，並由此解決印歐語言學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難題。我在新近出版的《季門立雪》的封底，特意標出了這麽一段話，我相信季先生也會認可的：“如果說季羨林先生的學術研究有一條貫穿其中的紅線，那麽，這條紅線非印度古代語言研究莫屬。無論是對於研究中印關係史、印度歷史與文化、東方文化、佛教、比較文學和民間文學、吐火羅文、糖史，還是翻譯梵文等語種文學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語言研究領域的工作、成就、造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這是一個極其冷僻的專業領域，很少有人了解。大家對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麵大有隔膜，是一件絲毫不奇怪的事情。我在這裏受場合和時間的限製，也沒有可能予以詳細的評說，隻能盡量用最簡單的語言做最簡略的介紹，希望對大家了解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麵有所幫助。
季先生的主要學術生涯和學術貢獻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從一九三五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到一九四五年回國為第一階段。季先生的留學，抱有一個和當時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絕對不利用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先天優勢，做和中國研究有任何關聯的題目。換句話說，季先生對那種在國外靠孔子、莊子、老子把洋人哄得一愣一愣以獲得博士學位，而回到國內卻又靠黑格爾、康德、尼采把國人唬得一愣一愣以成為名教授的人，是很不以為然的。他決心進入當時國際人文學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擁有巨大先天優勢、深厚傳統的印歐語言學領域裏大展身手，所謂入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間所學的課程和漢學幾乎完全無關，他的主科是印度學，副科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語、吐火羅語、俄語、南斯拉夫語、阿拉伯語等的學習和研究上。季先生留德期間完成和發表在德國最權威刊物上的幾篇非常厚重的論文，都以當時印歐語言學領域最前沿的問題為關注點，並且引起了轟動，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這些論文不僅解決了所要討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這些領域都做出了方法論層麵的重要貢獻：比如，利用語尾變化、特殊的動詞形態等語法形式，在幾乎沒有信史資料的情況下解決佛典的年代和來源問題，利用不同語言的平行譯本解決還幾乎處在破譯階段的吐火羅語的語義問題，甚至還解決了古希臘語裏麵一個從未得到確切理解的重要語尾的問題!這些都是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意義的。季先生本人有《留德十年》，大家可以參看。
一九四五年，季先生放棄了在德國的教職和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離開德國，到一九七八年，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可以看做是季先生學術生涯的第二個階段。這是三十四歲到六十五歲，學者最珍貴的黃金年齡階段，這理應是季先生學術生涯最輝煌的階段。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卻是最黯淡無光的苦難時期。這個階段勉強還可以一分為二。一九四六年到“文革”的二十年為前半階段，受到國內資料和對外聯絡、政治環境等等的限製，用季先生自己的話來說，隻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飯”了。季先生無奈地放棄了在德國已經打下極好基礎、具有極高起點的本行研究，被迫轉而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譯工作上。至於從一九六六年以後可以看做是後半階段，季先生幾乎被迫害至死，好幾次被打得隻能自己爬回家，好幾次動了自殺的念頭，哪裏還談得上什麽學術研究。隻有在“文革”的後期，季先生擔心自己把梵文給忘了，偷偷地開始翻譯《羅摩衍那》，這完全不是季先生的本意，我們隻能說這是傷心滴血的輝煌了。季先生的《牛棚雜憶》就是寫自己在這後半段的遭遇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部記錄瘋狂野蠻時代的傑作。
第三階段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當然到今天也沒有結束。季先生恢復了學術研究，在承擔常人無法想像的繁重的社會、學術領導工作的同時，真是爭分奪秒，以拚命的態度搶回失去的時光。在這個階段，季先生有機會接觸國外的最新材料，於是接續在留德期間奠基的研究，不斷地發現、補充新材料，進一步論證推衍自己的判斷和結論。第二階段無奈地開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這個階段綻放出奇光異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證明之一。季先生還毅然接受了一個巨大的挑戰，研究、翻譯、考證了新疆發現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羅語文獻《彌勒會見記》，這項研究難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國際學術界。大家別忘了，這時候的季先生已經是七八十歲的高齡了，且不說他肩上擔負著多少重要的工作，就以這樣的高齡承擔這樣的研究任務這一點而言，就已經足以讓我這樣的後生小輩嘆為觀止了。更重要的是，我們絕對不能忘記，一直到今天，季先生還是中國唯一一位可以釋讀吐火羅語本身的學者，也就是說，如此高齡的季先生在為捍衛吐火羅語發現地中國的學術榮譽而孤身奮戰!這怎麽能夠不讓我這樣的門生弟子、後生晚輩汗顏呢?
我上麵的介紹遠遠不足以涵蓋季先生作為學者的成就。好在我寫了《季門立雪》，裏麵有相對而言比較全麵的介紹。
我們還必須牢記，在這第三階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還投入到包括敦煌學、吐魯番學、比較文學等等等等新的學術領域和學術組織的開創、建立、完善上了。我在前麵提到過，季先生曾經一身擔任了一百多個學術領導職務，為新時期中國學術的繁榮發展嘔心瀝血、竭盡全力，做出了別人無法替代也很難相比的巨大貢獻。季先生贏得中國學術界的廣泛尊敬，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我們難道不應該對季先生抱有一份感激之情嗎?
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仿佛無法用堂皇的語言來言說他的魅力。我這麽說，也許會令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詞，最合適的大概還是純粹和平淡。季先生當然不是神，也不是聖人。但是，作為一個從各種運動中走出來的知識分子，最難能可貴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蕩，任何人無法對這一點有任何指責和爭論。該守望、該堅持的東西，季先生一樣也沒有放棄。
在那個年代，季先生這樣的人原本是一個群體現象，而到了現在，季先生和他那樣的人成了孤零零的個體現象了。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一個對他人、對社會滿懷著愛和責任感的老人，在一個普遍以自我為中心的年代裏“走俏”了;一個像土地般樸素、真誠，從來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個講究包裝、炒作、媚俗的年代裏“走俏”了，這就是我說“看不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