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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 作者：桑逢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山高地闊嗬見汝無期，
更深夜闌嗬夢汝來斯。
夢中執手嗬一喜一悲，
覺後痛吾心嗬無休歇時。
解放以後進行了土地改革，張瓊華過去每年收的幾十擔租穀就沒有了。生活無著落，她就從沙灣搬到樂山城裏居住。最初以典當為生，賣衣服，賣箱櫃，賣盤盤碗碗。後來沒有什麽東西可賣了，她就做葉兒粑賣。這是一種用糯米做的甜食，四川人很愛吃的。忠厚本份的張瓊華不會“偷工減料”，她做的葉兒把工精料足味道好，雖然賣得快，卻虧了本。隻好又做小娃娃的小鞋兒小帽兒賣，但也賺不了什麽錢。年紀老了，日子又過得這麽艱難。郭宗jin看不下去，就對張瓊華說：“給八爸寫封信，讓他每月給你寄些生活費來吧。”
說了幾次張瓊華都不同意。她怕給郭沫若添麻煩。生活實在無著了，她才把自己一月的開支反反覆覆算了又算，提出了一個最基本的限額，囑咐郭宗jin說：“讓他一月寄十五元來吧。”
郭沫若收到郭宗jin的來信後，主動承擔起了張瓊華的供養責任。他每月給張瓊華寄去人民幣十五元，以後隨著生活費用的提高，逐步增加到二十元、二十五元、三十元。張瓊華每次收到匯款後，都遵照郭沫若的要求寄去回箋。
這，成了這一對名義上的老夫妻的唯一聯繫了……
張瓊華有一個姨侄女在西安工作，寫信請張瓊華到她那裏去耍一耍。於是，張瓊華去西安住了兩個月。她本打算回樂山的，但姨侄女勸她說：
“你老人家好不容易才出來一趟，西安離北京不遠，幹脆再去北京耍耍。”
張瓊華想想也好，就獨自踏上開往北京去的火車。
這是1963年的事，離那次郭沫若回樂山又過去了二十多個年頭了。郭沫若和她見了兩次麵，擺了擺家常，還專門蒸了一頓川味zha肉款待張瓊華。但兩人的耳朵都不好，說起話來必須提高嗓門，就好像一對老夫妻在大聲吵吵。
郭沫若的秘書王庭芳陪張瓊華遊覽了許多北京的名勝古蹟，諸如故宮呀，北海呀，天壇呀，頤和園等等。張瓊華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一樣，東張張，西望望，顯得又驚異又興奮。活了七十多歲，她總算是開了眼界了，為此她深深感激著郭沫若。
臨走時，王庭芳問她：“想在北京買點什麽?”
張瓊華擺了擺手，說：“不買啥子。”
經王庭芳一再動員，張瓊華才去商店裏轉了轉，但也隻扯了一截黑色燈芯絨布。她愛不釋手地對王庭芳說：“這種料子好看，耐穿，我這輩子還沒穿過。”
王庭芳覺得太過意不去了，回來向郭沫若匯報後，郭沫若特地叫秘書買了暖水瓶、鋁鍋、衣料等生活用品送給了張瓊華。
回到樂山以後，張瓊華繼續過著尼姑似的生活。不喜殺生，極少吃肉，除早晨一頓是荷包蛋外，其餘中晚兩餐都是素菜素飯。身體好一點時就到街上走一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攤子前，看著別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紀愈來愈老，不能上街轉了，她就端把竹椅，靜靜地坐在院子門口往街上默默張望。有時望著望著眼睛裏就會湧上了淚水。
此時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號，又是別有一番景象。
1963年。春天的季節。花園裏的花朵競相開放，爭奇鬥豔。在郭沫若的書室裏，也洋溢著一派濃濃春意。
這一天，於立群在默誦毛澤東的詞《澱溪沙·和柳亞子先生》，深有感悟，就對郭沫若說：“我特別喜歡‘萬方樂奏有於闐’這句。”
說罷，她興致勃發，立即展紙揮毫。此時於立群的書法日臻成熟，已經是國內有名的女書法家了。那幾個字經她書寫，躍然紙上，氣度非凡。可是仔細一驗看，才發現把開頭的“萬方樂”寫成了“萬方春”了，錯了一字!
“糟糕!”於立群嘴裏嘟噥了一聲，便要把這張紙扔掉。
“慢來，慢來，我看一看!——”
郭沫若一邊說，一邊走過去，從於立群手中接過筆管來，略為思索，就用隸書在“萬方春”三個字下邊加了幾個字。然後，頗為自負地笑著對於立群說：“這樣一來，不就變廢為寶了麽?”
於立群一看，原來郭沫若湊成了一副四言聯：
萬方春色，千頃湖光。
於立群開心地笑了。本來是一張廢紙，經郭沫若稍一加工，果然點石成金，頓添風采。
郭沫若和於立群經常這樣“合作”。他們的夫妻生活中充滿了溫馨的愛意，文人的雅趣。
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本人雖然由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保護而沒有受到直接的衝擊，但他的兩個兒子卻未能倖免於難。有一天晚上正好郭沫若要參加周總理主持的外事活動，於立群再三叮囑他無論如何也要請周總理幫幫忙，營救被綁架的孩子。郭沫若去了，他就坐在周恩來的身旁。他和周恩來有著幾十年的深厚友誼，他相信隻要他把這件事提出來，恩來是一定會伸出救援之手的。當時周恩來仍然保持著“第三把手”的地位，在一定的範圍之內還是有一定的權力的。然而，郭沫若終於沒有開口——他不願意、也不忍心讓已經操勞過度的周恩來再為自己兒子的事操心。整個神州大地正處於一片混亂和動盪之中，有多少國家大事正等著周總理去處理啊!比起國家和民族來，兒子的被綁架、關押畢竟隻是一件小事……
於立群在家中焦急地等待著消息。她本來是懷有滿腔希望的：沫若一定會向周總理講，總理一定會設法營救，孩子一定能平安地回家來……可是，郭沫若回來後告訴她說，他根本沒有向周總理提世英被綁架的事。於立群滿心的希望頓時化成了烏有，她生平第一次向她敬重與愛戴的郭沫若動了肝火，埋怨與責怪一齊迸發了出來……
郭沫若沉默著，既無言安慰妻子，又無言告慰愛子。過了好半晌，他才吃力地說著：“我也是為了中國好啊!……”
好像還有許多話要說，但他隻說了這一句，便站起身來顫顫巍巍地走出去了。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無能為力，竟連兒子處在危險的時候，做為父親的他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從這一天起，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號院裏，有一位老人經常伏在案頭，一隻顫抖的手執著毛筆，工工整整地抄寫兒子留下來的日記。好像兒子和父親在親切地交談。這位老人，就是郭沫若。
1974年的秋天，安娜從日本回來後，得知了郭沫若病重的消息，便和女兒淑yu一起趕到北京醫院裏看望他。他們已經許多許多年沒有見麵了，這一次在醫院中相見，郭沫若和安娜都“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此時郭沫若八十有二，安娜也已八十高齡。悠悠歲月已經沖洗盡了他們之間的一切芥蒂，唯獨留下來溫馨的回憶。
“瞧!這就是我們在市川縣的故居……”安娜把這次去日本時特意拍攝的故居的照片拿給郭沫若看，並告訴他哪些地方仍舊保持著原樣，哪些地方已經改建過了。郭沫若躺在病榻上興致勃勃地聽著，照片一張、兩張……看得是那麽仔細，那麽認真，仿佛他又回到了市川故居的庭院中間，回到了安娜和孩子們身邊。
更深夜闌嗬夢汝來斯。
夢中執手嗬一喜一悲，
覺後痛吾心嗬無休歇時。
解放以後進行了土地改革，張瓊華過去每年收的幾十擔租穀就沒有了。生活無著落，她就從沙灣搬到樂山城裏居住。最初以典當為生，賣衣服，賣箱櫃，賣盤盤碗碗。後來沒有什麽東西可賣了，她就做葉兒粑賣。這是一種用糯米做的甜食，四川人很愛吃的。忠厚本份的張瓊華不會“偷工減料”，她做的葉兒把工精料足味道好，雖然賣得快，卻虧了本。隻好又做小娃娃的小鞋兒小帽兒賣，但也賺不了什麽錢。年紀老了，日子又過得這麽艱難。郭宗jin看不下去，就對張瓊華說：“給八爸寫封信，讓他每月給你寄些生活費來吧。”
說了幾次張瓊華都不同意。她怕給郭沫若添麻煩。生活實在無著了，她才把自己一月的開支反反覆覆算了又算，提出了一個最基本的限額，囑咐郭宗jin說：“讓他一月寄十五元來吧。”
郭沫若收到郭宗jin的來信後，主動承擔起了張瓊華的供養責任。他每月給張瓊華寄去人民幣十五元，以後隨著生活費用的提高，逐步增加到二十元、二十五元、三十元。張瓊華每次收到匯款後，都遵照郭沫若的要求寄去回箋。
這，成了這一對名義上的老夫妻的唯一聯繫了……
張瓊華有一個姨侄女在西安工作，寫信請張瓊華到她那裏去耍一耍。於是，張瓊華去西安住了兩個月。她本打算回樂山的，但姨侄女勸她說：
“你老人家好不容易才出來一趟，西安離北京不遠，幹脆再去北京耍耍。”
張瓊華想想也好，就獨自踏上開往北京去的火車。
這是1963年的事，離那次郭沫若回樂山又過去了二十多個年頭了。郭沫若和她見了兩次麵，擺了擺家常，還專門蒸了一頓川味zha肉款待張瓊華。但兩人的耳朵都不好，說起話來必須提高嗓門，就好像一對老夫妻在大聲吵吵。
郭沫若的秘書王庭芳陪張瓊華遊覽了許多北京的名勝古蹟，諸如故宮呀，北海呀，天壇呀，頤和園等等。張瓊華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一樣，東張張，西望望，顯得又驚異又興奮。活了七十多歲，她總算是開了眼界了，為此她深深感激著郭沫若。
臨走時，王庭芳問她：“想在北京買點什麽?”
張瓊華擺了擺手，說：“不買啥子。”
經王庭芳一再動員，張瓊華才去商店裏轉了轉，但也隻扯了一截黑色燈芯絨布。她愛不釋手地對王庭芳說：“這種料子好看，耐穿，我這輩子還沒穿過。”
王庭芳覺得太過意不去了，回來向郭沫若匯報後，郭沫若特地叫秘書買了暖水瓶、鋁鍋、衣料等生活用品送給了張瓊華。
回到樂山以後，張瓊華繼續過著尼姑似的生活。不喜殺生，極少吃肉，除早晨一頓是荷包蛋外，其餘中晚兩餐都是素菜素飯。身體好一點時就到街上走一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攤子前，看著別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紀愈來愈老，不能上街轉了，她就端把竹椅，靜靜地坐在院子門口往街上默默張望。有時望著望著眼睛裏就會湧上了淚水。
此時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號，又是別有一番景象。
1963年。春天的季節。花園裏的花朵競相開放，爭奇鬥豔。在郭沫若的書室裏，也洋溢著一派濃濃春意。
這一天，於立群在默誦毛澤東的詞《澱溪沙·和柳亞子先生》，深有感悟，就對郭沫若說：“我特別喜歡‘萬方樂奏有於闐’這句。”
說罷，她興致勃發，立即展紙揮毫。此時於立群的書法日臻成熟，已經是國內有名的女書法家了。那幾個字經她書寫，躍然紙上，氣度非凡。可是仔細一驗看，才發現把開頭的“萬方樂”寫成了“萬方春”了，錯了一字!
“糟糕!”於立群嘴裏嘟噥了一聲，便要把這張紙扔掉。
“慢來，慢來，我看一看!——”
郭沫若一邊說，一邊走過去，從於立群手中接過筆管來，略為思索，就用隸書在“萬方春”三個字下邊加了幾個字。然後，頗為自負地笑著對於立群說：“這樣一來，不就變廢為寶了麽?”
於立群一看，原來郭沫若湊成了一副四言聯：
萬方春色，千頃湖光。
於立群開心地笑了。本來是一張廢紙，經郭沫若稍一加工，果然點石成金，頓添風采。
郭沫若和於立群經常這樣“合作”。他們的夫妻生活中充滿了溫馨的愛意，文人的雅趣。
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本人雖然由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保護而沒有受到直接的衝擊，但他的兩個兒子卻未能倖免於難。有一天晚上正好郭沫若要參加周總理主持的外事活動，於立群再三叮囑他無論如何也要請周總理幫幫忙，營救被綁架的孩子。郭沫若去了，他就坐在周恩來的身旁。他和周恩來有著幾十年的深厚友誼，他相信隻要他把這件事提出來，恩來是一定會伸出救援之手的。當時周恩來仍然保持著“第三把手”的地位，在一定的範圍之內還是有一定的權力的。然而，郭沫若終於沒有開口——他不願意、也不忍心讓已經操勞過度的周恩來再為自己兒子的事操心。整個神州大地正處於一片混亂和動盪之中，有多少國家大事正等著周總理去處理啊!比起國家和民族來，兒子的被綁架、關押畢竟隻是一件小事……
於立群在家中焦急地等待著消息。她本來是懷有滿腔希望的：沫若一定會向周總理講，總理一定會設法營救，孩子一定能平安地回家來……可是，郭沫若回來後告訴她說，他根本沒有向周總理提世英被綁架的事。於立群滿心的希望頓時化成了烏有，她生平第一次向她敬重與愛戴的郭沫若動了肝火，埋怨與責怪一齊迸發了出來……
郭沫若沉默著，既無言安慰妻子，又無言告慰愛子。過了好半晌，他才吃力地說著：“我也是為了中國好啊!……”
好像還有許多話要說，但他隻說了這一句，便站起身來顫顫巍巍地走出去了。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無能為力，竟連兒子處在危險的時候，做為父親的他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從這一天起，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號院裏，有一位老人經常伏在案頭，一隻顫抖的手執著毛筆，工工整整地抄寫兒子留下來的日記。好像兒子和父親在親切地交談。這位老人，就是郭沫若。
1974年的秋天，安娜從日本回來後，得知了郭沫若病重的消息，便和女兒淑yu一起趕到北京醫院裏看望他。他們已經許多許多年沒有見麵了，這一次在醫院中相見，郭沫若和安娜都“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此時郭沫若八十有二，安娜也已八十高齡。悠悠歲月已經沖洗盡了他們之間的一切芥蒂，唯獨留下來溫馨的回憶。
“瞧!這就是我們在市川縣的故居……”安娜把這次去日本時特意拍攝的故居的照片拿給郭沫若看，並告訴他哪些地方仍舊保持著原樣，哪些地方已經改建過了。郭沫若躺在病榻上興致勃勃地聽著，照片一張、兩張……看得是那麽仔細，那麽認真，仿佛他又回到了市川故居的庭院中間，回到了安娜和孩子們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