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已經是著名歷史學家的浙江大學的盧向前教授,當時還在北大讀研究生,他應該也有一頓難忘的飯。季先生在研究糖史的時候,曾經托盧先生代為查閱一份敦煌卷子,為了表示感謝,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來到雜亂不堪的學生宿舍,邀請盧先生吃飯。這件事情在北大造成了轟動,傳為美談。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輕人為他做過什麽嗎?我相信沒有。很偶爾的,季先生會讓我們為他查找一些資料,這原本是我們應該做的,況且還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可是,就連這樣的舉手之勞,季先生也絕對都要在文章裏、書裏寫上一筆。有不少媒體問過我,季先生工作那麽忙,還發表了那麽多的文章,是否有學生代筆的?這不算是一個太離譜的疑問。但是,我可以負責任地講,我追隨季先生那麽多年,連替他寫個信封的事情都沒有過。


    上麵講的都是和學術界有關的事情。那麽在學術界之外,季先生又有怎麽樣的長者風範呢?還是舉幾個例子。季先生穿著極其樸素,經常會被人看成是學校裏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會被來報到的新學生叫住,替他們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動地替他們看守行李,有時候會一看兩小時。自然,這些學生兩三天以後就會在北大的迎新會上,看見季羨林校長坐在主席台上。


    北大有司機班。大家知道,司機可是見多識廣的,而且往往並不那麽好說話。然而,北大的司機都願意為季先生服務。為什麽呢?季先生每次都會為他們準備一些小禮物,比如當時還比較少見的國外帶回來的香菸。可是,這些能夠打動司機嗎?不能!有幾位司機告訴我,他們接送的大人物,幾乎都是不怎麽和他們說話的,到了家也是自顧自地走了,隻有季先生下了車道謝不說,還要站在門口目送車子駛遠。這才是令他們非常感動的地方。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簡樸,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並不很多了。有不少事情是我經手的,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較多一些。季先生往自己的家鄉小學寄錢寄書那是常有的事情。就連在家裏工作過而已經離開了的保姆,倘若喜歡讀書,季先生都會給予支持。我清楚地記得一張匯款單子上季先生的留言:“這些錢助你讀書,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幹淨的。”那件事情是我經手的,所以我的記憶格外清晰。


    實際上,對北大的情況稍微有點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季先生九十歲以前,他在北大朗潤湖的寓所的大門,幾乎是完全敞開的。張中行先生筆下那幕一位小書店老闆抱著一大摞書上門請季先生簽名的情況,根本就是經常發生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前幾年,北大接受了一筆最大的捐贈,就是來自季羨林先生的。這筆捐贈有多大呢?僅僅是古字畫就有數十幅!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儉用的錢,幾乎都用於此。他收藏的最底線是齊白石,這些收藏當中甚至有蘇東坡的《禦書頌》。光這些的市場價格應該怎麽算呢?可是,季先生捐出的不僅是字畫,還有古硯、印章、善本,還有自己畢生積蓄的稿費。總之,季先生把一切都捐贈出來了。而且,季先生還不停地把近年來的稿費捐贈出來。季先生是已經有了曾孫的,他的後代都過著很普通的生活。請問,這是什麽樣的胸懷?那些無聊而狂妄地評論季先生的人,又做何感想呢?


    我想“季羨林熱”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此,大家都感受到了作為一位長者的季先生的為人風範和人格魅力。要知道這位樸素如老農的長者是留學德國十年的哲學博士,是當時已經為數極少,現在更已是碩果僅存的建國後第一批文科一級教授,是中國第一學府北京大學的文科校長,是全國人大的常委,是一百多個全國性學會的會長、雜誌的主編……按照完全可以理解的世俗心態,這裏難道不是存在著巨大的不和諧或反差嗎?可是,難道不也正是這種所謂的不和諧和反差,反而更增加了對季先生的崇敬之心嗎?


    社會上對季先生的崇敬可以從媒體的報導中清晰地顯示出來。季先生在素來洋溢著某種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學子那裏,也得到了一種親切的真誠的熱愛。北大校園裏,學生不少是騎車如飛的,前麵倘若有人擋道,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鈴,催促不已的。然而,我卻太多次地看到,隻要學生知道前麵慢慢地走著,擋住了他們的道路的是季先生,他們都會跳下車來,安靜地在後麵推車而行。不少時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後排起了一條長龍。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開家門,發現門前白皚皚的雪地上,畫滿了來自北大好幾個係所的學生的問候和賀年之詞,季先生感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種新的傳統。


    作為一位年高德劭的長者,季先生贏得了大家的心,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麵,卻未必被大家所了解。就連北大的絕大部分教師和學生也包括在內,大家主要是通過季先生的上百萬字的散文隨筆、數百萬字的譯作、季先生對宏觀文化和社會情勢的某些看法來了解季先生作為學者的那一麵的。這當然沒有錯。但是,卻實在沒有搔到癢處,卻實在隻是停留在很不完全的表麵。盡管季先生的散文隨筆真摯感人、膾炙人口,他主要的身份卻絕對不是一位作家;盡管季先生的翻譯作品涉及古今中外好幾種文字,其中還包括吐火羅語在內的死語言,在“文化大革命”被迫看守門房、清掃廁所的艱難環境下,更是以一人之力,驚天地泣鬼神地翻譯了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他主要的身份卻絕對不是一個翻譯家;盡管季先生的一些宏觀理論見解引起了全社會乃至國外的廣泛關注和議論,被廣為傳播報導,他主要的身份卻絕對不是一位理論家或評論家。


    對於這樣的一種情況,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看呢?


    季先生前一段時間公開表示要辭去諸如“學術泰鬥”、“國學大師”、“國寶”之類的“帽子”,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這固然是季先生一貫的深懷謙虛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麵的熱鬧紅火,對背後的忘卻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我在接受《解放日報》記者的採訪時,曾經說過:“畢竟,季老和我們身邊、社區裏的某一位慈祥、正直的老人還是有所不同的。”為什麽這麽說呢?道理其實也並不複雜,季先生無疑是一個歷史人物,自有其歷史地位。但是,這個地位的確立,首先因為他是一位傑出的學者,我們應該努力去了解他在學術史、精神史上的創穫與貢獻。


    “學術泰鬥”、“國寶”是一個不重在反映專業學術領域的尊稱,我們可以先不去討論。“國學大師”雲雲,實際上就作為學者的季先生而論,也確實有未達一間的嫌疑。其實,季羨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領域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學,他不從朝代史、製度史的角度研究歷史,不關注嚴格意義上的經學,也不按照通行的“學術規範”來研究古代文學。通常我們所說的文史哲隻能算季先生的“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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