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元帥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簡明扼要地解釋說：“在這次會商之後，沒有發生什麽情況。”也許他應當這樣說：他對人們對希特勒計劃的反應和異議一無所知。凱特爾的話也可以這樣理解，即他身為統帥部參謀長，沒有參與將希特勒的要求變成命令、從而將其賦予一種固定形式的活動。然而，這一解釋並不符合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在戰爭時期和戰後的表現。在巴爾幹戰局，在奪取克裏特島行動中，在赫斯出走以及“伸斯麥”號戰列艦沉沒，那些多事之秋，不管是凱特爾還是約德爾，都一反常態，對希特勒百依百碩，盡阿諛之能事。
在沉默了整整5 個多星期之後，陸軍總司令部終於5 月6 日呈遞了一份文件，推動了事態的發展。這份題為“陸軍總司令派出的特別用途的將軍”的文件是一份命令草稿，由陸軍總司令簽字，“報統帥部參謀長，國防處長瓦利蒙特將軍親啟”。這份命令草稿是作為“關於處理國家政治權力代表，以及為統一實施1941 年3 月31 日下達的任務的方針”。在“集團軍地域”一段裏寫道：
國家政治權力代表和領導（政治委員）是..部隊安全和被占領國安定的極大危險..
他們一旦被部隊抓俘，可由他處轉交部隊，都要將其送交一名具有懲戒權的軍官。該軍官需與另外兩名軍人（軍官或士官）確認，被俘者或移交者是不是國家政治權力代表或領導（政治委員）。其政治身份一經證實，槍決並立即執行。
部隊的政治領導（政治委員）屬於政治幹部。及時發現他們並把他們剔除、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他們可能作為戰俘，繼續在後方從事鼓動宣傳。盡可能先將他們押在俘虜集合處，最後在臨時戰俘營將他們幹掉。行政管理機構和黨內的政治委員，以及其他政治人物也在此列，因為他們可使部隊凝聚到一起。經濟和技術企業的政治領導，如果他們採取對抗德國國防軍的行動，也頃予以逮習捕。
應禁止將被逮捕的國家政治權力代表和政治委員遣送後方的作法..”
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的日記清楚的說明，盡管這位運用於特別領域的將軍不隸屬於他，而是隸屬於陸軍總司令，但由於這份命令革稿的特殊意義，他也不在其外。在5 月6 日的有關記載中有這樣幾句話：
“特別用途將軍米勒及其最高軍事法庭委員會：a）要以元首最近時將軍們的講話精神命令部隊在東方戰局中，部隊必須在這場世界觀的鬥爭中，英勇奮戰。b）審判權問題..”
收到陸軍總司令這份文件的瓦利蒙特感到意外和為難。因為，到迄今為止，陸軍總司令隻是用書麵形式，將早已忘懷的希特勒口頭提出的方針，在少數高級軍官的小範圍內傳閱。與此同時，他們通過具體的“實施規定”，對部隊下達了命令。瓦利蒙特以直接了當的、但又謹慎小心的措詞、在陸軍總司令部汙信的原件上寫道：
有無必要發布這種形式的法令，育待考慮。是否將其自己的安排..向統帥部參謀長提交報告？
國防處有關工作組（軍需組），以這一批語作為自己考慮方案的基礎，進行工作。與此同時，國防處長瓦利蒙特打破“業務程序”擅自將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蘆案、與希特勒口頭提出的方針進行比較，並註上相應批語，轉呈收件人（凱特爾）。瓦利蒙特未將收到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草案一事通告其上司，並利用這段時間。與軍需紐一起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禁止這種命令的下發，基於這種企圖，當時採取了以下步驟：
1、將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草案送交國防軍司法處進一步處理。司法處參與了該命令草案的起革，但司法部門提出的法律上的論據比自己的見解，更能使統帥部參謀長信服。結果：電話通知司法處長勒曼博士，凱特爾禁止使用這個材料，並於5 月9 日將陸軍總司令部的草案退還國防處。2、國防處長與陸軍總軍需長華格納將軍——他前不久曾受陸軍總司令的委託與海德裏希進行過磋商——進行秘密會商，看是否有可能讓陸軍總司令部收回命令草案。
結果：遭到華格納的堅決回絕。其理由是，正是由於與海德裏希談話後，才感到有絕對必要向希特勒呈送這樣一份命令草案。如果不這樣作，希特勒就會向前線派遣“保安警察”，並藉此力量貫徹他的意誌。華格納補充說，為避免出現騷亂和不法行為，陸軍總司令部已起草了一份“維護紀律的命令”準備下發到陸軍最基層的分隊。麵對這種情況，華格納隻得向國防處長緊急建議，“不要再插手此事”
3、對當時已被國防處所知曉的“帝國領導人”羅森貝格向希特勒呈遞的“第3 號備忘錄”進行分析利用。羅森貝格作為即將走馬上任的“東方部長”，在備忘錄裏指出，在占領區年，地方政治委員和幹部在進行行政管理建設中是不可少的。隻有“較高和最高級”的幹部，才應根據希特勒的命令將其除掉。
盡管統帥部和國防處沒有參加與東方的行政管理建設，但當瓦利蒙特從華格納那裏得到對陸軍前線地區令人放心的擔保之後，認為，發展羅森貝格的想法是反對國防軍迫害非軍事政治委員和幹部的極好手段。經過一周之久的調查和多方權衡，認為反對實施政治委員命令已有
在沉默了整整5 個多星期之後，陸軍總司令部終於5 月6 日呈遞了一份文件，推動了事態的發展。這份題為“陸軍總司令派出的特別用途的將軍”的文件是一份命令草稿，由陸軍總司令簽字，“報統帥部參謀長，國防處長瓦利蒙特將軍親啟”。這份命令草稿是作為“關於處理國家政治權力代表，以及為統一實施1941 年3 月31 日下達的任務的方針”。在“集團軍地域”一段裏寫道：
國家政治權力代表和領導（政治委員）是..部隊安全和被占領國安定的極大危險..
他們一旦被部隊抓俘，可由他處轉交部隊，都要將其送交一名具有懲戒權的軍官。該軍官需與另外兩名軍人（軍官或士官）確認，被俘者或移交者是不是國家政治權力代表或領導（政治委員）。其政治身份一經證實，槍決並立即執行。
部隊的政治領導（政治委員）屬於政治幹部。及時發現他們並把他們剔除、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他們可能作為戰俘，繼續在後方從事鼓動宣傳。盡可能先將他們押在俘虜集合處，最後在臨時戰俘營將他們幹掉。行政管理機構和黨內的政治委員，以及其他政治人物也在此列，因為他們可使部隊凝聚到一起。經濟和技術企業的政治領導，如果他們採取對抗德國國防軍的行動，也頃予以逮習捕。
應禁止將被逮捕的國家政治權力代表和政治委員遣送後方的作法..”
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的日記清楚的說明，盡管這位運用於特別領域的將軍不隸屬於他，而是隸屬於陸軍總司令，但由於這份命令革稿的特殊意義，他也不在其外。在5 月6 日的有關記載中有這樣幾句話：
“特別用途將軍米勒及其最高軍事法庭委員會：a）要以元首最近時將軍們的講話精神命令部隊在東方戰局中，部隊必須在這場世界觀的鬥爭中，英勇奮戰。b）審判權問題..”
收到陸軍總司令這份文件的瓦利蒙特感到意外和為難。因為，到迄今為止，陸軍總司令隻是用書麵形式，將早已忘懷的希特勒口頭提出的方針，在少數高級軍官的小範圍內傳閱。與此同時，他們通過具體的“實施規定”，對部隊下達了命令。瓦利蒙特以直接了當的、但又謹慎小心的措詞、在陸軍總司令部汙信的原件上寫道：
有無必要發布這種形式的法令，育待考慮。是否將其自己的安排..向統帥部參謀長提交報告？
國防處有關工作組（軍需組），以這一批語作為自己考慮方案的基礎，進行工作。與此同時，國防處長瓦利蒙特打破“業務程序”擅自將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蘆案、與希特勒口頭提出的方針進行比較，並註上相應批語，轉呈收件人（凱特爾）。瓦利蒙特未將收到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草案一事通告其上司，並利用這段時間。與軍需紐一起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禁止這種命令的下發，基於這種企圖，當時採取了以下步驟：
1、將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草案送交國防軍司法處進一步處理。司法處參與了該命令草案的起革，但司法部門提出的法律上的論據比自己的見解，更能使統帥部參謀長信服。結果：電話通知司法處長勒曼博士，凱特爾禁止使用這個材料，並於5 月9 日將陸軍總司令部的草案退還國防處。2、國防處長與陸軍總軍需長華格納將軍——他前不久曾受陸軍總司令的委託與海德裏希進行過磋商——進行秘密會商，看是否有可能讓陸軍總司令部收回命令草案。
結果：遭到華格納的堅決回絕。其理由是，正是由於與海德裏希談話後，才感到有絕對必要向希特勒呈送這樣一份命令草案。如果不這樣作，希特勒就會向前線派遣“保安警察”，並藉此力量貫徹他的意誌。華格納補充說，為避免出現騷亂和不法行為，陸軍總司令部已起草了一份“維護紀律的命令”準備下發到陸軍最基層的分隊。麵對這種情況，華格納隻得向國防處長緊急建議，“不要再插手此事”
3、對當時已被國防處所知曉的“帝國領導人”羅森貝格向希特勒呈遞的“第3 號備忘錄”進行分析利用。羅森貝格作為即將走馬上任的“東方部長”，在備忘錄裏指出，在占領區年，地方政治委員和幹部在進行行政管理建設中是不可少的。隻有“較高和最高級”的幹部，才應根據希特勒的命令將其除掉。
盡管統帥部和國防處沒有參加與東方的行政管理建設，但當瓦利蒙特從華格納那裏得到對陸軍前線地區令人放心的擔保之後，認為，發展羅森貝格的想法是反對國防軍迫害非軍事政治委員和幹部的極好手段。經過一周之久的調查和多方權衡，認為反對實施政治委員命令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