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防軍統帥部根據這些命令——如後所述——一次也沒有完全滿足凱塞林提出的除了補充足夠的後備力量外，還索要不少於5 個戰鬥力完備的師，及加強其空軍的要求。雖然約德爾也認為，要想“減少一些奪取利古裏亞海岸所冒的巨大風險”，多增加些力量是很必要的，但他本人並沒有參予作出這些決定。在這個方向上，他的參謀部也隻能於6 月1 日下達一個關於“加快擴建亞平寧陣地”的命令。
新近前送的力量也絲毫無助於改變6 月4 日在羅馬事件中所遭受的損失。這些部隊未起什麽作用，反而也毫無例外地被拖入了這永無休止的失敗漩渦，被希特勒反覆下達的“盡可能少放棄地域”，“在羅馬北部和南部重建防線”的命令所吞噬。
下麵再介紹一些關於德國大本營的判斷和措施，及其內容關係發展變化，也許對了解盟軍登陸前這段時間的情況有所幫助。
在此期間，巴爾幹半島和愛琴海上的所有島嶼和海岸防禦都淪為毫無價值的防線。春天，盟軍竭盡全力才阻止了希特勒占領達爾馬提亞沿岸和利薩島，以及維斯島，這些地區都是盟軍同狄托進行聯繫的基地。作為巴爾幹問題“專家”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副參謀長，例外地參加了對這一問題進行議論形勢討論會。他在會上的主要論點是，德軍即使是此次作戰取勝，也不能阻止敵人對其他眾多島嶼的占領。他的觀點卻得到了一個很生硬的、但又難以令人服氣的回答：“那麽您也可以說，要知我明天還要挨餓，今天何必吃飯”。德軍大本營所關注的隻是在巴爾幹半島範圍內的艱苦戰鬥，而對一個致命威脅卻視而不見，這就是狄托部隊與紅軍在多瑙河平原的會師。它給歐洲東南部十分吃緊的千餘公裏的海防線以致命一擊。1944 年5 月，武裝黨衛隊的一支傘兵分隊進行的旨在逮捕狄托的“跳馬”行動，以及狄托人頭的高額懸賞，都是由希特勒決定的，然而兩者也隻不過是出“剿匪”目的。
在西地中海，從年初就開始盛傳盟軍正準備在此登陸，因此亟需加強從裏昂灣至熱那亞灣的海岸線。可是，最高統帥除了幾支後備部隊外，隻能向這一地域增派幾個新建或經補充的師，以解燃眉之急。另外，為了為下一步增派兵力打好組織基礎，於1944 年4 月底，組建了一個隸屬於法國西南部的西線總司令的集團軍司令部，後改為g 集團軍群司令部，司令為布拉斯科維茨大將，下轄駐比斯開灣沿岸的第1 集團軍和法國地中海沿岸的第19 集團軍。
關於丹麥這個原來被視為同西線一樣的盟軍最有可能實施登陸的地區，在此期間幾乎不再為人提起。相反，希特勒卻一直沒有失去對挪威的極大關注，並不斷為其增派兵力和調撥武器。根據希特勒的計劃，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要完成一項新的艱巨任務：針對芬蘭人退出戰爭這一情況，要求德軍占領阿蘭群島，以便利用這個基地和芬蘭灣的蘇沙裏島來確保在波羅的海對俄國人實施的封鎖。此外，希特勒用盡一切手段，包括停止對芬蘭人的武器和糧食援助，試圖迫其就範。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氏和迪特爾大將卻認為，從德國方麵來說，保持這種“戰友情誼”在軍事上已沒有任何必要，德國無需再為此承受不必要的負擔了。希特勒對這一觀點的態度，直到了6 月25日迪特爾大將因飛機失事遇難還一直舉棋不定。
在執行這些任務的過程中，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與海軍總部的關係和合作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發展。海軍總司令鄧尼茨海軍元帥在他在大本營的頻繁逗留中，在所有問題上，甚至在一些沒有多大意義的問題上都代表他一個軍種的利益。特別是在潛艇戰領域，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淪為一個隻履行例行公事的情報收集站。譬如，如果不是希特勒獨斷專行，那麽對偵察或陸上防禦都應實施統一領導。
5 月中旬，對英國的“遠距離戰鬥”的準備工作看來已經就緒。定於6月中旬，從陸地和飛機上發射這種“v—1”型火箭，並輔之以炸彈和遠程火炮，對倫敦實施轟擊。關於發射時間安排，西線總司令不斷收到由希特勒一一確定的具體指示。事實上，6 月15 日發射開始時，也就是盟軍登陸開始後10 天左右，一切都已經結束。而1944 年9 月，一種速度更快、體積和威力更大的火箭——“v—2”型火箭已經可以投入使用。
每況愈下的戰爭形勢，未給大本營的內容關係帶來任何影響。然而，卻出現了一些相互悻逆的現象。例如，在1944 年1 月30 日，即“民族社會主義黨暴動紀念日”，約德爾和蔡茨勒兩人在這段形勢混亂不堪的日子裏，卻被提升為大將，並被授予“民族社會主義黨金質獎章”。此後，約德爾對希特勒本人的內在責任心大為提高，而且還通過極不尋常的方式讓他的副手感覺到這一點。與此同時，蔡茨勒對希特勒在東線實施的喪失全部理智的指揮，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無休止的失敗日益反感，對希特勒的“信徒股的忠誠”也與日俱減。在馮·克盧格元帥遇難身亡，以及霍特大將和屈希勒元帥被免職之後，1944 年3 月30 日，長年戰鬥在東線的高級指揮官曼施泰因和克萊斯特也被希特勒革職，藉口是“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需要一批新人來“指揮”“非機動的固定防禦作戰”。此事導致希特勒同蔡茨勒發生一場激烈的爭論，使希特勒忍無可忍。於是，由豪辛格將軍暫時替代了蔡茨勒的職務。（p1019）遭到了希特勒個別親信的憤怒攻擊。因陸軍上層軍官團內部分裂而形成的鴻溝，這件事暴露得尤為明顯。
新近前送的力量也絲毫無助於改變6 月4 日在羅馬事件中所遭受的損失。這些部隊未起什麽作用，反而也毫無例外地被拖入了這永無休止的失敗漩渦，被希特勒反覆下達的“盡可能少放棄地域”，“在羅馬北部和南部重建防線”的命令所吞噬。
下麵再介紹一些關於德國大本營的判斷和措施，及其內容關係發展變化，也許對了解盟軍登陸前這段時間的情況有所幫助。
在此期間，巴爾幹半島和愛琴海上的所有島嶼和海岸防禦都淪為毫無價值的防線。春天，盟軍竭盡全力才阻止了希特勒占領達爾馬提亞沿岸和利薩島，以及維斯島，這些地區都是盟軍同狄托進行聯繫的基地。作為巴爾幹問題“專家”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副參謀長，例外地參加了對這一問題進行議論形勢討論會。他在會上的主要論點是，德軍即使是此次作戰取勝，也不能阻止敵人對其他眾多島嶼的占領。他的觀點卻得到了一個很生硬的、但又難以令人服氣的回答：“那麽您也可以說，要知我明天還要挨餓，今天何必吃飯”。德軍大本營所關注的隻是在巴爾幹半島範圍內的艱苦戰鬥，而對一個致命威脅卻視而不見，這就是狄托部隊與紅軍在多瑙河平原的會師。它給歐洲東南部十分吃緊的千餘公裏的海防線以致命一擊。1944 年5 月，武裝黨衛隊的一支傘兵分隊進行的旨在逮捕狄托的“跳馬”行動，以及狄托人頭的高額懸賞，都是由希特勒決定的，然而兩者也隻不過是出“剿匪”目的。
在西地中海，從年初就開始盛傳盟軍正準備在此登陸，因此亟需加強從裏昂灣至熱那亞灣的海岸線。可是，最高統帥除了幾支後備部隊外，隻能向這一地域增派幾個新建或經補充的師，以解燃眉之急。另外，為了為下一步增派兵力打好組織基礎，於1944 年4 月底，組建了一個隸屬於法國西南部的西線總司令的集團軍司令部，後改為g 集團軍群司令部，司令為布拉斯科維茨大將，下轄駐比斯開灣沿岸的第1 集團軍和法國地中海沿岸的第19 集團軍。
關於丹麥這個原來被視為同西線一樣的盟軍最有可能實施登陸的地區，在此期間幾乎不再為人提起。相反，希特勒卻一直沒有失去對挪威的極大關注，並不斷為其增派兵力和調撥武器。根據希特勒的計劃，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要完成一項新的艱巨任務：針對芬蘭人退出戰爭這一情況，要求德軍占領阿蘭群島，以便利用這個基地和芬蘭灣的蘇沙裏島來確保在波羅的海對俄國人實施的封鎖。此外，希特勒用盡一切手段，包括停止對芬蘭人的武器和糧食援助，試圖迫其就範。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氏和迪特爾大將卻認為，從德國方麵來說，保持這種“戰友情誼”在軍事上已沒有任何必要，德國無需再為此承受不必要的負擔了。希特勒對這一觀點的態度，直到了6 月25日迪特爾大將因飛機失事遇難還一直舉棋不定。
在執行這些任務的過程中，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與海軍總部的關係和合作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發展。海軍總司令鄧尼茨海軍元帥在他在大本營的頻繁逗留中，在所有問題上，甚至在一些沒有多大意義的問題上都代表他一個軍種的利益。特別是在潛艇戰領域，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淪為一個隻履行例行公事的情報收集站。譬如，如果不是希特勒獨斷專行，那麽對偵察或陸上防禦都應實施統一領導。
5 月中旬，對英國的“遠距離戰鬥”的準備工作看來已經就緒。定於6月中旬，從陸地和飛機上發射這種“v—1”型火箭，並輔之以炸彈和遠程火炮，對倫敦實施轟擊。關於發射時間安排，西線總司令不斷收到由希特勒一一確定的具體指示。事實上，6 月15 日發射開始時，也就是盟軍登陸開始後10 天左右，一切都已經結束。而1944 年9 月，一種速度更快、體積和威力更大的火箭——“v—2”型火箭已經可以投入使用。
每況愈下的戰爭形勢，未給大本營的內容關係帶來任何影響。然而，卻出現了一些相互悻逆的現象。例如，在1944 年1 月30 日，即“民族社會主義黨暴動紀念日”，約德爾和蔡茨勒兩人在這段形勢混亂不堪的日子裏，卻被提升為大將，並被授予“民族社會主義黨金質獎章”。此後，約德爾對希特勒本人的內在責任心大為提高，而且還通過極不尋常的方式讓他的副手感覺到這一點。與此同時，蔡茨勒對希特勒在東線實施的喪失全部理智的指揮，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無休止的失敗日益反感，對希特勒的“信徒股的忠誠”也與日俱減。在馮·克盧格元帥遇難身亡，以及霍特大將和屈希勒元帥被免職之後，1944 年3 月30 日，長年戰鬥在東線的高級指揮官曼施泰因和克萊斯特也被希特勒革職，藉口是“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需要一批新人來“指揮”“非機動的固定防禦作戰”。此事導致希特勒同蔡茨勒發生一場激烈的爭論，使希特勒忍無可忍。於是，由豪辛格將軍暫時替代了蔡茨勒的職務。（p1019）遭到了希特勒個別親信的憤怒攻擊。因陸軍上層軍官團內部分裂而形成的鴻溝，這件事暴露得尤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