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這一變動，一方麵瓦利蒙特的工作負擔減輕了，另一方麵，他的同事們，即幾乎全部的總參謀部的上校都隨著他們的職位的提高而得到了晉升。但是，改革也帶來了弊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見附圖二）內最重要的部門“國防處”，從此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稱呼是“小指揮參謀部”或“約德爾的工作班子”。由此而產生的一個無法比擬的重大弊端是，戰後外國人總認為。瓦利蒙特要比其他處長們承擔更大的責任。
當希特勒從約德爾那裏得知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這一變動時，他所感興趣的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陸軍第一總參謀部軍官”馮·洛斯貝格上校，他要求由另一名軍官取代洛斯貝格。希特勒這一出人意料的要求事出有因——他對洛斯貝格在挪威戰局期間對自己所表現出的可卑的軟弱動搖提出的批評，耿耿於懷。他對這位傑出的總參謀部軍官的其他功績，包括在他的“軍事工作班子”裏所從事的工作，以及後來在德軍艱難之際所作出的貢獻，都視而不見。洛斯貝格的上司們也沒有一個出來為他的留職說情。1942 年1 月中旬終於由一位一直在挪威集團軍司令部任職的第一總參謀部上校，特羅伊施·馮·布特拉爾——布蘭登弗爾斯男爵接替了洛斯貝格的職務。在長達3年之久的合作中，布蘭登弗爾斯也稱得上一名傑出的總參謀部軍官和同誌。
希特勒的形勢討論會
自希特勒接管陸軍最高指揮權以來，特別是由於嚴重危機壓力，在大本營舉行的每日形勢討論會也有了重大變動。哈爾德在12 月19 日的日記裏寫道：“新的工作方法是：每天聽取運輸處長、情報處長、軍需總監的報告”，此外還有作戰處長豪辛格將軍的報告。此時，陸軍總參謀部哈爾德大將開始排除一切，特別是個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盡一切可能維護和利用與希特勒的直接工作關係。
起初，希特勒及其親信都自覺和不自覺地照例行程序辦事。
象往常一樣陸軍總參謀部每日清晨，將其書麵態勢報告送到第2號宿營地，第2號宿營地也同樣將此報告連同其他戰場戰報匯總報給約德爾，作為他向希特勒匯報態勢的依據。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也隻是依靠一張1：100 萬比例尺的地圖，對東線的態勢作概略的描述。此後，象每天傍晚或夜裏，大本營自己還舉行討論會一樣，還對東線戰場的陸軍指揮問題進行評論性的深入討論。在這個中午舉行的形勢討論會結束以後，緊接著，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及其隨從攜帶1：30 萬比例尺的大型東線態勢圖，特別情況也攜帶小比例尺的地圖，匯報東線態勢。象過去一樣，盡管哈爾德對前線態勢深入了解，但在希特勒早已定下的預案麵前，他所肩負的任務也極難完成
。除此之外，陸軍總參謀長每次到大本營匯報，都不得不象一個到陌生地方的來訪者，哈爾德在匯報中，以其學識和判斷，言辭和舉止，圓滿地體現出了總參謀部的傳統，在希特勒眼裏成了護民官。哈爾德身邊的少數隨員住在附近，準備隨時回答軍事領域裏出現的問題。而希特勒身邊的軍事侍從卻總從前呼後擁，新近還增添了黨衛隊的代表。由於他們常年累月生活在一起，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拋棄了自己的“軍事觀點”。譬如，凱特爾，他通常是等著希特勒談話的間隙，急忙以毫無異議的話和手勢隨聲附和，約德爾——兩手總是插在褲袋裏，遇有爭論的問題，總是袖手旁觀，一言不發，盡管他有時也同意哈爾德的觀點。另外還有一些“支持者”，根據不同的集會方式，利用評論和呼喊，對希特勒的講話表示狂熱的支持。
然而，使哈爾德的精神不堪忍受的——還不至他一個人——是希特勒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講話，不管舊內容，還是新內容，是重要的、還是不重要的事情，總是不停地重複，象一股轟鳴的潮水，將具體現實的問題和建議統統淹沒。他還經常在電話裏，與前線陸軍高級指揮官進行冗長的談話。部長們、國務秘書們或其他非軍事專家們——其中大部分是交通部門的——也應召從柏林趕來接受希特勒的詢問、教訓和恐嚇。希特勒大概認為這是顯示他實施絕對統一領導的一種方式。每大的時間就這樣一小時、一小時地耗去了。使參加討論會的人消磨了大量的工作時間。
協助希特勒指揮陸軍，對哈爾德來說，無疑是最沉重的負擔。早在南方集團軍群在羅斯托夫的日子裏。即自12 月中旬起，他就為東線整個戰場提出了第一個和唯一的原則，即進攻在哪裏停滯的，就在哪裏防守，不得後退一步，甚至還提出這樣尖銳的口號：“每個人都必須就地防禦”。
在當時的形勢下，提出這樣的要求作為普遍的或作戰方針的必要性，在當時和現在都是無可非議的——特別是布勞希奇將當時德軍的態勢描述得已無可救藥。此外，用希特勒的名字振奮當時大多數士兵的士氣，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麵，這個過激的原則也是造成德軍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的根源所在。盡管當時幾乎每天都對陸軍的這種呆板的指揮程序不斷提出強硬的異議，但是陸軍總參謀長——用哈爾德自己的話說，逐漸淪為希特勒“東線戰場指揮辦公室主任”。這樣，他也被迫走上了約德爾曾以他的“工作班子”自願成為陸軍的合作者時所開闢的道路。希特勒在那個時期的形勢討論會上不止一次地說過：“將軍們象小兵那樣聽話..我是領導者，所有人都要無條件地服從..隻有我一個人是負責者，而不是其他人！我將徹底剷除其他任何見解”。
當希特勒從約德爾那裏得知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這一變動時，他所感興趣的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陸軍第一總參謀部軍官”馮·洛斯貝格上校，他要求由另一名軍官取代洛斯貝格。希特勒這一出人意料的要求事出有因——他對洛斯貝格在挪威戰局期間對自己所表現出的可卑的軟弱動搖提出的批評，耿耿於懷。他對這位傑出的總參謀部軍官的其他功績，包括在他的“軍事工作班子”裏所從事的工作，以及後來在德軍艱難之際所作出的貢獻，都視而不見。洛斯貝格的上司們也沒有一個出來為他的留職說情。1942 年1 月中旬終於由一位一直在挪威集團軍司令部任職的第一總參謀部上校，特羅伊施·馮·布特拉爾——布蘭登弗爾斯男爵接替了洛斯貝格的職務。在長達3年之久的合作中，布蘭登弗爾斯也稱得上一名傑出的總參謀部軍官和同誌。
希特勒的形勢討論會
自希特勒接管陸軍最高指揮權以來，特別是由於嚴重危機壓力，在大本營舉行的每日形勢討論會也有了重大變動。哈爾德在12 月19 日的日記裏寫道：“新的工作方法是：每天聽取運輸處長、情報處長、軍需總監的報告”，此外還有作戰處長豪辛格將軍的報告。此時，陸軍總參謀部哈爾德大將開始排除一切，特別是個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盡一切可能維護和利用與希特勒的直接工作關係。
起初，希特勒及其親信都自覺和不自覺地照例行程序辦事。
象往常一樣陸軍總參謀部每日清晨，將其書麵態勢報告送到第2號宿營地，第2號宿營地也同樣將此報告連同其他戰場戰報匯總報給約德爾，作為他向希特勒匯報態勢的依據。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也隻是依靠一張1：100 萬比例尺的地圖，對東線的態勢作概略的描述。此後，象每天傍晚或夜裏，大本營自己還舉行討論會一樣，還對東線戰場的陸軍指揮問題進行評論性的深入討論。在這個中午舉行的形勢討論會結束以後，緊接著，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及其隨從攜帶1：30 萬比例尺的大型東線態勢圖，特別情況也攜帶小比例尺的地圖，匯報東線態勢。象過去一樣，盡管哈爾德對前線態勢深入了解，但在希特勒早已定下的預案麵前，他所肩負的任務也極難完成
。除此之外，陸軍總參謀長每次到大本營匯報，都不得不象一個到陌生地方的來訪者，哈爾德在匯報中，以其學識和判斷，言辭和舉止，圓滿地體現出了總參謀部的傳統，在希特勒眼裏成了護民官。哈爾德身邊的少數隨員住在附近，準備隨時回答軍事領域裏出現的問題。而希特勒身邊的軍事侍從卻總從前呼後擁，新近還增添了黨衛隊的代表。由於他們常年累月生活在一起，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拋棄了自己的“軍事觀點”。譬如，凱特爾，他通常是等著希特勒談話的間隙，急忙以毫無異議的話和手勢隨聲附和，約德爾——兩手總是插在褲袋裏，遇有爭論的問題，總是袖手旁觀，一言不發，盡管他有時也同意哈爾德的觀點。另外還有一些“支持者”，根據不同的集會方式，利用評論和呼喊，對希特勒的講話表示狂熱的支持。
然而，使哈爾德的精神不堪忍受的——還不至他一個人——是希特勒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講話，不管舊內容，還是新內容，是重要的、還是不重要的事情，總是不停地重複，象一股轟鳴的潮水，將具體現實的問題和建議統統淹沒。他還經常在電話裏，與前線陸軍高級指揮官進行冗長的談話。部長們、國務秘書們或其他非軍事專家們——其中大部分是交通部門的——也應召從柏林趕來接受希特勒的詢問、教訓和恐嚇。希特勒大概認為這是顯示他實施絕對統一領導的一種方式。每大的時間就這樣一小時、一小時地耗去了。使參加討論會的人消磨了大量的工作時間。
協助希特勒指揮陸軍，對哈爾德來說，無疑是最沉重的負擔。早在南方集團軍群在羅斯托夫的日子裏。即自12 月中旬起，他就為東線整個戰場提出了第一個和唯一的原則，即進攻在哪裏停滯的，就在哪裏防守，不得後退一步，甚至還提出這樣尖銳的口號：“每個人都必須就地防禦”。
在當時的形勢下，提出這樣的要求作為普遍的或作戰方針的必要性，在當時和現在都是無可非議的——特別是布勞希奇將當時德軍的態勢描述得已無可救藥。此外，用希特勒的名字振奮當時大多數士兵的士氣，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麵，這個過激的原則也是造成德軍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的根源所在。盡管當時幾乎每天都對陸軍的這種呆板的指揮程序不斷提出強硬的異議，但是陸軍總參謀長——用哈爾德自己的話說，逐漸淪為希特勒“東線戰場指揮辦公室主任”。這樣，他也被迫走上了約德爾曾以他的“工作班子”自願成為陸軍的合作者時所開闢的道路。希特勒在那個時期的形勢討論會上不止一次地說過：“將軍們象小兵那樣聽話..我是領導者，所有人都要無條件地服從..隻有我一個人是負責者，而不是其他人！我將徹底剷除其他任何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