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嚴師父說，這一生影響他最深遠的一句話，是他的恩師印順導師送他的六個字：“為佛教，為眾生”。
他說：“其實這是相同的，為眾生就是在為佛教，一個人如果孤立於眾生，就沒有資格談佛教。所有那些為眾生努力、服務、奉獻的人，不管他是什麽信仰，都是值得我們崇敬的。”
談到恩師印順導師，證嚴師父有無限的孺慕之情，他說：“我永遠感恩我的師父，雖然在這皈依他的二三十年間，相處的時間累積起來還不到兩個月，但是他的人格超然，與世無爭，智慧深廣，悲心無量，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學到他的萬分之一。”證嚴師父現在是台灣社會舉足輕重的人，但他一直這樣慈和謙卑。
他的身體不好，有心絞痛的毛病，聽他的弟子說去年做全省巡迴講座時，有時一講完他到後台就要立刻打針，坐在電視前的觀眾是萬萬沒想到，站在台上那氣勢非凡、動人心魄的師父，剛剛才打過一瓶點滴，這一點，使我要深刻感受到“為佛教，為眾生”這一句話的深刻涵義。
拜別師父的時候，他站在門邊，突然說：“人生無常，能盡現在這一刻的責任，就努力地去實踐!”我雙手合十，五內震動，想起自己的母親。想到他剛剛讚譽印順導師的話“人格超然，與世無爭，智慧深廣，悲心無量”，也可以用在證嚴師父身上，我不禁自己感嘆起來：不知道怎樣，自己才能學到他的萬分之一。
放生?護生?環保
在現代，當我們說到功德，應該分成兩方麵，一是來自於人心的淨化，使人人生起仁民愛物的心;二是來自於環境的淨化，使眾生都能活在清淨的環境中，免於恐懼，這才是真功德。
北投佛教文化館與農禪寺，把信眾捐來作為放生的錢共一百三十萬元，轉請台北市立動物園興建了七座鳥園，專門收容為人棄養或遭人傷害的稀有鳥類，這些鳥園叫做“護生鳥園”。
我讀到這個報導，忍不住喝彩，佛教界千餘年來講“放生”，已經成為積習難改的行為，由於放生積功德的觀念，鼓勵了那些不肖的商人捕捉野生動物來賣給佛教徒，動物在捉放之間吃盡苦頭，甚至橫死山林。也由於放生，放鳥則破壞山林的生態，放魚則破壞河流的生物鏈，非但被放的魚、鳥、烏龜不能得救，反而害了山林河流裏原住的動物。又由於被放生的動物都是繁殖畜養，根本沒有野生的能力，每次有佛教徒放生就屍橫遍野，令人不忍卒睹。
放生已經成為環境森林破壞的大問題。我的弟弟從前住在阿裏山，他說阿裏山是佛教徒放生的熱門地區，放生活動幾乎無日無之，每回放生法會過後，佛教徒呼嘯而去，留下滿地的鳥雀，或掙紮死去，或奄奄一息，或成為野貓野狗的食物，連非佛教徒看到那種“慘烈”的畫麵都會落淚，搞不懂為什麽慈悲的佛教徒竟有如此無知野蠻的行為。
我也曾問過許多環保專家、生物專家，談起佛教徒的放生行為，他們也都表示，在山林溪流胡亂放生是愚蠢的行為，對環境與生物有百害而無一利。
從前，我也時常參加放生活動，雖然眼見許多動物當場死亡，有些師父告訴我們：“它們是當場得到超度，轉生善處了。”我心裏雖然有許多疑惑，但也曾想：放生最可貴的不在行為，而在慈悲之念，如果人有一念之仁，放生的功德就圓滿了。
後來我逐漸發現，我們佛教徒講放生，大部分不是為了真實清淨的慈悲之念，而是為了做自己功德的一念之私。例如我們平常並不做慈悲的事，一旦事業不順利了，就去放生;一旦家人生病了，就去放生;一旦發財了想做一點功德，也去放生;於是無數的生靈成為我們功德的籌碼，我們以鳥、獸、蟲、魚的生命來作為我們自私的賭注。久而久之，本來很慈悲的放生行為竟成為生命的悲歌。
從慈悲變成悲哀，從“一念之仁”到“一念之私”，想必是佛教徒所不願見的。
現在，我們到全省各地的水庫，幾乎在水庫旁邊都有整條街在賣“活魚三吃”，一天要宰殺幾噸的活魚。有一次我問魚店的老闆：“這水庫怎麽可能有這麽多活魚呢?是不是從外地市場運來賣的?”魚店老闆的回答大出我的意料，他說：“怎麽不會有魚呢?我們這水庫的上遊，常常有佛教徒整卡車整卡車地載鯉魚來放生呢!”
弟弟告訴我，在阿裏山也有許多人架鳥網，以捕捉那些放生的鳥類維持生活，如果抓到那還活蹦亂跳的小鳥，就再賣給人放生，如果抓到奄奄一息、甚至死亡的小鳥，就賣給山產店烤小鳥。
這是放生所帶來的實情，卻很少有人去思考。更嚴重的是環境的破壞，放生的人大概都假想魚鳥在河海森林都可以活得很好，其實不然，我們可以想像把數萬隻豬牛雞鴨放到山林的情景，就可以知道，長期被人類豢養的動物根本早就失去自我生存的能力;即使它們能夠存活，也會使環境失衡，從前福壽螺、巴西龜、食人魚對環境的破壞可為殷鑑。
放生行為帶來的缺失既是罄竹難書，而放生的利益隻是為了自私的功德，為什麽佛教徒還如此熱衷於放生呢?是不是有什麽方式可以取代放生呢?是不是大家都願意對放生做更深入的思考呢?
他說：“其實這是相同的，為眾生就是在為佛教，一個人如果孤立於眾生，就沒有資格談佛教。所有那些為眾生努力、服務、奉獻的人，不管他是什麽信仰，都是值得我們崇敬的。”
談到恩師印順導師，證嚴師父有無限的孺慕之情，他說：“我永遠感恩我的師父，雖然在這皈依他的二三十年間，相處的時間累積起來還不到兩個月，但是他的人格超然，與世無爭，智慧深廣，悲心無量，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學到他的萬分之一。”證嚴師父現在是台灣社會舉足輕重的人，但他一直這樣慈和謙卑。
他的身體不好，有心絞痛的毛病，聽他的弟子說去年做全省巡迴講座時，有時一講完他到後台就要立刻打針，坐在電視前的觀眾是萬萬沒想到，站在台上那氣勢非凡、動人心魄的師父，剛剛才打過一瓶點滴，這一點，使我要深刻感受到“為佛教，為眾生”這一句話的深刻涵義。
拜別師父的時候，他站在門邊，突然說：“人生無常，能盡現在這一刻的責任，就努力地去實踐!”我雙手合十，五內震動，想起自己的母親。想到他剛剛讚譽印順導師的話“人格超然，與世無爭，智慧深廣，悲心無量”，也可以用在證嚴師父身上，我不禁自己感嘆起來：不知道怎樣，自己才能學到他的萬分之一。
放生?護生?環保
在現代，當我們說到功德，應該分成兩方麵，一是來自於人心的淨化，使人人生起仁民愛物的心;二是來自於環境的淨化，使眾生都能活在清淨的環境中，免於恐懼，這才是真功德。
北投佛教文化館與農禪寺，把信眾捐來作為放生的錢共一百三十萬元，轉請台北市立動物園興建了七座鳥園，專門收容為人棄養或遭人傷害的稀有鳥類，這些鳥園叫做“護生鳥園”。
我讀到這個報導，忍不住喝彩，佛教界千餘年來講“放生”，已經成為積習難改的行為，由於放生積功德的觀念，鼓勵了那些不肖的商人捕捉野生動物來賣給佛教徒，動物在捉放之間吃盡苦頭，甚至橫死山林。也由於放生，放鳥則破壞山林的生態，放魚則破壞河流的生物鏈，非但被放的魚、鳥、烏龜不能得救，反而害了山林河流裏原住的動物。又由於被放生的動物都是繁殖畜養，根本沒有野生的能力，每次有佛教徒放生就屍橫遍野，令人不忍卒睹。
放生已經成為環境森林破壞的大問題。我的弟弟從前住在阿裏山，他說阿裏山是佛教徒放生的熱門地區，放生活動幾乎無日無之，每回放生法會過後，佛教徒呼嘯而去，留下滿地的鳥雀，或掙紮死去，或奄奄一息，或成為野貓野狗的食物，連非佛教徒看到那種“慘烈”的畫麵都會落淚，搞不懂為什麽慈悲的佛教徒竟有如此無知野蠻的行為。
我也曾問過許多環保專家、生物專家，談起佛教徒的放生行為，他們也都表示，在山林溪流胡亂放生是愚蠢的行為，對環境與生物有百害而無一利。
從前，我也時常參加放生活動，雖然眼見許多動物當場死亡，有些師父告訴我們：“它們是當場得到超度，轉生善處了。”我心裏雖然有許多疑惑，但也曾想：放生最可貴的不在行為，而在慈悲之念，如果人有一念之仁，放生的功德就圓滿了。
後來我逐漸發現，我們佛教徒講放生，大部分不是為了真實清淨的慈悲之念，而是為了做自己功德的一念之私。例如我們平常並不做慈悲的事，一旦事業不順利了，就去放生;一旦家人生病了，就去放生;一旦發財了想做一點功德，也去放生;於是無數的生靈成為我們功德的籌碼，我們以鳥、獸、蟲、魚的生命來作為我們自私的賭注。久而久之，本來很慈悲的放生行為竟成為生命的悲歌。
從慈悲變成悲哀，從“一念之仁”到“一念之私”，想必是佛教徒所不願見的。
現在，我們到全省各地的水庫，幾乎在水庫旁邊都有整條街在賣“活魚三吃”，一天要宰殺幾噸的活魚。有一次我問魚店的老闆：“這水庫怎麽可能有這麽多活魚呢?是不是從外地市場運來賣的?”魚店老闆的回答大出我的意料，他說：“怎麽不會有魚呢?我們這水庫的上遊，常常有佛教徒整卡車整卡車地載鯉魚來放生呢!”
弟弟告訴我，在阿裏山也有許多人架鳥網，以捕捉那些放生的鳥類維持生活，如果抓到那還活蹦亂跳的小鳥，就再賣給人放生，如果抓到奄奄一息、甚至死亡的小鳥，就賣給山產店烤小鳥。
這是放生所帶來的實情，卻很少有人去思考。更嚴重的是環境的破壞，放生的人大概都假想魚鳥在河海森林都可以活得很好，其實不然，我們可以想像把數萬隻豬牛雞鴨放到山林的情景，就可以知道，長期被人類豢養的動物根本早就失去自我生存的能力;即使它們能夠存活，也會使環境失衡，從前福壽螺、巴西龜、食人魚對環境的破壞可為殷鑑。
放生行為帶來的缺失既是罄竹難書，而放生的利益隻是為了自私的功德，為什麽佛教徒還如此熱衷於放生呢?是不是有什麽方式可以取代放生呢?是不是大家都願意對放生做更深入的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