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警方趕到之前，我就這樣不斷地到處打電話，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一行人在這段時間當中擺出了什麽樣的姿態。
當我一走出電話室，就看見相良坐在椅子上，用手帕壓住眼角。小野站在她的身後，失魂落魄地盯著地麵。指揮牧野謙三坐在離兩個人稍遠處，不停地咬著手指甲。這動作還算是挺紳士的嘛。至於男中音誌賀笛人則是將兩手背在身後，將他那五呎八吋的身體向前彎躬，在低音大提琴周邊走來走去。這傢夥竟然還在扮演黎哥雷托!
就在這個時候，原聰一郎先生領著一群警官，浩浩蕩蕩地走了進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很難按照時間先後加以描述。如果我是偵探小說迷的話，對於警官為什麽要出現在這種場合，想必早已瞭然於胸。可悲啊!我竟然連警部和刑警都分辨不出來，還以為人家是低層的小嘍嘍，豈料這些被我看扁的傢夥之中有的竟是檢察官，真是丟臉丟到了家。這些人似乎有點興奮過度——畢竟被害者的狀態是如此詭異，讓視命案為家常便飯的警察們也變得鬥誌激昂了起來。他們就像跑馬燈一樣不斷地進進出出，看得我頭都暈了。
因此我決定不按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而是依照當時警官調查出來的結果，將傳進我耳中的事實一點一滴地記錄下來。
首先是法醫，好歹我還看得出他的身份。畢竟他手提出診包，又從出診包裏取出聽診器，任誰都能一眼看出他是法醫。根據法醫檢查的結果，可以知道以下兩件事：
一、死因：勒斃——或說是掐死。
二、分析死後時間：十六至十八小時。
法醫驗屍的時間是二十日下午三點左右。若從這個時間倒推，大致可以估算出原櫻是在十九日晚上九點到十二點之間遇害的。原櫻在十九日晚上八點半左右離開d大樓飯店，自此下落不明。這和犯案的時間完全吻合。
當時我還很佩服法醫，沒想到他們的鑑識能力竟然精確如斯。但過沒多久，我立刻嚇得整個人從椅子上跳了起來。現在可不是佩服的時候，因為在原櫻歌劇團的相關人士中，當時人在大阪的就隻有我跟相良千惠子。如此一來，就隻有我們兩個人有犯案的嫌疑了。而相良是個女人，就算要殺人，她也應該不會使用那種粗暴的手段。也就是說，會被懷疑的就隻有我了……。一想到這點，我才發現自己的腋下冷汗直流。接著我突然察覺到了另一件事。
等等，當時人在大阪的隻有我跟相良兩個人嗎?不，沒那回事。除了我們之外，應該還有一個人，那就是男中音誌賀笛人。他跟我搭同一班火車西下，因為有事要去神戶，便直接前往三之宮。神戶和大阪近在咫尺，因此去了神戶的誌賀就跟留在大阪的我一樣可疑。沒錯，他也是一個可疑的人物。
發現這一點之後，我總算稍微平靜了下來。反正倒黴鬼又多了一個，讓我膽子大了些。
話是這麽說沒錯，當檢察官追根究底地問起我十九日晚上的行蹤時，我還是被問得暈頭轉向、張惶失措地不知如何是好。我是個膽小鬼，“警察很可怕”這個觀念在我孩提時代就深植心中，所以一被警察盤查，我怎樣也無法保持平靜。事後回想自己當時有沒有亂講話時，冷汗就像自來水一樣，不斷地從腋下冒出，身體也一直發抖。聽起來很窩囊，可是我就是這麽沒用。檢察官似乎真的跟我抱持著相同的想法，在問完我的口供之後，好像也問了相良和誌賀不少問題。他們的回答內容我無從得知，不過，等到他們兩個人的問話結束，走到眾人身邊的時候，我看到他們兩人也是一臉鐵青，額頭滿是汗珠，想必也吃了不少苦頭。
針對我們三個人的問話結束之後，總算輪到下一個問題——低音大提琴。關於這個部分，最先接受盤問的是低音大提琴手川田。由於問話過程是在眾人麵前進行，所以在一旁的我也聽得很清楚。川田似乎先在腦中將要點整理了一遍，簡潔扼要地回答著。
“在這次大阪公演中，伴奏是由大阪交響樂團負責。不過因為指揮是由牧野老師擔任，所以身為弟子的我及長號手蓮見也從東京趕來參與。昨晚，也就是十九日晚上，我跟其他人一起搭乘十點十五分從東京出發的火車。大家都知道低音大提琴的琴身大於乘車規定，並不能帶進客廂，所以我在上車之前就把它交給東京車站的託運人員了。要是各位懷疑的話，大可以去問他們。低音大提琴的體積大歸大，倒是不會重，裝進琴箱裏還可以提著走。我想隻要去問問東京車站的託運人員，應該就能知道我當時託運的琴箱的重量。之後我將行李票交給了雨宮，他是土屋經紀人的助理。經紀人已經先一步到大阪去了，所以東京方麵的善後工作都由他負責。從我在東京車站把琴箱交給託運人員之後，直到剛才打開琴箱這段時間，別說是摸了，我連看都沒看過這隻琴箱。我可以對天發誓，我在東京車站把它交給託運人員時，琴箱裏頭放的確實是低音大提琴。”
再來是雨宮，他已經緊張地無以復加，手足無措的程度比起我有過之而無不及。
“川田的確是把行李票交給我了。我把它跟其他的行李票用夾子夾在一起，再用護套包起來，放進上衣的口袋裏。今天早上一到大阪車站，我跟土屋經紀人馬上前往領取行李，可是當時行李還沒到達，於是我們先折回飯店，吃過中飯之後我再獨自去領行李。託運的行李除了低音大提琴之外還有其他幾件，一一對照之後，行李數量跟我手上的行李票數目一致，我想那些應該就是全部的行李，於是放心地回到這裏。可是，當時我卻漏掉了川田的低音大提琴。現在回想起來，當我第二次回大阪車站領行李時，川田的行李票就已經不見了。”
當我一走出電話室，就看見相良坐在椅子上，用手帕壓住眼角。小野站在她的身後，失魂落魄地盯著地麵。指揮牧野謙三坐在離兩個人稍遠處，不停地咬著手指甲。這動作還算是挺紳士的嘛。至於男中音誌賀笛人則是將兩手背在身後，將他那五呎八吋的身體向前彎躬，在低音大提琴周邊走來走去。這傢夥竟然還在扮演黎哥雷托!
就在這個時候，原聰一郎先生領著一群警官，浩浩蕩蕩地走了進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很難按照時間先後加以描述。如果我是偵探小說迷的話，對於警官為什麽要出現在這種場合，想必早已瞭然於胸。可悲啊!我竟然連警部和刑警都分辨不出來，還以為人家是低層的小嘍嘍，豈料這些被我看扁的傢夥之中有的竟是檢察官，真是丟臉丟到了家。這些人似乎有點興奮過度——畢竟被害者的狀態是如此詭異，讓視命案為家常便飯的警察們也變得鬥誌激昂了起來。他們就像跑馬燈一樣不斷地進進出出，看得我頭都暈了。
因此我決定不按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而是依照當時警官調查出來的結果，將傳進我耳中的事實一點一滴地記錄下來。
首先是法醫，好歹我還看得出他的身份。畢竟他手提出診包，又從出診包裏取出聽診器，任誰都能一眼看出他是法醫。根據法醫檢查的結果，可以知道以下兩件事：
一、死因：勒斃——或說是掐死。
二、分析死後時間：十六至十八小時。
法醫驗屍的時間是二十日下午三點左右。若從這個時間倒推，大致可以估算出原櫻是在十九日晚上九點到十二點之間遇害的。原櫻在十九日晚上八點半左右離開d大樓飯店，自此下落不明。這和犯案的時間完全吻合。
當時我還很佩服法醫，沒想到他們的鑑識能力竟然精確如斯。但過沒多久，我立刻嚇得整個人從椅子上跳了起來。現在可不是佩服的時候，因為在原櫻歌劇團的相關人士中，當時人在大阪的就隻有我跟相良千惠子。如此一來，就隻有我們兩個人有犯案的嫌疑了。而相良是個女人，就算要殺人，她也應該不會使用那種粗暴的手段。也就是說，會被懷疑的就隻有我了……。一想到這點，我才發現自己的腋下冷汗直流。接著我突然察覺到了另一件事。
等等，當時人在大阪的隻有我跟相良兩個人嗎?不，沒那回事。除了我們之外，應該還有一個人，那就是男中音誌賀笛人。他跟我搭同一班火車西下，因為有事要去神戶，便直接前往三之宮。神戶和大阪近在咫尺，因此去了神戶的誌賀就跟留在大阪的我一樣可疑。沒錯，他也是一個可疑的人物。
發現這一點之後，我總算稍微平靜了下來。反正倒黴鬼又多了一個，讓我膽子大了些。
話是這麽說沒錯，當檢察官追根究底地問起我十九日晚上的行蹤時，我還是被問得暈頭轉向、張惶失措地不知如何是好。我是個膽小鬼，“警察很可怕”這個觀念在我孩提時代就深植心中，所以一被警察盤查，我怎樣也無法保持平靜。事後回想自己當時有沒有亂講話時，冷汗就像自來水一樣，不斷地從腋下冒出，身體也一直發抖。聽起來很窩囊，可是我就是這麽沒用。檢察官似乎真的跟我抱持著相同的想法，在問完我的口供之後，好像也問了相良和誌賀不少問題。他們的回答內容我無從得知，不過，等到他們兩個人的問話結束，走到眾人身邊的時候，我看到他們兩人也是一臉鐵青，額頭滿是汗珠，想必也吃了不少苦頭。
針對我們三個人的問話結束之後，總算輪到下一個問題——低音大提琴。關於這個部分，最先接受盤問的是低音大提琴手川田。由於問話過程是在眾人麵前進行，所以在一旁的我也聽得很清楚。川田似乎先在腦中將要點整理了一遍，簡潔扼要地回答著。
“在這次大阪公演中，伴奏是由大阪交響樂團負責。不過因為指揮是由牧野老師擔任，所以身為弟子的我及長號手蓮見也從東京趕來參與。昨晚，也就是十九日晚上，我跟其他人一起搭乘十點十五分從東京出發的火車。大家都知道低音大提琴的琴身大於乘車規定，並不能帶進客廂，所以我在上車之前就把它交給東京車站的託運人員了。要是各位懷疑的話，大可以去問他們。低音大提琴的體積大歸大，倒是不會重，裝進琴箱裏還可以提著走。我想隻要去問問東京車站的託運人員，應該就能知道我當時託運的琴箱的重量。之後我將行李票交給了雨宮，他是土屋經紀人的助理。經紀人已經先一步到大阪去了，所以東京方麵的善後工作都由他負責。從我在東京車站把琴箱交給託運人員之後，直到剛才打開琴箱這段時間，別說是摸了，我連看都沒看過這隻琴箱。我可以對天發誓，我在東京車站把它交給託運人員時，琴箱裏頭放的確實是低音大提琴。”
再來是雨宮，他已經緊張地無以復加，手足無措的程度比起我有過之而無不及。
“川田的確是把行李票交給我了。我把它跟其他的行李票用夾子夾在一起，再用護套包起來，放進上衣的口袋裏。今天早上一到大阪車站，我跟土屋經紀人馬上前往領取行李，可是當時行李還沒到達，於是我們先折回飯店，吃過中飯之後我再獨自去領行李。託運的行李除了低音大提琴之外還有其他幾件，一一對照之後，行李數量跟我手上的行李票數目一致，我想那些應該就是全部的行李，於是放心地回到這裏。可是，當時我卻漏掉了川田的低音大提琴。現在回想起來，當我第二次回大阪車站領行李時，川田的行李票就已經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