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3 號記錄稿片斷
·························· 第14 號記錄稿片斷
····························“軸心”的崩潰
第四章···················三條和更多務戰線的出現
························ 1943 年末—1944 年初
·························· 第10 號速記稿片斷
·························· 1944 年的頭幾個月
第五章····························盟軍登陸
······················積極防禦的嚐試——至6 月末
·························消極防禦——至7 月末
···················從突破阿弗朗什到諾曼第戰鬥的結束
··························第46 號速記稿片斷
第六部最後階段（1944 年夏——1945 年5 月）
第一章·················· 到1944 年歲末——1945 年初
·························各條戰線和聯盟的崩潰
······························ 阿登攻勢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大本營，完全操縱在一個人手中。曾作為天才的戰局計劃和傑出的軍事指揮官的發源地，對很多人來說、大本營甚至在戰爭形勢惡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德國軍隊心懷堅定信念的可靠支柱。但它最終也沒有使大家——國防軍和人民——免遭戰敗的厄運。甚至到今天，在當代人麵前提起“元首大本營”，都似乎要冒一點風險。
德國公眾的這種義憤，當時和現在主要是針對身為“國防軍最高司令”的希特勒個人的。然而，在大本營總參謀部身居高位的那位軍官，也應承擔部分責任，但僅僅是一部分。這不僅是因為，這個職位是別人強加給他的，而且還因為他的經歷與一種特殊的責任感維繫在一起。如果當時的條令對職責作了另一種規定，明確指出不包括高級總參謀部軍官的所謂“共同責任”；如果那些年裏，公正和邪惡對德國大本營的最高指揮隻是偶爾發生影響；如果戰後同盟國法庭對總參謀部軍官的責任，進行了完全相反的判決，那麽，剩下的就隻有自己良心上的自責了。因為被置於這種地位上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不承認，上司們的可怕的命運之力從他身邊掠過的時候，都不會不留下痕跡的。
盡管如此，為了滿足歷史研究者的需要和願望，作者還是欣然命筆。這也是為那些同路人，履行他個人的一點義務。正是由於那些站在第一線的高級軍官們殘遭非命，才能使作者在戰後對德國大本營及其國防軍統帥部的本質和作用，作隻言片語的描述。
但是，該書的這一特殊目的，不應有損於歷史的真實性。促使作者寫書的動機，恰恰是想進一步澄清各種事件，使讀者對其有一個更深入的了解。朽中，對軟弱和失職沒有進行指摘；同樣，也沒有將成績和功勞作為辯解的資本。在希特勒麵前，每一個軍官都不可能有獨立作出抉擇和採取行動的自由。對這一點，該書比戰後任何一本著作都進行了更清楚的描述。這種狀況，在國防軍統帥部首腦凱特爾和約德爾，與其下屬的總參謀部軍官們——作者也在此列——之間，就已經表現得十分明顯。據作者多次觀察，每一位來大本營聽報告和作匯報的前線司令官，幾乎沒有一位不感到希特勒的束縛和壓力。在這方麵對國防軍統帥部的高級軍官們進行“辯解”，已不屬於事實範疇。超出事實之外的東西，應留給歷史去評說。
·························· 第14 號記錄稿片斷
····························“軸心”的崩潰
第四章···················三條和更多務戰線的出現
························ 1943 年末—1944 年初
·························· 第10 號速記稿片斷
·························· 1944 年的頭幾個月
第五章····························盟軍登陸
······················積極防禦的嚐試——至6 月末
·························消極防禦——至7 月末
···················從突破阿弗朗什到諾曼第戰鬥的結束
··························第46 號速記稿片斷
第六部最後階段（1944 年夏——1945 年5 月）
第一章·················· 到1944 年歲末——1945 年初
·························各條戰線和聯盟的崩潰
······························ 阿登攻勢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大本營，完全操縱在一個人手中。曾作為天才的戰局計劃和傑出的軍事指揮官的發源地，對很多人來說、大本營甚至在戰爭形勢惡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德國軍隊心懷堅定信念的可靠支柱。但它最終也沒有使大家——國防軍和人民——免遭戰敗的厄運。甚至到今天，在當代人麵前提起“元首大本營”，都似乎要冒一點風險。
德國公眾的這種義憤，當時和現在主要是針對身為“國防軍最高司令”的希特勒個人的。然而，在大本營總參謀部身居高位的那位軍官，也應承擔部分責任，但僅僅是一部分。這不僅是因為，這個職位是別人強加給他的，而且還因為他的經歷與一種特殊的責任感維繫在一起。如果當時的條令對職責作了另一種規定，明確指出不包括高級總參謀部軍官的所謂“共同責任”；如果那些年裏，公正和邪惡對德國大本營的最高指揮隻是偶爾發生影響；如果戰後同盟國法庭對總參謀部軍官的責任，進行了完全相反的判決，那麽，剩下的就隻有自己良心上的自責了。因為被置於這種地位上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不承認，上司們的可怕的命運之力從他身邊掠過的時候，都不會不留下痕跡的。
盡管如此，為了滿足歷史研究者的需要和願望，作者還是欣然命筆。這也是為那些同路人，履行他個人的一點義務。正是由於那些站在第一線的高級軍官們殘遭非命，才能使作者在戰後對德國大本營及其國防軍統帥部的本質和作用，作隻言片語的描述。
但是，該書的這一特殊目的，不應有損於歷史的真實性。促使作者寫書的動機，恰恰是想進一步澄清各種事件，使讀者對其有一個更深入的了解。朽中，對軟弱和失職沒有進行指摘；同樣，也沒有將成績和功勞作為辯解的資本。在希特勒麵前，每一個軍官都不可能有獨立作出抉擇和採取行動的自由。對這一點，該書比戰後任何一本著作都進行了更清楚的描述。這種狀況，在國防軍統帥部首腦凱特爾和約德爾，與其下屬的總參謀部軍官們——作者也在此列——之間，就已經表現得十分明顯。據作者多次觀察，每一位來大本營聽報告和作匯報的前線司令官，幾乎沒有一位不感到希特勒的束縛和壓力。在這方麵對國防軍統帥部的高級軍官們進行“辯解”，已不屬於事實範疇。超出事實之外的東西，應留給歷史去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