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嗎？”據井確認道。
“除非把他弄瘋，情況或許會不同。與此相較，還不如去找伊達屋的老闆，他的目擊證詞如何？他一會兒說曾在現場附近看到過恩田，一會兒又說沒看到，證詞顛來倒去，前後矛盾。現在他說看到還是沒看到？”
“伊達屋那條線不行。他上周去世了。”
“去世了？”吉敷失聲叫道。
“是的，去世了。”
“那麽，他最後的證詞……不對，應該是調查報告，是怎麽寫的？究竟看到過還是沒看到？”
“說是看到過，不過估計法院也不會採信他的證詞。正如你所說，顛來倒去，前後矛盾，完全沒有半點可信度。我們也曾懇求過他，如果他還活著應該會同意。但反過來說，這算是我們所能盡的最大努力了——讓法庭不要採信伊達屋的證詞。”
“已經是你們所能盡的最大努力了嗎？”
“是的。”
怎麽會這樣？吉敷心想。沾血外套不行，現場的沾血指紋也不行，而曾經說案發當日在現場附近看到過恩田幸吉的目擊證人，也在留下“看到過”的證詞後身亡。除此之外，被告還留有一份自供。一審二審時都伏法認罪，未就事實部分展開過爭辯，卻在終審時翻供。審請會被駁回完全是理所當然的事。現在這樣，怎麽可能通過重審申請審查？
“你們打算怎麽打這場官司？”吉敷問道，內心一陣焦躁。他們的想法真是天真，恩田這邊的陣營裏，每一個人的想法都太天真。像玩家家酒一樣去打官司，怎麽可能有半點勝算？
“我說過的，我們準備找峰脅先生……”
“峰脅那邊想都別想！”吉敷不由得拔高了嗓門，“別看那傢夥如今已經是個老頭兒了，卻強硬得像石頭。除非你們打算把他的一條胳臂擰下來，否則想都別想，而就算你們真的把他的一條胳臂擰下來了，他也未必會說實話。”
據井默然不語。
“他還曾因抓獲恩田受過表彰。這樣一來，他就更不可能說出當時的實情了。再說，這種事關係到警方的整體威信，警局也會設法阻止他作證的。威脅他一個人都是白費心機，警察可比法院更要麵子。”
據井點頭。
“一審和二審時，沒有圍繞犯罪事實展開過任何爭辯嗎？”
“沒有。”
“不是有證人作證說案發當日，曾看到恩田在北上川邊殺雞嗎？”
“是的。”
“有沒有找到能夠證明這一證詞的目擊者？”
“沒找到。報告上也沒提到過。”
“你們有沒有調查過？”
“恩田先生說當時有兩個小孩曾經看到過那一幕。”
“這我知道。我問的是你們有沒有去調查過那兩個孩子？”
“沒有。畢竟那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話是這麽說，但吉敷身為刑警，總覺得這種事至少該稍微打聽一下。隻要前進，就一定會有所斬獲。如果從一開始就撒手放棄，肯定會一無所獲。吉敷不想埋怨律師，他知道律師的工作很忙。而且律師的費用都是一次性收取的，實際的工作量由各人自行裁量。也就是說，工作越熱心積極，平均下來每小時獲得的酬金反而越少。如果不必四處奔走，隻用看看資料，在法庭上辯論一番就能搞定的話，他們就能同時處理多起案子。從結果上來說，收入就會大大提升。他們也要養活妻兒老小，支付事務所的房租，吉敷知道這很不容易。可如果換作他們來當刑警，估計絕大多數案件都會無疾而終。
“沒有任何人能證明當時恩田在北上川邊殺雞嗎？”
“沒有。”
“就隻有他太太嗎？”
“他太太雖然這麽說過，但不管是一審還是控訴審，她都沒在法庭上作過證。”
這麽說倒也沒錯，當時的辯論焦點是精神鑑定，作為妻子是不可能說出那種話來的。如此看來，查閱公審報告果然是毫無意義的舉動，上邊沒有半點量刑材料。
“前方的路可真說不上光明啊。”吉敷直言不諱。
“恩田幸吉明明是清白的，卻沒有任何可以證明的證據。”
“話雖如此，對方的情況也一樣。”
不，情況完全不同。對方手裏有恩田的口供，這邊也得拿出能與此抗衡的東西來才行。正因如此，雖然明知困難，律師卻依舊想去懇求峰脅，這樣的想法不難理解，但吉敷還是覺得應該另做打算。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對方的處境與我們並不相同，敵人已領先我們半步。如此下去，我方是毫無半點勝算的。我記得還有另外一通目擊證詞，說曾在現場附近看到過恩田幸吉。”
“啊，那是小孩說的，沒什麽可信度。”
“但後來不是作為證據採信了嗎？”
“話是如此，可那是兩個孩子說的。而且一審出庭時沒有說，控訴審時才第一次說曾經看到過。是檢察官提出的證人。”
“那一審為什麽要傳喚他們出庭呢？”
“因為他們是河合民夫及其女兒弘子屍體的第一發現者。”
“哦，是這樣啊。”
“是的，法庭原本是把他們作為案件第一發現者傳喚的。案發當日，兄弟倆正巧在姬安山裏玩耍，偶然發現了河合民夫與弘子父女的屍體，便徒步下山報了警。一審出庭的時候，他們隻說了發現屍體的情況，除此之外沒多說什麽。可到了控訴審的時候，他們突然又說曾經看到過兇手恩田的身影。”
“原來如此，是補充說明啊。”
這是常有的事。一旦遇到證據不足的情況，檢察方會這樣進行補充。
“當時那兩個孩子幾歲？”
“我記得一個十歲，一個七歲。請稍等片刻。”
據井站起身來，走到屏風後麵的房間——那應該是他的個人辦公室。
沒過多久，據井拿著一本有黑色硬皮封麵、看起來像帳本似的資料夾走了回來。
“哥哥生於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弟弟生於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年），由此推算，案發時兩人確實分別是十一歲和七歲。哥哥的名字叫藤倉一郎，弟弟叫次郎。”
“什麽？”吉敷不由得失聲叫了出來，向前探出身去，“是藤倉一郎和次郎兄弟倆？這是真的嗎？”
第五章 陌生的娼婦
1
吉敷大吃一驚，半晌說不出話來。這一瞬間所感受到的，除了因緣、巧合這類以外，還有一種莫名的不祥預感。
“怎麽了？”據井問道。
“沒什麽。您是否知道藤倉一郎、次郎兄弟倆眼下的情況？”吉敷說道。
“不太清楚。”
果然還沒調查過，吉敷心中暗自尋思，不知藤倉兄弟眼下被收監關押的事，是否會對恩田案件產生什麽有利影響？
“除非把他弄瘋，情況或許會不同。與此相較，還不如去找伊達屋的老闆，他的目擊證詞如何？他一會兒說曾在現場附近看到過恩田，一會兒又說沒看到，證詞顛來倒去，前後矛盾。現在他說看到還是沒看到？”
“伊達屋那條線不行。他上周去世了。”
“去世了？”吉敷失聲叫道。
“是的，去世了。”
“那麽，他最後的證詞……不對，應該是調查報告，是怎麽寫的？究竟看到過還是沒看到？”
“說是看到過，不過估計法院也不會採信他的證詞。正如你所說，顛來倒去，前後矛盾，完全沒有半點可信度。我們也曾懇求過他，如果他還活著應該會同意。但反過來說，這算是我們所能盡的最大努力了——讓法庭不要採信伊達屋的證詞。”
“已經是你們所能盡的最大努力了嗎？”
“是的。”
怎麽會這樣？吉敷心想。沾血外套不行，現場的沾血指紋也不行，而曾經說案發當日在現場附近看到過恩田幸吉的目擊證人，也在留下“看到過”的證詞後身亡。除此之外，被告還留有一份自供。一審二審時都伏法認罪，未就事實部分展開過爭辯，卻在終審時翻供。審請會被駁回完全是理所當然的事。現在這樣，怎麽可能通過重審申請審查？
“你們打算怎麽打這場官司？”吉敷問道，內心一陣焦躁。他們的想法真是天真，恩田這邊的陣營裏，每一個人的想法都太天真。像玩家家酒一樣去打官司，怎麽可能有半點勝算？
“我說過的，我們準備找峰脅先生……”
“峰脅那邊想都別想！”吉敷不由得拔高了嗓門，“別看那傢夥如今已經是個老頭兒了，卻強硬得像石頭。除非你們打算把他的一條胳臂擰下來，否則想都別想，而就算你們真的把他的一條胳臂擰下來了，他也未必會說實話。”
據井默然不語。
“他還曾因抓獲恩田受過表彰。這樣一來，他就更不可能說出當時的實情了。再說，這種事關係到警方的整體威信，警局也會設法阻止他作證的。威脅他一個人都是白費心機，警察可比法院更要麵子。”
據井點頭。
“一審和二審時，沒有圍繞犯罪事實展開過任何爭辯嗎？”
“沒有。”
“不是有證人作證說案發當日，曾看到恩田在北上川邊殺雞嗎？”
“是的。”
“有沒有找到能夠證明這一證詞的目擊者？”
“沒找到。報告上也沒提到過。”
“你們有沒有調查過？”
“恩田先生說當時有兩個小孩曾經看到過那一幕。”
“這我知道。我問的是你們有沒有去調查過那兩個孩子？”
“沒有。畢竟那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話是這麽說，但吉敷身為刑警，總覺得這種事至少該稍微打聽一下。隻要前進，就一定會有所斬獲。如果從一開始就撒手放棄，肯定會一無所獲。吉敷不想埋怨律師，他知道律師的工作很忙。而且律師的費用都是一次性收取的，實際的工作量由各人自行裁量。也就是說，工作越熱心積極，平均下來每小時獲得的酬金反而越少。如果不必四處奔走，隻用看看資料，在法庭上辯論一番就能搞定的話，他們就能同時處理多起案子。從結果上來說，收入就會大大提升。他們也要養活妻兒老小，支付事務所的房租，吉敷知道這很不容易。可如果換作他們來當刑警，估計絕大多數案件都會無疾而終。
“沒有任何人能證明當時恩田在北上川邊殺雞嗎？”
“沒有。”
“就隻有他太太嗎？”
“他太太雖然這麽說過，但不管是一審還是控訴審，她都沒在法庭上作過證。”
這麽說倒也沒錯，當時的辯論焦點是精神鑑定，作為妻子是不可能說出那種話來的。如此看來，查閱公審報告果然是毫無意義的舉動，上邊沒有半點量刑材料。
“前方的路可真說不上光明啊。”吉敷直言不諱。
“恩田幸吉明明是清白的，卻沒有任何可以證明的證據。”
“話雖如此，對方的情況也一樣。”
不，情況完全不同。對方手裏有恩田的口供，這邊也得拿出能與此抗衡的東西來才行。正因如此，雖然明知困難，律師卻依舊想去懇求峰脅，這樣的想法不難理解，但吉敷還是覺得應該另做打算。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對方的處境與我們並不相同，敵人已領先我們半步。如此下去，我方是毫無半點勝算的。我記得還有另外一通目擊證詞，說曾在現場附近看到過恩田幸吉。”
“啊，那是小孩說的，沒什麽可信度。”
“但後來不是作為證據採信了嗎？”
“話是如此，可那是兩個孩子說的。而且一審出庭時沒有說，控訴審時才第一次說曾經看到過。是檢察官提出的證人。”
“那一審為什麽要傳喚他們出庭呢？”
“因為他們是河合民夫及其女兒弘子屍體的第一發現者。”
“哦，是這樣啊。”
“是的，法庭原本是把他們作為案件第一發現者傳喚的。案發當日，兄弟倆正巧在姬安山裏玩耍，偶然發現了河合民夫與弘子父女的屍體，便徒步下山報了警。一審出庭的時候，他們隻說了發現屍體的情況，除此之外沒多說什麽。可到了控訴審的時候，他們突然又說曾經看到過兇手恩田的身影。”
“原來如此，是補充說明啊。”
這是常有的事。一旦遇到證據不足的情況，檢察方會這樣進行補充。
“當時那兩個孩子幾歲？”
“我記得一個十歲，一個七歲。請稍等片刻。”
據井站起身來，走到屏風後麵的房間——那應該是他的個人辦公室。
沒過多久，據井拿著一本有黑色硬皮封麵、看起來像帳本似的資料夾走了回來。
“哥哥生於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弟弟生於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年），由此推算，案發時兩人確實分別是十一歲和七歲。哥哥的名字叫藤倉一郎，弟弟叫次郎。”
“什麽？”吉敷不由得失聲叫了出來，向前探出身去，“是藤倉一郎和次郎兄弟倆？這是真的嗎？”
第五章 陌生的娼婦
1
吉敷大吃一驚，半晌說不出話來。這一瞬間所感受到的，除了因緣、巧合這類以外，還有一種莫名的不祥預感。
“怎麽了？”據井問道。
“沒什麽。您是否知道藤倉一郎、次郎兄弟倆眼下的情況？”吉敷說道。
“不太清楚。”
果然還沒調查過，吉敷心中暗自尋思，不知藤倉兄弟眼下被收監關押的事，是否會對恩田案件產生什麽有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