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大本營在德國失去主動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所從事的這種單調的工作到本書這一章為止，隻是作為這一階段的特殊事件加以描述的。一些形勢討論會的速記稿，可能比作者的描述更能如實全麵地反映大本營裏所發生的事情和情緒。
第二章從史達林格勒到突尼西亞
史達林格勒和突尼西亞的慘敗，標誌著這一時期開始的失敗的原因和責任，首先應當歸咎於立於德國最高領導層之首的希特勒。從整個戰略角度看，這兩次災難的根由，約德爾將軍早就在他的“指導原則”中有過闡述。他在1942 年11 月29 日，根據南線和東線形勢的重大變化，要求他的參謀部“從三個方麵”對“整個形勢做出新的判斷”，同時提出他自己的“指導原則”：
“北非必須作為歐洲的前沿陣地無條件地堅守。一旦失去北非，英國便會越過佐澤卡厄索斯群島、克裏特島和伯羅奔厄撒半島，向東南歐發動進攻。因此，必須保障巴爾幹的安定和安全”。
他接著指出，“在西線和北部地區，在最近的將來不會有重大行動；而一在東線，必須建立幾道堅固防線，以便在明春能至少從某處轉入進攻。”
在北非這個同義大利人共同分擔的“同防軍統帥部戰場”，約德爾的方針中如果在“無條件固守”之後，又出現“可以放棄”這樣完全相反的命令，那麽這與其說是總參謀部的話，倒不如說是希特勒的語言。希特勒的“直觀”中會產生許多新鮮的、似乎是確定無疑的想法：突然間，巴爾幹成了英國的最大戰略目標，可同時義大利不會遭到入侵。這樣，又將一個幅員廣闊的地區，闢為一個新的消耗兵力的戰場完全背離了節省兵力的原則。
在能說明許多重要問題的指令中，關於東線問題，根本沒有提到過史達林格勒的名字。約德爾所說的“堅固陣線”是指東線的全部事情，當時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還被“允許“將其作為自己的事看待。但是，針對戰後某些另外的解釋，還值得強調的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無疑是想縮短“堅固戰線”，即將戰線後移。而絕沒有想過沿伏爾加何設防，並將史達林格勒也包括在內。綜上所述，已很清楚地表明，並非國防軍統帥部要急於堅守史達林格勒。
約德爾提到的“三個方麵”——他要求他的參謀部和他的副參謀長從這“三方麵”陳述自己的意見。最終清楚地說明，他根本不是著眼於形勢作出真實的判斷，而意在建議對兵力進行另外一種分配，或是動員新的兵力，他的參謀部並沒有以此為滿足，而是竭盡全力實現其放棄西線和北線，轉向東線的企圖，甚至在某些方麵還要與希特勒相對抗。這些事實是對指責國防軍統帥部在它自己的戰場上貯備過剩的兵力的一種駁斥。
如同約德爾將軍在“指導原則”中所作的判斷那樣，據他後來回憶，他本人，以及他的參謀部都沒有進一步提到史達林格勒的事。這不排除他曾在某種場合下同意過希特勒的要求。他的表白可能隻是基於他自己的觀點，也可能是基於他作為旁聽者參加希特勒和蔡茨勒之間的談話後所得來的印象。由於蔡茨勒的“情報封鎖”，陸軍總參謀長部對形勢的獨立判斷，約德爾和他的參謀部都是無法得知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戰時日誌對史達林格勒戰事的經過，記載得極少。但在1942 年12 月21 日的日記中寫道：
“在形勢報告中..元首與陸軍和空軍總參謀長就東線南部的形勢進行了長時間談話”。
如果說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不在場——這極不可能——或者一言未發，那麽上述這段記載無論如何也能清楚地說明，在希特勒決定斯大體格勒的命運時，他和“國防軍統帥部、沒有發揮重大影響。至今還保存著的形勢討論會的速記稿，也能說明這個問題。這些1942 年12 月1 日和12 日，以及在史達林格勒失守後的1943 年2 月1 日的幾篇速記稿片斷，將在下文全文引用。同時，這些速記稿的片斷也進一步證明——是從70 天的3 天中得出這樣的判斷，在大本營，希特勒與其高參之間在東線問題上的尖銳衝突和對立，還沒有張揚出去。可以肯定，蔡茨勒將軍正是在那些日子裏，比過去更多地單獨同希特勒談論他對斯大體格勒的憂慮和計劃。隻是沒有他們之間的談話記錄。作者還清楚地記得，蔡茨勒對史達林格勒日漸危機的形勢坐臥不安，比如他連續數日要求他自己和他的親密同僚們，也象史達林格勒的保衛者們一樣，隻能得到一份最低限度的口糧但另一方麵還應指出，據國防軍指揮參謀部11 月25 日的戰時日誌記載，隻有裏希特霍芬航空兵上將提出過第6集團軍應“首先向西撤退”，即放棄史達林格勒，突破合圍的建議。戰時日誌還記載，在曼施泰因元帥接管“頓河集團軍群”的指揮權後兩天，希特勒又一次談到前景“非常有利”。據12 月2 日的戰時日誌稱，希特勒對於“霍特裝甲集群”從科捷科尼科沃地區對史達林格勒發起進攻的計劃，懷有充分“信心”。希特勒終於在12 月12 日這一天，發起了進攻。他再次要求自己和他的手下，為他的立論承擔如下義務：
第二章從史達林格勒到突尼西亞
史達林格勒和突尼西亞的慘敗，標誌著這一時期開始的失敗的原因和責任，首先應當歸咎於立於德國最高領導層之首的希特勒。從整個戰略角度看，這兩次災難的根由，約德爾將軍早就在他的“指導原則”中有過闡述。他在1942 年11 月29 日，根據南線和東線形勢的重大變化，要求他的參謀部“從三個方麵”對“整個形勢做出新的判斷”，同時提出他自己的“指導原則”：
“北非必須作為歐洲的前沿陣地無條件地堅守。一旦失去北非，英國便會越過佐澤卡厄索斯群島、克裏特島和伯羅奔厄撒半島，向東南歐發動進攻。因此，必須保障巴爾幹的安定和安全”。
他接著指出，“在西線和北部地區，在最近的將來不會有重大行動；而一在東線，必須建立幾道堅固防線，以便在明春能至少從某處轉入進攻。”
在北非這個同義大利人共同分擔的“同防軍統帥部戰場”，約德爾的方針中如果在“無條件固守”之後，又出現“可以放棄”這樣完全相反的命令，那麽這與其說是總參謀部的話，倒不如說是希特勒的語言。希特勒的“直觀”中會產生許多新鮮的、似乎是確定無疑的想法：突然間，巴爾幹成了英國的最大戰略目標，可同時義大利不會遭到入侵。這樣，又將一個幅員廣闊的地區，闢為一個新的消耗兵力的戰場完全背離了節省兵力的原則。
在能說明許多重要問題的指令中，關於東線問題，根本沒有提到過史達林格勒的名字。約德爾所說的“堅固陣線”是指東線的全部事情，當時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還被“允許“將其作為自己的事看待。但是，針對戰後某些另外的解釋，還值得強調的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無疑是想縮短“堅固戰線”，即將戰線後移。而絕沒有想過沿伏爾加何設防，並將史達林格勒也包括在內。綜上所述，已很清楚地表明，並非國防軍統帥部要急於堅守史達林格勒。
約德爾提到的“三個方麵”——他要求他的參謀部和他的副參謀長從這“三方麵”陳述自己的意見。最終清楚地說明，他根本不是著眼於形勢作出真實的判斷，而意在建議對兵力進行另外一種分配，或是動員新的兵力，他的參謀部並沒有以此為滿足，而是竭盡全力實現其放棄西線和北線，轉向東線的企圖，甚至在某些方麵還要與希特勒相對抗。這些事實是對指責國防軍統帥部在它自己的戰場上貯備過剩的兵力的一種駁斥。
如同約德爾將軍在“指導原則”中所作的判斷那樣，據他後來回憶，他本人，以及他的參謀部都沒有進一步提到史達林格勒的事。這不排除他曾在某種場合下同意過希特勒的要求。他的表白可能隻是基於他自己的觀點，也可能是基於他作為旁聽者參加希特勒和蔡茨勒之間的談話後所得來的印象。由於蔡茨勒的“情報封鎖”，陸軍總參謀長部對形勢的獨立判斷，約德爾和他的參謀部都是無法得知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戰時日誌對史達林格勒戰事的經過，記載得極少。但在1942 年12 月21 日的日記中寫道：
“在形勢報告中..元首與陸軍和空軍總參謀長就東線南部的形勢進行了長時間談話”。
如果說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不在場——這極不可能——或者一言未發，那麽上述這段記載無論如何也能清楚地說明，在希特勒決定斯大體格勒的命運時，他和“國防軍統帥部、沒有發揮重大影響。至今還保存著的形勢討論會的速記稿，也能說明這個問題。這些1942 年12 月1 日和12 日，以及在史達林格勒失守後的1943 年2 月1 日的幾篇速記稿片斷，將在下文全文引用。同時，這些速記稿的片斷也進一步證明——是從70 天的3 天中得出這樣的判斷，在大本營，希特勒與其高參之間在東線問題上的尖銳衝突和對立，還沒有張揚出去。可以肯定，蔡茨勒將軍正是在那些日子裏，比過去更多地單獨同希特勒談論他對斯大體格勒的憂慮和計劃。隻是沒有他們之間的談話記錄。作者還清楚地記得，蔡茨勒對史達林格勒日漸危機的形勢坐臥不安，比如他連續數日要求他自己和他的親密同僚們，也象史達林格勒的保衛者們一樣，隻能得到一份最低限度的口糧但另一方麵還應指出，據國防軍指揮參謀部11 月25 日的戰時日誌記載，隻有裏希特霍芬航空兵上將提出過第6集團軍應“首先向西撤退”，即放棄史達林格勒，突破合圍的建議。戰時日誌還記載，在曼施泰因元帥接管“頓河集團軍群”的指揮權後兩天，希特勒又一次談到前景“非常有利”。據12 月2 日的戰時日誌稱，希特勒對於“霍特裝甲集群”從科捷科尼科沃地區對史達林格勒發起進攻的計劃，懷有充分“信心”。希特勒終於在12 月12 日這一天，發起了進攻。他再次要求自己和他的手下，為他的立論承擔如下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