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頁
孔慶東看金庸小說的情與愛 作者：孔慶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們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點損害，在公共汽車上被人家擠了一下，就要吵起來，過分地愛惜自己的身體。那麽俠客呢，是不過分愛惜自己的身體，首先考慮的是，幫助別人解決困難;“存亡死生”，救了別人的生命之後呢，又“不矜其能”，不誇耀自己，不要老惦記它。昨天是我幫了你的忙，那天我還幫你買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這些事，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
所以我曾經有一個“謬論”，我到處傳播這個“謬論”，我說，我們中國二十世紀，最大的俠是誰呢?就是雷鋒，雷鋒是我們中國當代的“第一大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學發表我這個“謬論”的時候，學生們也不理解。他們說，雷鋒怎麽是俠呢?雷鋒他也不會武功啊!雷鋒雖然是個解放軍，他也沒打過仗啊，他是個開汽車的解放軍啊。那麽我跟同學們講，是不是俠，跟他會不會打仗，跟他會不會武功，沒有關係，隻要他能犧牲自己的利益，為別人謀利益，“雷鋒出差一千裏，好事做了一火車”。瓢潑大雨之夜，看見婦女抱著小孩，他幫助她送回家去，幫助老大娘過馬路;自己攢的錢寄給災區，這不是俠，是什麽?這就是俠!人們為什麽被雷鋒精神感動?為什麽喜歡個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軍戰士呢?是因為他身上有俠的精神，大家覺得，這個東西了不起!所以學雷鋒才學得起來，而不是說，他一定要身懷絕技，才去學他。
那麽，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來是“武俠小說”的作品。在當時並不叫“武俠小說”，當時沒有這個名字，當時都是有種種其他的名字。“武俠小說”這個概念，是二十世紀以後，我們為了進行學術研究的方便而發明的一個術語。比如說，在《唐傳奇》裏邊，就有很多武俠題材的作品。隻不過當時不叫武俠，有的是寫一種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於武俠中的武這一麵;有的是寫一種很不平常地幫助別人的一種俠行義舉。唐朝之後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說裏麵也有很多“公案小說”，“公案小說”裏麵有一些武俠人物。這些武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遜色。總之，是武俠在現實生活中和在文學作品中的發展，似乎有一個走下坡路的趨勢。其實，是隨著封建國家機器的強大，國家機器越來越強大，所以俠的生存空間就越來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國家有強大的國家機器，有警察，有軍隊。那麽到了明朝初年的時候，中國千百年來積累的武俠文學的資源，匯聚起來，產生了一部古代最傑出的，最著名的武俠小說，這部小說就是《水滸傳》。
那麽《水滸傳》，以前我們把它叫做公案，後來的文學史也把它叫做“英雄傳奇”，這都是對的，它是英雄傳奇小說。但是如果我們從武俠小說的角度來看呢，《水滸傳》也是古代最優秀的武俠小說的代表。我們今天想一想，《水滸傳》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標準的一個一個的武俠嗎!要武有武，要俠有俠，它所弘揚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俠精神。所以《水滸傳》給了後世無數的武俠小說以思想的和藝術的啟迪。一直到清朝的時候，武俠小說都在不斷地發展。
比如，清朝後來就出現了像《三俠武義》、《七俠武義》這樣一係列的作品。還有著名的，像《兒女英雄傳》、《好逑傳》。到了這部分小說，慢慢出現了一個“英雄加兒女”的模式，有男俠客，也有女俠客，或者俠客旁邊有一個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時候，隨著中國封建社會走向沒落，或者說，走向最黑暗的時候，武俠小說也一蹶不振，長期沒有很優秀的作品出現，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俠小說中的俠客形象一落千丈。俠客本來應該是一個自由的、光輝萬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說裏，武俠都成了朝廷的鷹犬，成了朝廷的爪牙。
我們想，武俠一開始是什麽人呢?按照司馬遷的那種寫法，是社會上的閑散人員。我們不要以為，社會閑散人員是一個單純的貶義詞，閑散人員裏邊有壞人，但是也有好人。這些俠客是憑著自己的良心，為社會鳴不平，他看見統治者做得不對，他就出來幫助弱者，拔刀相助。一開始，俠客應該跟朝廷，跟秩序是處在對立麵的，他應該是跟朝廷作對的。所以韓非子才說“俠以武犯禁”，仗著自己有一點功夫，就來破壞法製建設。韓非子是這樣批評他們的。正因為他跟朝廷是對立的，所以歷朝歷代都要大力地鎮壓俠客，特別是鎮壓武俠。那麽鎮壓來鎮壓去，殺的殺了，死的死了，還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買了，收買了就把他融進了國家機器，國家機器把他吃進去了。這些俠客就變成了朝廷的人員，變成了“捕快”。
所以我們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說，都叫什麽“公案”--《於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劉公案》。那麽這些公案小說裏麵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個政府官員，都是一個政府的清官。這些小說裏的俠客，一個一個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後，就變成了包公身邊的張龍、趙虎、王朝、馬漢。我們一看京劇，包公一開頭就叫張龍、趙虎、王朝、馬漢，那麽這些人物一旦變成了“張龍、趙虎”，他就沒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備英雄的色彩。我們今天看戲，我們去看包公戲，誰去注意台上王朝、馬漢的形象呢?沒人注意，他站在那兒就是一龍套，今兒這演員病了，換一演員還能演，我們並不提意見，我們隻對包公這個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麽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個高級領導人，開封府尹，隻不過他是一個清正廉明的高級領導人而已，他是一個大清官。那麽人民為什麽要看包公戲?為什麽需要包公?就是因為社會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經常有冤假錯案，可是除了冤假錯案，人民不去呼喚法律健全，而是呼喚包公，希望統治集團內部出現清官，來幫助自己解決問題。那麽這種幻想反過來又加劇了法製的不健全。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靠一套製度，靠一套辦法，靠一套規章製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這個，而去幻想包公。所以隻能滿足一種夢幻中的需要。那麽到了“包公”鋪天蓋地的時候，武俠就隱沒了。
可是由於晚清時中國麵臨著民族危亡問題，雖然武俠小說中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個民族卻越來越需要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運動中，比如說，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這些人中開始重新鼓吹武俠精神。包括魯迅等人，他們都很推崇一種帶有俠義色彩的鐵血精神。晚清的革命黨人，從武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種俠義，“俠義道”的精神。比如說，我們知道著名的革命黨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個號，叫鑑湖女俠，自號鑑湖女俠。其實很多革命黨都是起了這樣一個帶有武俠精神的號，以俠客精神自詡。他們認為，要改變當時中國的現實，非有一腔俠義精神不可。
我們都知道譚嗣同的故事，譚嗣同他自己願意，為了變法而流血，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中國變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為沒有人流血犧牲，他說“此國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國需要這樣的人，“請自嗣同始”--請從我譚嗣同開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來慷慨就義。這種俠義精神是很感人的。
所以我曾經有一個“謬論”，我到處傳播這個“謬論”，我說，我們中國二十世紀，最大的俠是誰呢?就是雷鋒，雷鋒是我們中國當代的“第一大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學發表我這個“謬論”的時候，學生們也不理解。他們說，雷鋒怎麽是俠呢?雷鋒他也不會武功啊!雷鋒雖然是個解放軍，他也沒打過仗啊，他是個開汽車的解放軍啊。那麽我跟同學們講，是不是俠，跟他會不會打仗，跟他會不會武功，沒有關係，隻要他能犧牲自己的利益，為別人謀利益，“雷鋒出差一千裏，好事做了一火車”。瓢潑大雨之夜，看見婦女抱著小孩，他幫助她送回家去，幫助老大娘過馬路;自己攢的錢寄給災區，這不是俠，是什麽?這就是俠!人們為什麽被雷鋒精神感動?為什麽喜歡個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軍戰士呢?是因為他身上有俠的精神，大家覺得，這個東西了不起!所以學雷鋒才學得起來，而不是說，他一定要身懷絕技，才去學他。
那麽，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來是“武俠小說”的作品。在當時並不叫“武俠小說”，當時沒有這個名字，當時都是有種種其他的名字。“武俠小說”這個概念，是二十世紀以後，我們為了進行學術研究的方便而發明的一個術語。比如說，在《唐傳奇》裏邊，就有很多武俠題材的作品。隻不過當時不叫武俠，有的是寫一種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於武俠中的武這一麵;有的是寫一種很不平常地幫助別人的一種俠行義舉。唐朝之後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說裏麵也有很多“公案小說”，“公案小說”裏麵有一些武俠人物。這些武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遜色。總之，是武俠在現實生活中和在文學作品中的發展，似乎有一個走下坡路的趨勢。其實，是隨著封建國家機器的強大，國家機器越來越強大，所以俠的生存空間就越來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國家有強大的國家機器，有警察，有軍隊。那麽到了明朝初年的時候，中國千百年來積累的武俠文學的資源，匯聚起來，產生了一部古代最傑出的，最著名的武俠小說，這部小說就是《水滸傳》。
那麽《水滸傳》，以前我們把它叫做公案，後來的文學史也把它叫做“英雄傳奇”，這都是對的，它是英雄傳奇小說。但是如果我們從武俠小說的角度來看呢，《水滸傳》也是古代最優秀的武俠小說的代表。我們今天想一想，《水滸傳》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標準的一個一個的武俠嗎!要武有武，要俠有俠，它所弘揚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俠精神。所以《水滸傳》給了後世無數的武俠小說以思想的和藝術的啟迪。一直到清朝的時候，武俠小說都在不斷地發展。
比如，清朝後來就出現了像《三俠武義》、《七俠武義》這樣一係列的作品。還有著名的，像《兒女英雄傳》、《好逑傳》。到了這部分小說，慢慢出現了一個“英雄加兒女”的模式，有男俠客，也有女俠客，或者俠客旁邊有一個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時候，隨著中國封建社會走向沒落，或者說，走向最黑暗的時候，武俠小說也一蹶不振，長期沒有很優秀的作品出現，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俠小說中的俠客形象一落千丈。俠客本來應該是一個自由的、光輝萬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說裏，武俠都成了朝廷的鷹犬，成了朝廷的爪牙。
我們想，武俠一開始是什麽人呢?按照司馬遷的那種寫法，是社會上的閑散人員。我們不要以為，社會閑散人員是一個單純的貶義詞，閑散人員裏邊有壞人，但是也有好人。這些俠客是憑著自己的良心，為社會鳴不平，他看見統治者做得不對，他就出來幫助弱者，拔刀相助。一開始，俠客應該跟朝廷，跟秩序是處在對立麵的，他應該是跟朝廷作對的。所以韓非子才說“俠以武犯禁”，仗著自己有一點功夫，就來破壞法製建設。韓非子是這樣批評他們的。正因為他跟朝廷是對立的，所以歷朝歷代都要大力地鎮壓俠客，特別是鎮壓武俠。那麽鎮壓來鎮壓去，殺的殺了，死的死了，還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買了，收買了就把他融進了國家機器，國家機器把他吃進去了。這些俠客就變成了朝廷的人員，變成了“捕快”。
所以我們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說，都叫什麽“公案”--《於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劉公案》。那麽這些公案小說裏麵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個政府官員，都是一個政府的清官。這些小說裏的俠客，一個一個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後，就變成了包公身邊的張龍、趙虎、王朝、馬漢。我們一看京劇，包公一開頭就叫張龍、趙虎、王朝、馬漢，那麽這些人物一旦變成了“張龍、趙虎”，他就沒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備英雄的色彩。我們今天看戲，我們去看包公戲，誰去注意台上王朝、馬漢的形象呢?沒人注意，他站在那兒就是一龍套，今兒這演員病了，換一演員還能演，我們並不提意見，我們隻對包公這個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麽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個高級領導人，開封府尹，隻不過他是一個清正廉明的高級領導人而已，他是一個大清官。那麽人民為什麽要看包公戲?為什麽需要包公?就是因為社會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經常有冤假錯案，可是除了冤假錯案，人民不去呼喚法律健全，而是呼喚包公，希望統治集團內部出現清官，來幫助自己解決問題。那麽這種幻想反過來又加劇了法製的不健全。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靠一套製度，靠一套辦法，靠一套規章製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這個，而去幻想包公。所以隻能滿足一種夢幻中的需要。那麽到了“包公”鋪天蓋地的時候，武俠就隱沒了。
可是由於晚清時中國麵臨著民族危亡問題，雖然武俠小說中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個民族卻越來越需要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運動中，比如說，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這些人中開始重新鼓吹武俠精神。包括魯迅等人，他們都很推崇一種帶有俠義色彩的鐵血精神。晚清的革命黨人，從武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種俠義，“俠義道”的精神。比如說，我們知道著名的革命黨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個號，叫鑑湖女俠，自號鑑湖女俠。其實很多革命黨都是起了這樣一個帶有武俠精神的號，以俠客精神自詡。他們認為，要改變當時中國的現實，非有一腔俠義精神不可。
我們都知道譚嗣同的故事，譚嗣同他自己願意，為了變法而流血，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中國變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為沒有人流血犧牲，他說“此國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國需要這樣的人，“請自嗣同始”--請從我譚嗣同開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來慷慨就義。這種俠義精神是很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