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接著，情報部就開始了他們最拿手的特務活動，把貪汙、赤化等罪名加在民政局的克吉斯、戴克以及其他二百數十名進步派身上，向本國告密，並把這些人都趕回美國去了。在這場大爭吵中，日本警察也插了一手。他們釘民政局和經濟科學局高級官員的梢。
民政局也不示弱。他們與民間情報敎育局建立了緊密聯繫，把手主要伸進日本的金融界、政界、新聞界和藝術界。他們抓住了廣播和報紙，直到一九四七年為止，一直掌握美國在日本的宣傳工作的主導權。
中央情報局和心理戰略局的人員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到日本來的。據說帶著這兩個組織的全權使命而來到東京的負責人叫加爾蓋特。他先在郵船公司大樓的四樓上設了辦事處，成立記錄調查局。加爾蓋特持有總統的手諭，因此權柄實在大得很。他從情報部、“反間諜隊”兩個機構裏抽去精幹的人，還網羅了一大批高級間諜，改編了在日本的間諜機關。初來時在橫濱的“反間諜隊”、後來又到第八集團軍情報部工作的坎農少校（後升為中校）也被編了進去。他奉命管理一個單位——坎農機關。
由於有美軍諜報部的命令，“反間諜隊”不得不服從加爾蓋特，但是他們心裏很不痛快。據說“反間諜隊”曾對記錄調查局進行過違抗，有不少人被遣送回國。兩個諜報機關之間的爭執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九年初。一九四九年，《關於加強情報機關的法令》不經討論就在美國國會通過了。這時，中央情報局獲得了完全的勝利。這個法令給中央情報局提供了第一個法律根據。
上麵就是大致的情況。
說起來，關於企圖罷免前國警長官齋藤的那段經過是盡人皆知的。齋藤升在回憶錄中寫下大意如下的話：
“我曾竭力推薦久山秀雄，認為他是最適宜擔任國家地方警察總部長官的人，卻遭到民政局的強烈反對，原因與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和情報部之間的內部糾紛有關。關於這個問題，以前還發生過這樣的事：
“我原任山梨縣縣知事，後奉命調到內務省任次官。我到美軍總司令部有關各部門去拜會時，民政局中很有勢力的某上校（指克吉斯上校。——作者原注）對我說了這樣的話：
“‘聽說最近警視廳的警察在對我們駐軍軍人的女友及其身邊的人進行起調查來了。如果確有其事，那真是豈有此理！我提出嚴重警告，不準警察做這樣的事。’
“過了一個來月，某上校又把我叫去，說：‘從上次談話以後，日本警察的調查還沒停止，一直繼續著，甚至還打算調查我的女友。’說著就把曾經前往調查的警察的名片擺在我麵前。他又說：‘幹這樣的事到底是為了什麽目的？要馬上調查清楚回答我。’我把警保局（舊內務省的一個局。為全國警察機構的中心，全麵指導警察行政。——譯者注）局長叫來一問，才知道是當時任內務省調查局局長的久山委託警視廳警務部部長調查的一個案件。
“原來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的某上校盡管在局內擁有無上權力，又是擬定對日占領政策的一個中心人物，但是據說他的政策非常左傾，有人議論他也許是個共產主義者；在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裏有許多朋友的吉田內閣某要人s就和情報部結成一夥，布置下把這個上校從日本趕走的策略。因此就有必要抓住上校行為不軌的事實，以及足以迫使他離開日本的其他材料。久山是受s的委託才叫警視廳進行調查的。當時風傳上校和日本某夫人（指烏尾夫人。——作者原注）關係很親密。至於使用的是什麽樣的調查方法，這裏就不去記述了，但是當時還沒有抓到什麽真憑實據。因此，我就向上校匯報說：‘原來是收到了匿名信，說某些軍官把進駐軍物資運到日本女人那裏去。為了弄清事實，掌握證據，才進行調查的。結果查明並沒有違法行為，偵查工作就結束了。’
“可是過了將近一年——那時我已調任警視總監了——那個上校對我說，我的匯報是一派謊言。根據他自己的調查，已經弄清楚這是久山遵照政府某要人的命令委託警視廳的某人、並以那個人為中心所策劃的陰謀。
“總之，由於這件事，美軍總司令部的民政局和情報部某科之間的對立加深了。據推測，久山招來了憎恨自不用說，惡感甚至波及自由黨總裁吉田本人。
可以說是因果循環吧。罷免問題後來也臨到齋藤國警長官自己的頭上。齋藤在回憶錄裏這樣寫道：
“昭和二十四年七月初旬，增田官房長官給國家公安委員會主席辻二郞打來電話，要求和他會麵。辻主席問我：‘這麽突然，有什麽事呢？’我回答說：‘確切的情況不清楚，多半是關於我的罷免問題吧？我這麽感覺。’辻主席馬上到增田官房長官那裏去。果不出所料，是要他設法‘叫齋藤國警長官辭職’。‘國家公安委員會似乎沒有理由叫長官辭職。政府對這個問題怎樣看？’辻主席這樣反問他。增田官房長官說：‘反正政府認為齋藤君不適宜作國警長官。因此，希望你能按照政府的意旨去辦。’
“辻主席說他沒有理由罷免齋藤。增田長官回答說：請你再考慮考慮這件事。關於今天麵談時國家公安委員會拒絕了政府要求這樣一個內容，要嚴加保密，不要外泄。”
齋藤長官堅持說他沒有理由辭職，增田官房長官再三再四地逼齋藤長官辭職。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增田長官中途敗北了，齋藤國警長官留任下來。齋藤這樣寫道：
“關於這個問題，大家議論紛紛，把官房長官說成是個很壞的人，不過至少可以斷言這主意並不是他想出來的。我倒是對前輩增田抱著同情，認為他很倒黴。我在這次事件發生前兩三個月曾經對增田官房長官說，吉田首相把民政局最厭惡的某要人留在他身邊使用恐怕不是上策吧，這話大概也在罷免我這件事上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齋藤升寫下了一本好書。從這本書裏我們清清楚楚地認識到，齋藤升之當上國警長官以及要罷免他的原因，都不外乎由於美軍總司令部的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的暗鬥。
我認為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把“下山事件”搞個水落石出。
五
當時，日本內地六個地區都設有與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直轄的“反間諜隊”有關的機關，這六個地區就是北海道、仙台、東京、大阪、福岡和高鬆。其中，蓋爾申上校的“反間諜隊”機關掌管東京地區——從關東起連福岡地區也包括在內。因坎農少校而出名的坎農機關是東京達個地區獨立的“反間諜隊”下麵的特務機關之一。坎農機關還有個附屬機關，有代號，通稱“柿樹機關”。
各種文件中都把這個坎農機關說成似乎與“下山事件”有關，我卻認為二者之間沒有什麽關係。各個“反間諜隊”的秘密機關迸行活動時是絕對不允許暴露身份的。後來，坎農機關在製造“鹿地事件”（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美國特務機關（坎農機關）將日本作家鹿地直綁架；由於日本輿論憤怒的抗議，次年十二月被迫將他釋放。——譯者注）時，不慎曾把名字暴露出來，因而在“反間諜隊”秘密機關當中它可以說是失敗了的。一提到“反間諜隊”，人們馬上就把它和坎農機關聯繫起來——目前新聞界的這種膚淺認識還得好好糾正一下。
民政局也不示弱。他們與民間情報敎育局建立了緊密聯繫，把手主要伸進日本的金融界、政界、新聞界和藝術界。他們抓住了廣播和報紙，直到一九四七年為止，一直掌握美國在日本的宣傳工作的主導權。
中央情報局和心理戰略局的人員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到日本來的。據說帶著這兩個組織的全權使命而來到東京的負責人叫加爾蓋特。他先在郵船公司大樓的四樓上設了辦事處，成立記錄調查局。加爾蓋特持有總統的手諭，因此權柄實在大得很。他從情報部、“反間諜隊”兩個機構裏抽去精幹的人，還網羅了一大批高級間諜，改編了在日本的間諜機關。初來時在橫濱的“反間諜隊”、後來又到第八集團軍情報部工作的坎農少校（後升為中校）也被編了進去。他奉命管理一個單位——坎農機關。
由於有美軍諜報部的命令，“反間諜隊”不得不服從加爾蓋特，但是他們心裏很不痛快。據說“反間諜隊”曾對記錄調查局進行過違抗，有不少人被遣送回國。兩個諜報機關之間的爭執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九年初。一九四九年，《關於加強情報機關的法令》不經討論就在美國國會通過了。這時，中央情報局獲得了完全的勝利。這個法令給中央情報局提供了第一個法律根據。
上麵就是大致的情況。
說起來，關於企圖罷免前國警長官齋藤的那段經過是盡人皆知的。齋藤升在回憶錄中寫下大意如下的話：
“我曾竭力推薦久山秀雄，認為他是最適宜擔任國家地方警察總部長官的人，卻遭到民政局的強烈反對，原因與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和情報部之間的內部糾紛有關。關於這個問題，以前還發生過這樣的事：
“我原任山梨縣縣知事，後奉命調到內務省任次官。我到美軍總司令部有關各部門去拜會時，民政局中很有勢力的某上校（指克吉斯上校。——作者原注）對我說了這樣的話：
“‘聽說最近警視廳的警察在對我們駐軍軍人的女友及其身邊的人進行起調查來了。如果確有其事，那真是豈有此理！我提出嚴重警告，不準警察做這樣的事。’
“過了一個來月，某上校又把我叫去，說：‘從上次談話以後，日本警察的調查還沒停止，一直繼續著，甚至還打算調查我的女友。’說著就把曾經前往調查的警察的名片擺在我麵前。他又說：‘幹這樣的事到底是為了什麽目的？要馬上調查清楚回答我。’我把警保局（舊內務省的一個局。為全國警察機構的中心，全麵指導警察行政。——譯者注）局長叫來一問，才知道是當時任內務省調查局局長的久山委託警視廳警務部部長調查的一個案件。
“原來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的某上校盡管在局內擁有無上權力，又是擬定對日占領政策的一個中心人物，但是據說他的政策非常左傾，有人議論他也許是個共產主義者；在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裏有許多朋友的吉田內閣某要人s就和情報部結成一夥，布置下把這個上校從日本趕走的策略。因此就有必要抓住上校行為不軌的事實，以及足以迫使他離開日本的其他材料。久山是受s的委託才叫警視廳進行調查的。當時風傳上校和日本某夫人（指烏尾夫人。——作者原注）關係很親密。至於使用的是什麽樣的調查方法，這裏就不去記述了，但是當時還沒有抓到什麽真憑實據。因此，我就向上校匯報說：‘原來是收到了匿名信，說某些軍官把進駐軍物資運到日本女人那裏去。為了弄清事實，掌握證據，才進行調查的。結果查明並沒有違法行為，偵查工作就結束了。’
“可是過了將近一年——那時我已調任警視總監了——那個上校對我說，我的匯報是一派謊言。根據他自己的調查，已經弄清楚這是久山遵照政府某要人的命令委託警視廳的某人、並以那個人為中心所策劃的陰謀。
“總之，由於這件事，美軍總司令部的民政局和情報部某科之間的對立加深了。據推測，久山招來了憎恨自不用說，惡感甚至波及自由黨總裁吉田本人。
可以說是因果循環吧。罷免問題後來也臨到齋藤國警長官自己的頭上。齋藤在回憶錄裏這樣寫道：
“昭和二十四年七月初旬，增田官房長官給國家公安委員會主席辻二郞打來電話，要求和他會麵。辻主席問我：‘這麽突然，有什麽事呢？’我回答說：‘確切的情況不清楚，多半是關於我的罷免問題吧？我這麽感覺。’辻主席馬上到增田官房長官那裏去。果不出所料，是要他設法‘叫齋藤國警長官辭職’。‘國家公安委員會似乎沒有理由叫長官辭職。政府對這個問題怎樣看？’辻主席這樣反問他。增田官房長官說：‘反正政府認為齋藤君不適宜作國警長官。因此，希望你能按照政府的意旨去辦。’
“辻主席說他沒有理由罷免齋藤。增田長官回答說：請你再考慮考慮這件事。關於今天麵談時國家公安委員會拒絕了政府要求這樣一個內容，要嚴加保密，不要外泄。”
齋藤長官堅持說他沒有理由辭職，增田官房長官再三再四地逼齋藤長官辭職。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增田長官中途敗北了，齋藤國警長官留任下來。齋藤這樣寫道：
“關於這個問題，大家議論紛紛，把官房長官說成是個很壞的人，不過至少可以斷言這主意並不是他想出來的。我倒是對前輩增田抱著同情，認為他很倒黴。我在這次事件發生前兩三個月曾經對增田官房長官說，吉田首相把民政局最厭惡的某要人留在他身邊使用恐怕不是上策吧，這話大概也在罷免我這件事上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齋藤升寫下了一本好書。從這本書裏我們清清楚楚地認識到，齋藤升之當上國警長官以及要罷免他的原因，都不外乎由於美軍總司令部的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的暗鬥。
我認為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把“下山事件”搞個水落石出。
五
當時，日本內地六個地區都設有與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直轄的“反間諜隊”有關的機關，這六個地區就是北海道、仙台、東京、大阪、福岡和高鬆。其中，蓋爾申上校的“反間諜隊”機關掌管東京地區——從關東起連福岡地區也包括在內。因坎農少校而出名的坎農機關是東京達個地區獨立的“反間諜隊”下麵的特務機關之一。坎農機關還有個附屬機關，有代號，通稱“柿樹機關”。
各種文件中都把這個坎農機關說成似乎與“下山事件”有關，我卻認為二者之間沒有什麽關係。各個“反間諜隊”的秘密機關迸行活動時是絕對不允許暴露身份的。後來，坎農機關在製造“鹿地事件”（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美國特務機關（坎農機關）將日本作家鹿地直綁架；由於日本輿論憤怒的抗議，次年十二月被迫將他釋放。——譯者注）時，不慎曾把名字暴露出來，因而在“反間諜隊”秘密機關當中它可以說是失敗了的。一提到“反間諜隊”，人們馬上就把它和坎農機關聯繫起來——目前新聞界的這種膚淺認識還得好好糾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