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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為如此，帝國的政策開始與社會發展的規律背道而馳。土地的兼併者，一方麵不能向國家公布他的土地數目；一方麵，他也就無法或者根本就沒有意識向國家交納相應的賦稅；同時，他也不會保障原土地所有者的生活。帝國既無法律肯定臣民享有私有財產的權利，臣民們也就無法向帝國盡自己的義務。可更為悲慘的命運卻降臨到了喪失土地的農民身上，沒有了土地，他無法承擔政府規定的賦稅，他的出路隻有兩條，一是成為土地新主人的僱傭；二是離開家園，成為流民，而這兩種出路，都是以放棄自己的公民身分為代價的。他們的夢想有兩個，一是最現實的：吃飽肚子，穿上衣服；一是最不現實的：生活在一個比大漢的社會還要好的社會之中，這個社會仍然用大漢君臣們常常掛在嘴上的兩個字――“太平”來形容，但必須絕對平均、無私、和諧、道德、無階級、無政府、無法律、無剝削、無天災、無疾病。


    孝和皇帝以來，土地兼併更加迅速，流民規模逐年增大。由於帝國的土地和財富聚集在大土地的擁有者手中，帝國一麵要限製、打擊他們，一麵又不得不與他們妥協，從他們手中盡可能地多徵收錢財，而帝國在如此窘迫的財政狀態下，還必須賑撫和安置流民，這實在是一件沒有希望的事。難怪當今天子要賣官鬻爵，因為國庫裏麵已沒有供他花銷的費用了。從本朝末期一些思想家們遺留給後世的著作中可以發現，在他們生活的時代，豪民們占有成百上千頃的土地，奴婢牛馬、金銀珠寶無法計數，富過王侯。在帝國的戶口簿上，僅為一戶，但他們卻役使著成百上千戶的人家。可那些流民們，已經無衣無食，甚至到了“裸行草食”和“人相食”的地步。


    這樣，張角的宗教團體便成了流民們的歸宿。由於信仰的作用，張角的信徒中也不乏地主、富商和官宦，集中了不少的財物；流民在他的宗教大家庭裏，可以憧憬他們的夢想；而地方官吏也感到張角的宗教解決了令他們頭痛的社會問題，因此也有好感。所以，楊賜的上書中提出了讓地方官吏安置或送回流民，孤立張角的教團，然後再誅殺魁首的策略。


    劉陶的上書指出了更為迫切的問題：據他的偵察，張角的黨羽已經潛入京師，活動於民眾和官宦之中，大有覘視朝廷之意。應速加偵緝，並詔令天下，以重賞募收張角。


    不知是什麽原因，他們的上書被把持中書的中官們“留中不發”了。事後楊賜因故離職，無法問及。劉陶向天子打聽此事，天子王顧左右，讓他把《春秋》編得有些條理，以便自己閱讀。劉陶無奈，隻得去圖書館消磨時光。


    更不知是什麽原因，楊賜和劉陶上書的事情，居然被遠在冀州的太平道大賢良師張角獲悉。在這幾年中，他加緊了部署。張角是一個有宗教激情的領袖，他覺得宗教不僅應該是人們的心靈歸宿，而且應該是理想的家園，隻有建立一個宗教國家，天下的蒼生，才可能幸福。這個宗教國家的理想並非他的發明，而來自他珍藏的一部秘笈《太平經》的描繪。這部秘笈在宇宙學說上採用了老子和莊子的觀點，但發揮的卻是如何用法術和宗教信條而不是法律和道德來治理國家，直至調養個人的身心，達到長生不老的境界。這些法術和信條有許多並不來自道家，而來自五行家、方士、神仙家和墨家，而後者又是先秦時代由手工藝者組成的行會式的民間學派。這個學派一開始就採用了類似後世秘密社會的方式組織自己的成員，並認為上天是有意誌的大神，會對每個人的善惡行為作出反應。這樣一來，道德修養就成了宗教的戒律。所以，墨家盡管在大秦帝國時代就銷聲匿跡，因為法製國家絕不允許秘密結社，但墨家的信徒們憑著他們在物理和化學上的造詣，搖身一變成了精於製造器物、煉製丹藥的方士。可墨家這種特殊的組織方式也在他們心目中演化成為宗教國家的社會結構。


    一開始，太平道教徒對大漢帝國存有信心，他們把實現宗教國家的希望，寄托在大漢天子的身上。前漢孝成皇帝時，國事不振，齊地有個叫甘忠可的人詣闕，獻上一部叫做《包元太平經》的書，說大漢雖逢天地的大終之際，但天不棄大漢，派了一個叫“赤精子”的神仙下凡，幫助大漢重新接受天命。他不知道，大漢的立國學說是儒家思想，這種思想最討厭有神論者，在當朝大儒劉向的建議下，以“假鬼神罔上惑眾”的罪名將甘忠可下獄至死。過了些年頭，孝哀皇帝即位，國事益加不堪，天子久病不起，因而甘忠可的弟子夏良賀和大臣李尋等人再次以太平道勸說天子，天子相信了，下令改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希望能夠獲得新生。李尋等人甚至開始用太平道的方式改組政府機構，但由於儒家士大夫們的抵抗，又由於天子的病並未因此而好轉，於是幾個太平道教徒人頭落地。本朝孝順皇帝時，又有一位齊地人宮崇詣闕，獻上一部名為《太平清領書》的秘笈，並且聲稱：這部書是他的老師於吉在曲陽泉水上得到的神書，用紅白兩種絲帛裝幀、青朱兩種顏色書寫，計一百七十卷，其中說的都是讓帝王立刻能至於太平的法術。士大夫們看了，又定為妖妄不經，封存在國家圖書館裏。孝桓皇帝因為憂慮無子，曾召見方士襄楷，這個方士又提起了這部有太平字樣的書來。當然，他又遭到了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