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講到那天下午去拜訪她。哦，說她在家，簡直是胡說。她不在。這我知道。”
“您怎麽會知道？”
哈特內爾小姐的臉變得更紅了。如果有個更刻薄的人，一定會說她的舉止窘迫萬分。
“我敲了門，摁了門鈴，”她解釋說，“如果說沒有三次的話，也有兩次。
後來，我突然感到，門鈴可能壞了。”
我高興地注意到，她說這話時不敢直視我的目光。同一個建築師建造了我們所有的房子，門鈴也是他安裝的，站在前門外的墊子上摁門鈴，鈴聲清晰可辨。
這一點，哈特內爾小姐和我都很清楚，但我想麵子還得維持。
“是嗎？”我喃喃問道。
“我不想將我的名片放進郵筒。那樣顯得很粗俗，不管怎樣，我決不粗俗。”
她說出這句令人吃驚的話時，異常平靜。
“於是，我想，我得繞到房子後麵去，拍拍窗戶玻璃，”她繼續毫不慚愧地說，“我繞了房子一周，向所有的窗戶裏望了，但房子裏根本沒有人。”
我完全明白了。利用房子裏無人這一點，哈特內爾小姐充分滿足了她的好奇心，她繞著房子，查看花園，盡量窺視窗戶裏的情況。她決定向我講述她的故事，是因為她認為我會比警方更具有同情心，更能寬容。人們認為，牧師會把他們的教民往好處想。
我沒有就此發表什麽看法，隻是問道：
“那是什麽時候，哈特內爾小姐？”
“就我記得的時間，”哈特內爾小姐說，“一定是快六點了。然後，我徑直回家，大約六點過十分到家。後來，普羅瑟羅太太大約六點半來了，將斯通博士和列丁先生留在門外，我們談論燈泡的事。在這段時間裏，可憐的上校卻躺在血泊中。真是個令人傷心的世界呀。”
“有時候這個世界令人很不愉快。”我說。
我站起身來。
“您要告訴我的就是這些嗎？”
“我隻是認為這可能是重要的。”
“可能是。”我同意道。
我不願聽下去，要離開了，這使哈特內爾小姐非常失望。
我下一個拜訪的是韋瑟比小姐，她有點激動地接待了我。
“親愛的牧師，您真是太好了。您喝過茶了嗎？您真的沒有喝？背後要墊一個墊子嗎？您這麽快就來了，真是太好了。您總是願意為別人效力。”
她這樣寒暄了半天才轉入正題。即使這時，她也老是拐彎抹角。
“您得明白，我從最可靠的來源聽到的消息。”
在聖瑪麗米德，最可靠的來源往往是某人的僕人。
“您能告訴我是誰告訴您的嗎？”
“克萊蒙特先生，我向人承諾過的。我一向認為，承諾是神聖的事。”
她的表情異常莊重。
“讓我們說是一隻小鳥告訴我的，好不好？這樣穩妥些，對嗎？”
我很想說，“這真是愚蠢之極。”但願我說出了這句話。我倒要看看，韋瑟比小姐聽到後反應如何。
“哦，這隻小鳥告訴我，她看見某位太太，還是不說出她的名字為好。”
“另一隻小鳥嗎？”我問道。
使我大吃一驚的是，韋瑟比小姐突然爆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還輕佻地拍著我的手臂，說道：
“喔，牧師，您可不能這樣頑皮！”
她緩過氣來後，又說：
“某位太太，您說這位太太去哪兒？她拐進了牧師寓所的那條路，但在她拐進去之前，她非常奇怪地來回打量著這條路。我想她是看有沒有熟人在注意她。”
“而這隻小鳥……”我問道。
“正往魚販那兒去。就是商店對麵的那個房間。”
僕人們外出時要去那兒，我是知道的。我知道，有一個地方，如果他們能避免的話，是不會去的——那就是露天場所。
“時間呢，”韋瑟比小姐繼續說，神秘地向前傾著身子。“剛好在六點前。”
“哪一天？”
韋瑟比小姐輕輕地叫了一聲。
“當然是謀殺的那一天，我沒有說嗎？”
“我推斷得出，”我回答道，“那位太太的名字呢？”
“是以l開頭的。”韋瑟比小姐說，把她的頭點了好幾次。
韋瑟比小姐認為我已經了解到所有的情況，便岔開了話題。我站起身來。
“您不會讓警察盤問我吧？”她兩手緊抓著我的手時，可憐巴巴地說，“我很不願意在公開場合露麵。更不要說站在法庭上了！”
“在特殊情況下，”我說，“他們讓證人坐下的。”
然後，我溜之大吉。
還要去見普賴斯·裏德利太太。這位女人說話開門見山。
“我不願與任何法庭的事兒攙和在一起，”她冷淡地與我握過手後，陰沉地說，“您明白這一點，另外，我碰到了一點需要解釋的情況，我想應引起權威人士的注意。”
“此事與萊斯特朗茲太太有關嗎？”我問道。
“為什麽會呢？”普賴斯·裏德利太太冷冷地問道。
她使我甘拜下風。
“事情很簡單，”她繼續說，“我的女傭克拉拉正站在前門口，她去了那兒有一兩分鍾——她說是要呼吸新鮮空氣。我得說，很有可能。但她更有可能是要望望那個販魚的男孩——她還稱他是男孩呢，莽撞無恥的頑童——因為他有十七歲，就這樣叫他。他對所有的姑娘都是嬉皮笑臉的。喔，像我說的，她正站在前門口，這時她聽到一聲噴嚏。”
“是的。”我說，等著聽下文。
“完了。我告訴您，她聽到一聲噴嚏。別對我說，我不再像當年那樣年輕，可能弄錯，這可是克拉拉聽到的。她隻有十九歲。”
“但是，”我說，“她為什麽不會聽到噴嚏聲呢？”
見我如此遲鈍，普賴斯·裏德利太太用明顯的憐憫目光看著我。
“在謀殺發生的那天，您房裏空無一人的時候，她聽到了噴嚏聲。毫無疑問，兇手正藏在灌木叢裏，伺機下手。您要追查的，是一個患感冒的人。”
“或是枯糙熱患者，”我說，“但事實上，普賴斯·裏德利太太，我想這個秘密很容易揭開。我們的女傭瑪麗最近在患重感冒。事實上，她的噴嚏叫我們頭疼。您的女傭聽到的一定是她的噴嚏。”
“那是個男人的噴嚏，”普賴斯·裏德利太太肯定地說，“並且，從我們的大門處，您是聽不到您的女傭在廚房裏打噴嚏的。”
“從你們的大門處，您是聽不到任何人在書房裏打噴嚏的，”我說，“至少我非常懷疑這一點。”
“您怎麽會知道？”
哈特內爾小姐的臉變得更紅了。如果有個更刻薄的人，一定會說她的舉止窘迫萬分。
“我敲了門，摁了門鈴，”她解釋說，“如果說沒有三次的話，也有兩次。
後來，我突然感到，門鈴可能壞了。”
我高興地注意到，她說這話時不敢直視我的目光。同一個建築師建造了我們所有的房子，門鈴也是他安裝的，站在前門外的墊子上摁門鈴，鈴聲清晰可辨。
這一點，哈特內爾小姐和我都很清楚，但我想麵子還得維持。
“是嗎？”我喃喃問道。
“我不想將我的名片放進郵筒。那樣顯得很粗俗，不管怎樣，我決不粗俗。”
她說出這句令人吃驚的話時，異常平靜。
“於是，我想，我得繞到房子後麵去，拍拍窗戶玻璃，”她繼續毫不慚愧地說，“我繞了房子一周，向所有的窗戶裏望了，但房子裏根本沒有人。”
我完全明白了。利用房子裏無人這一點，哈特內爾小姐充分滿足了她的好奇心，她繞著房子，查看花園，盡量窺視窗戶裏的情況。她決定向我講述她的故事，是因為她認為我會比警方更具有同情心，更能寬容。人們認為，牧師會把他們的教民往好處想。
我沒有就此發表什麽看法，隻是問道：
“那是什麽時候，哈特內爾小姐？”
“就我記得的時間，”哈特內爾小姐說，“一定是快六點了。然後，我徑直回家，大約六點過十分到家。後來，普羅瑟羅太太大約六點半來了，將斯通博士和列丁先生留在門外，我們談論燈泡的事。在這段時間裏，可憐的上校卻躺在血泊中。真是個令人傷心的世界呀。”
“有時候這個世界令人很不愉快。”我說。
我站起身來。
“您要告訴我的就是這些嗎？”
“我隻是認為這可能是重要的。”
“可能是。”我同意道。
我不願聽下去，要離開了，這使哈特內爾小姐非常失望。
我下一個拜訪的是韋瑟比小姐，她有點激動地接待了我。
“親愛的牧師，您真是太好了。您喝過茶了嗎？您真的沒有喝？背後要墊一個墊子嗎？您這麽快就來了，真是太好了。您總是願意為別人效力。”
她這樣寒暄了半天才轉入正題。即使這時，她也老是拐彎抹角。
“您得明白，我從最可靠的來源聽到的消息。”
在聖瑪麗米德，最可靠的來源往往是某人的僕人。
“您能告訴我是誰告訴您的嗎？”
“克萊蒙特先生，我向人承諾過的。我一向認為，承諾是神聖的事。”
她的表情異常莊重。
“讓我們說是一隻小鳥告訴我的，好不好？這樣穩妥些，對嗎？”
我很想說，“這真是愚蠢之極。”但願我說出了這句話。我倒要看看，韋瑟比小姐聽到後反應如何。
“哦，這隻小鳥告訴我，她看見某位太太，還是不說出她的名字為好。”
“另一隻小鳥嗎？”我問道。
使我大吃一驚的是，韋瑟比小姐突然爆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還輕佻地拍著我的手臂，說道：
“喔，牧師，您可不能這樣頑皮！”
她緩過氣來後，又說：
“某位太太，您說這位太太去哪兒？她拐進了牧師寓所的那條路，但在她拐進去之前，她非常奇怪地來回打量著這條路。我想她是看有沒有熟人在注意她。”
“而這隻小鳥……”我問道。
“正往魚販那兒去。就是商店對麵的那個房間。”
僕人們外出時要去那兒，我是知道的。我知道，有一個地方，如果他們能避免的話，是不會去的——那就是露天場所。
“時間呢，”韋瑟比小姐繼續說，神秘地向前傾著身子。“剛好在六點前。”
“哪一天？”
韋瑟比小姐輕輕地叫了一聲。
“當然是謀殺的那一天，我沒有說嗎？”
“我推斷得出，”我回答道，“那位太太的名字呢？”
“是以l開頭的。”韋瑟比小姐說，把她的頭點了好幾次。
韋瑟比小姐認為我已經了解到所有的情況，便岔開了話題。我站起身來。
“您不會讓警察盤問我吧？”她兩手緊抓著我的手時，可憐巴巴地說，“我很不願意在公開場合露麵。更不要說站在法庭上了！”
“在特殊情況下，”我說，“他們讓證人坐下的。”
然後，我溜之大吉。
還要去見普賴斯·裏德利太太。這位女人說話開門見山。
“我不願與任何法庭的事兒攙和在一起，”她冷淡地與我握過手後，陰沉地說，“您明白這一點，另外，我碰到了一點需要解釋的情況，我想應引起權威人士的注意。”
“此事與萊斯特朗茲太太有關嗎？”我問道。
“為什麽會呢？”普賴斯·裏德利太太冷冷地問道。
她使我甘拜下風。
“事情很簡單，”她繼續說，“我的女傭克拉拉正站在前門口，她去了那兒有一兩分鍾——她說是要呼吸新鮮空氣。我得說，很有可能。但她更有可能是要望望那個販魚的男孩——她還稱他是男孩呢，莽撞無恥的頑童——因為他有十七歲，就這樣叫他。他對所有的姑娘都是嬉皮笑臉的。喔，像我說的，她正站在前門口，這時她聽到一聲噴嚏。”
“是的。”我說，等著聽下文。
“完了。我告訴您，她聽到一聲噴嚏。別對我說，我不再像當年那樣年輕，可能弄錯，這可是克拉拉聽到的。她隻有十九歲。”
“但是，”我說，“她為什麽不會聽到噴嚏聲呢？”
見我如此遲鈍，普賴斯·裏德利太太用明顯的憐憫目光看著我。
“在謀殺發生的那天，您房裏空無一人的時候，她聽到了噴嚏聲。毫無疑問，兇手正藏在灌木叢裏，伺機下手。您要追查的，是一個患感冒的人。”
“或是枯糙熱患者，”我說，“但事實上，普賴斯·裏德利太太，我想這個秘密很容易揭開。我們的女傭瑪麗最近在患重感冒。事實上，她的噴嚏叫我們頭疼。您的女傭聽到的一定是她的噴嚏。”
“那是個男人的噴嚏，”普賴斯·裏德利太太肯定地說，“並且，從我們的大門處，您是聽不到您的女傭在廚房裏打噴嚏的。”
“從你們的大門處，您是聽不到任何人在書房裏打噴嚏的，”我說，“至少我非常懷疑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