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玩笑，”我說，“她為什麽那麽做？我才不認為她會預感到自己的死。再說她還買了……”
但我不想說出口，不想大聲說，這好像是一個壞主意。
我正要轉身離開，突然一股涼風令人驚訝地穿過悶熱的暑氣，擦過我的臉頰，不是我的身體，僅僅是臉。這是一種相當奇異的感覺，好像兩隻手輕輕撫摸過我的雙頰和前頰。與此同時我耳邊聽到一聲嘆息……但這麽說也不確切，它像是擦耳即過的喃喃低語，好像有人急匆匆地說了些什麽。
我一轉身，指望看到房間的窗簾被風吹動的樣子……但它們一動不動地垂著。
“喬？”我說，聽到她的名字讓我渾身發抖，差點把錄音機掉在地上，“喬，是你嗎？”
沒有動靜。既沒有幽靈的手撫摸我的皮膚，也沒見到窗簾動一下……如果真有風的話，它們一定會動的。隻有一個滿臉淌汗腋下夾了個錄音機的高個子男人站在空房間的門口……但正是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真正意識到莎拉—拉弗斯裏並不是隻有我一個。
那又怎麽樣？我問自己。就算事情是這樣，又怎麽樣？鬼還能傷害到誰？
那是我當時的想法。
當我午飯後來到喬的工作室（她帶空調的工作室）時，我對布蘭達?梅賽夫的感覺好多了——說到底，她並沒有做過頭。喬的小辦公室裏我記憶猶新的東西——鑲了鏡框的她的第一塊阿富汗披肩，她的綠色織毯，還有也裝在鏡框裏的緬因野花招貼畫——都被挪到了這兒，連同幾乎每一樣我此刻記得起來的東西。梅賽夫太太的做法像是在說——雖然我沒法減輕你的痛苦讓你忘記悲傷，也沒法不讓你觸景生情，但我至少能把讓你傷心的東西移到同一個地方，這麽一來你就不會突如其來、毫無心理準備地撞上它們而難過了。我隻能做到這些。
這裏沒有一麵牆是空的；牆上掛滿了我妻子心靈和創造力的結晶。這裏有編織作品（一些是認真的，另一些則是隨性之作）、蠟染、手工布娃娃、一幅用黃、黑、橘色絲綢貼成的抽象拚貼畫，以及她拍攝的花卉照片；在她的書架頂端甚至還放養一座尚待完工的作品，那是莎拉—拉弗斯本人的頭像，用牙籤和棒棒糖杆子做成的。
工作室的一角放著她的編織機和一個小木櫃，木櫃門把手上掛著一塊標籤：“喬的編織！請勿觸摸！”另一個角落裏放著她嚐試過一陣子的班桌琴，她最後還是放棄了，說琴弦害得她手指頭疼。第三個角落裏擱著一根愛斯基摩的船槳和一雙磨損了的溜冰鞋，鞋帶頂端掛著紫色的小絨球。
房間正中的舊拉蓋書桌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我們一起在這兒度過的那許多夏天、秋天還有冬天的周末裏，這張桌子上總是散布著線軸、線團、針墊、草圖，或許在有一本關於西班牙內戰或美國名犬的書。有時候喬安娜讓人操心，至少對我來說，因為無論她做什麽都不會遵循真正的係統或秩序；有時候她也可以變得強有力，甚至是專斷的。她絕對是個丟三落四的人，這一點永遠體現在她的桌麵上。
但不是現在。我可以想像梅賽夫太太把那些東西從桌麵清走了，統統藏到那邊的塑料罩下麵，但這難以置信。她為什麽要這麽做？沒有必要。
塑料罩下麵有樣東西，我伸手去摸，就在離它一兩英寸的時候手發抖了，一個舊日的夢中情景：
把那個給我，那是我用來擋灰的。
從我腦海中掠過，就像那陣拂過臉龐的輕風。這情景緊接著消失了，我揭去那層塑料罩。底下是我曾經用過，但很多年沒有再想起過的綠色imb打字機。我向前傾了傾身，才看到——但在看到之前我就已經知道了——上麵的打字球是我曾經最喜歡的書信字體。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舊打字機怎麽會在這兒？
喬安娜折騰繪畫（雖然畫得不怎麽樣）、攝影（真的拍得很好，有時候還能賣出個價錢）、刺繡、編織、織布、染布，她還能在吉他上彈出八到十個簡單和弦。她會寫作，當然；大多數文學專業的人都會，因為這是他們選擇文學專業的原因。她是否顯示出過人的文學創造力呢？沒有。大學期間她曾嚐試寫詩，但很快就放棄了這門藝術，認為自己不適合。你來替我們倆寫，邁達，一次她這麽對我說。寫作全部交給你；我隻要在其它方麵樣樣都稍許涉獵一下就行了。考慮到她的詩作相對她的絲綢、照片和刺繡的水準，我認為那也許是個明智的決定。
可我的舊imb打字機到這兒來了，為什麽？
“寫信。”我心說，“她在地窖或別的什麽地方找到了這台打字機，拿來寫信用。”
不過這不是喬的作風。她把大部分的信件都拿給我看，常常強迫我在信尾親自添上一些附言，還總是用那句老話來激發我的負罪感：鞋匠的孩子沒鞋穿（她總不忘加上一句：“幸虧有亞歷山大?格雷漢?貝爾，否則作家的朋友得不到作家的消息”）。結婚以來我從沒見妻子用打字機寫過一封信——除非有其它理由，否則她一定會認為那是小題大做。當然，她會打字，慢吞吞地打出些沒有拚寫錯誤而且很有條理的業務信件，但她通常會用我的桌上型電腦或她自己的蘋果筆記本。
“你在想些什麽呢，寶貝？”我問道，然後開始檢查書桌抽屜。
但我不想說出口，不想大聲說，這好像是一個壞主意。
我正要轉身離開，突然一股涼風令人驚訝地穿過悶熱的暑氣，擦過我的臉頰，不是我的身體，僅僅是臉。這是一種相當奇異的感覺，好像兩隻手輕輕撫摸過我的雙頰和前頰。與此同時我耳邊聽到一聲嘆息……但這麽說也不確切，它像是擦耳即過的喃喃低語，好像有人急匆匆地說了些什麽。
我一轉身，指望看到房間的窗簾被風吹動的樣子……但它們一動不動地垂著。
“喬？”我說，聽到她的名字讓我渾身發抖，差點把錄音機掉在地上，“喬，是你嗎？”
沒有動靜。既沒有幽靈的手撫摸我的皮膚，也沒見到窗簾動一下……如果真有風的話，它們一定會動的。隻有一個滿臉淌汗腋下夾了個錄音機的高個子男人站在空房間的門口……但正是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真正意識到莎拉—拉弗斯裏並不是隻有我一個。
那又怎麽樣？我問自己。就算事情是這樣，又怎麽樣？鬼還能傷害到誰？
那是我當時的想法。
當我午飯後來到喬的工作室（她帶空調的工作室）時，我對布蘭達?梅賽夫的感覺好多了——說到底，她並沒有做過頭。喬的小辦公室裏我記憶猶新的東西——鑲了鏡框的她的第一塊阿富汗披肩，她的綠色織毯，還有也裝在鏡框裏的緬因野花招貼畫——都被挪到了這兒，連同幾乎每一樣我此刻記得起來的東西。梅賽夫太太的做法像是在說——雖然我沒法減輕你的痛苦讓你忘記悲傷，也沒法不讓你觸景生情，但我至少能把讓你傷心的東西移到同一個地方，這麽一來你就不會突如其來、毫無心理準備地撞上它們而難過了。我隻能做到這些。
這裏沒有一麵牆是空的；牆上掛滿了我妻子心靈和創造力的結晶。這裏有編織作品（一些是認真的，另一些則是隨性之作）、蠟染、手工布娃娃、一幅用黃、黑、橘色絲綢貼成的抽象拚貼畫，以及她拍攝的花卉照片；在她的書架頂端甚至還放養一座尚待完工的作品，那是莎拉—拉弗斯本人的頭像，用牙籤和棒棒糖杆子做成的。
工作室的一角放著她的編織機和一個小木櫃，木櫃門把手上掛著一塊標籤：“喬的編織！請勿觸摸！”另一個角落裏放著她嚐試過一陣子的班桌琴，她最後還是放棄了，說琴弦害得她手指頭疼。第三個角落裏擱著一根愛斯基摩的船槳和一雙磨損了的溜冰鞋，鞋帶頂端掛著紫色的小絨球。
房間正中的舊拉蓋書桌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我們一起在這兒度過的那許多夏天、秋天還有冬天的周末裏，這張桌子上總是散布著線軸、線團、針墊、草圖，或許在有一本關於西班牙內戰或美國名犬的書。有時候喬安娜讓人操心，至少對我來說，因為無論她做什麽都不會遵循真正的係統或秩序；有時候她也可以變得強有力，甚至是專斷的。她絕對是個丟三落四的人，這一點永遠體現在她的桌麵上。
但不是現在。我可以想像梅賽夫太太把那些東西從桌麵清走了，統統藏到那邊的塑料罩下麵，但這難以置信。她為什麽要這麽做？沒有必要。
塑料罩下麵有樣東西，我伸手去摸，就在離它一兩英寸的時候手發抖了，一個舊日的夢中情景：
把那個給我，那是我用來擋灰的。
從我腦海中掠過，就像那陣拂過臉龐的輕風。這情景緊接著消失了，我揭去那層塑料罩。底下是我曾經用過，但很多年沒有再想起過的綠色imb打字機。我向前傾了傾身，才看到——但在看到之前我就已經知道了——上麵的打字球是我曾經最喜歡的書信字體。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舊打字機怎麽會在這兒？
喬安娜折騰繪畫（雖然畫得不怎麽樣）、攝影（真的拍得很好，有時候還能賣出個價錢）、刺繡、編織、織布、染布，她還能在吉他上彈出八到十個簡單和弦。她會寫作，當然；大多數文學專業的人都會，因為這是他們選擇文學專業的原因。她是否顯示出過人的文學創造力呢？沒有。大學期間她曾嚐試寫詩，但很快就放棄了這門藝術，認為自己不適合。你來替我們倆寫，邁達，一次她這麽對我說。寫作全部交給你；我隻要在其它方麵樣樣都稍許涉獵一下就行了。考慮到她的詩作相對她的絲綢、照片和刺繡的水準，我認為那也許是個明智的決定。
可我的舊imb打字機到這兒來了，為什麽？
“寫信。”我心說，“她在地窖或別的什麽地方找到了這台打字機，拿來寫信用。”
不過這不是喬的作風。她把大部分的信件都拿給我看，常常強迫我在信尾親自添上一些附言，還總是用那句老話來激發我的負罪感：鞋匠的孩子沒鞋穿（她總不忘加上一句：“幸虧有亞歷山大?格雷漢?貝爾，否則作家的朋友得不到作家的消息”）。結婚以來我從沒見妻子用打字機寫過一封信——除非有其它理由，否則她一定會認為那是小題大做。當然，她會打字，慢吞吞地打出些沒有拚寫錯誤而且很有條理的業務信件，但她通常會用我的桌上型電腦或她自己的蘋果筆記本。
“你在想些什麽呢，寶貝？”我問道，然後開始檢查書桌抽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