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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 作者：桑逢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替你保管著好了。”安琳笑著說，把筆收藏了起來。
吃早餐的時候，那位充任嚮導的魁梧漢子像遊魂一樣去而復來，催促他們起身。他用強迫的口吻對郭沫若說：“你們幾位呆在這兒很危險，地方上的當局一知道，便要來拿人。我的家離這兒不遠，我把你們接去住一段，看看風色再說。”
郭沫若疑心這傢夥是當地的土匪，便推辭說：“我們要出海口，到甲子港或碣石港去。”
“那也離不得我。我懂話，除我之外，沒人懂。”那漢子執拗地說：“反正，你們有錢，遲幾天不關事。”
郭沫若和傅君等麵麵相覷了一下，不約而同地想：“錢?這傢夥是在打鬼算盤吧!”安琳沉靜得很，她接過去說：
“我們是落難的，錢都丟光了。”
郭沫若心裏籌劃著名應付這位漢子的辦法。他回頭對莊主人說道：“請替我們找四根扁擔，我們出錢買。我們要裝成挑腳，一麵也好用來柱路。”他想他們四個人用四根扁擔對付一個土匪，還是足夠應付的。
“你們也走路嗎?”漢子在一旁有點泄氣地插了一句。“到甲子港要走好幾天，這位女官(指著安琳)至少會吃不消。”
土匪大都欺軟怕硬，殺雞得借用牛刀。所以郭沫若提高了聲音，特別誇大地說：“你不要看見她是女的，她還打過仗呢!她從江西的南昌一直走到汕頭，難道還怕走不到甲子?”
安琳故意挺了挺胸，好像她是一位巾幗英雄，一位綠林女傑。又拍了拍褲腰處——那裏硬硬的本是硬洋，可漢子以為女官腰裏別著駁殼槍。
不出郭沫若等所料，魁梧的漢子果然是一個土匪頭子。幸好途中又遇著了當地農民協會的一位青年，他幾句話便把那漢子打發走了，並主動帶路，領郭沫若等到鹽酸寮去。這一路上天氣晴朗，空氣裏飽和著濃重的土香和木香，時而有些不知名的鳥兒在山林間清脆地叫著。還有一隻活潑可愛的百靈鳥在歡唱，那是安琳又在低聲唱著《國際歌》。
鹽酸寮是一個富庶而又宏大的鄉鎮。農會主席把郭沫若等安頓在後山的草倉裏潛伏了六天。以後又裝扮成鹽販子，冒著大雨用十個鍾頭的時間走了一百二十裏，來到了海邊的神泉。因為要等適宜開船的風向，他們在一座側巷的樓上又住了整整十天。
天天都坐在樓上等風，沒有什麽事情可做，沒有什麽書可讀，因為言語隔閡，和主人更沒有什麽話可以談。外邊也沒有什麽風聲，隻知道場上有不少反動派。危樓臨海立，相伴有紅妝。久盼風不至，回首徒神傷。
郭沫若和安琳在樓上相伴了十天，無論“紅妝”代表女性還是象徵革命，安琳都是名副其實的紅妝。就她內心的願望來說，她願意永遠和郭沫若相伴一生。郭沫若自然亦如是。
此刻，他們有時間作傾心的長談了。談革命，也談文學。而當他們回首往事時，又都不免有些黯然：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就好像放了一大串花炮，劈劈叭叭鬧過了一陣，結果隻剩下滿地殘紅，一片硝煙。
“散了，也就算了嗎?”安琳深深地嘆息著。“到底留下了些什麽呢?”
郭沫若很有信心地說：“有這些火種的存在，中國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來，而且會從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麵上燃鞭炮了。”“啊啊，但願如此!”安琳望著窗外的海水說。她相信郭沫若的預言會實現的，中國革命的火焰一定能燃燒得更熾烈，更鮮紅。然而她和郭沫若的關係，也許隻能像燃放的花炮一樣，今朝散了——以後也就算了……
個人的命運和革命的命運有時並不相同。
這麽一想，安琳又不免有些傷感起來。
郭沫若關心的是早一些去香港，而從神泉乘船到香港必須要刮東南風才行。他問安琳：“風向轉了嗎?”
“哦哦，還沒有。”安琳回答道：“刮的仍是西北風。”
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去滄海。十天之後，東南風起，郭沫若和安琳乘一艘貸船去了香港。這一次兩人是名副其實的“風雨同舟”。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六)賢妻為貴
(六)賢妻為貴
上海竇樂安路的一棟小弄堂房子。安娜帶著四個孩子賃居在這裏。周圍住的大都是日本人。
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由香港秘密回到上海。他的生活年年都漂泊不定，這次從烽火連天的戰場輾轉回到了妻兒們的身邊，真是有“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的歡喜。安娜“驚定還拭淚”自不必說，四個孩子也在樓上歡迎爹爹，喊呀笑呀跳呀，大有“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的樣子。可是安娜卻把他們喝住了：“噓!——”
郭沫若正被國民黨當局通緝，安娜怕附近有偵探，故而不讓孩子們大聲嚷嚷。四個孩子乖順地靜默了下來。郭沫若也立刻意識到了自己處境的危險，他想：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國也是不能久呆的。往哪兒走呢?
最初的計劃是全家人去蘇聯，而且定了行期。可是在12月8日的晚上，郭沫若突然頭痛，兩眼充血，臉色發紅而帶浮腫，高熱達四十度。經診斷為斑疹傷寒。由於正在受通緝，他隻好偷偷摸摸地住進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醫師石井勇開的私人醫院。石井勇和郭沫若是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先後同學，安娜噙著眼淚一再央求他道：“請多多關照，無論如何使他康復。”
石並勇醫師認真負責地說：“我會盡力的。”
入院後的頭兩個星期當中，郭沫若完全失掉了知覺。他的大腦神經好像錯亂了，腥風血雨，戰場、死亡，從那赤道的流沙中吹來烈火，從西伯利亞的荒原裏吹來冰魂，黑夜和他對話，頭顱被人鋸下，如像肅殺的秋風吹掃殘敗……這一切雜亂無章的影像充塞在他顛倒了的記憶裏。
安娜那時正患著慢性腎髒炎。但她毫不顧惜自己，用一個妻子的全部的愛來照料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裏的四個孩子安頓好，便匆匆趕到醫院裏來了。早上來時她要坐到中午，午後來時她定要坐到深夜。每次來都給郭沫若帶來鮮花和果品。
那紅亮的蘋果溢著清香。
那鮮嫩的花朵猶自帶著朝露。
它們不是藥品，但比藥品還要珍貴，因為其中凝結著安娜的愛情。
然而郭沫若的病情日益惡化。危篤時他甚至連安娜都認不得了，他大聲罵詈她，加給她無數的冤枉的罪名。過一會兒又祈求死神迅速地前來結束他痛苦的生命：
“安娜，安娜，快給我一把犀利的匕首!”
“或者是一管靈巧的手槍!安娜。”
安娜坐在偏僻處，望著在死亡線上痛苦掙紮的丈夫，暗自傷心垂淚。石井勇醫師悄悄走近她的身邊，低聲說道;“可以準備後事了……”
“不，不!”安娜心痛欲碎。“請救救他吧，醫生1”
石井勇醫師沉吟了一會兒，又對安娜說道：“謀事在醫，成事在人。得了斑疹傷寒的人，在三四十歲以上的過半數是要死亡的。如果郭君自身的抵抗力強，或許能死裏逃生。”
吃早餐的時候，那位充任嚮導的魁梧漢子像遊魂一樣去而復來，催促他們起身。他用強迫的口吻對郭沫若說：“你們幾位呆在這兒很危險，地方上的當局一知道，便要來拿人。我的家離這兒不遠，我把你們接去住一段，看看風色再說。”
郭沫若疑心這傢夥是當地的土匪，便推辭說：“我們要出海口，到甲子港或碣石港去。”
“那也離不得我。我懂話，除我之外，沒人懂。”那漢子執拗地說：“反正，你們有錢，遲幾天不關事。”
郭沫若和傅君等麵麵相覷了一下，不約而同地想：“錢?這傢夥是在打鬼算盤吧!”安琳沉靜得很，她接過去說：
“我們是落難的，錢都丟光了。”
郭沫若心裏籌劃著名應付這位漢子的辦法。他回頭對莊主人說道：“請替我們找四根扁擔，我們出錢買。我們要裝成挑腳，一麵也好用來柱路。”他想他們四個人用四根扁擔對付一個土匪，還是足夠應付的。
“你們也走路嗎?”漢子在一旁有點泄氣地插了一句。“到甲子港要走好幾天，這位女官(指著安琳)至少會吃不消。”
土匪大都欺軟怕硬，殺雞得借用牛刀。所以郭沫若提高了聲音，特別誇大地說：“你不要看見她是女的，她還打過仗呢!她從江西的南昌一直走到汕頭，難道還怕走不到甲子?”
安琳故意挺了挺胸，好像她是一位巾幗英雄，一位綠林女傑。又拍了拍褲腰處——那裏硬硬的本是硬洋，可漢子以為女官腰裏別著駁殼槍。
不出郭沫若等所料，魁梧的漢子果然是一個土匪頭子。幸好途中又遇著了當地農民協會的一位青年，他幾句話便把那漢子打發走了，並主動帶路，領郭沫若等到鹽酸寮去。這一路上天氣晴朗，空氣裏飽和著濃重的土香和木香，時而有些不知名的鳥兒在山林間清脆地叫著。還有一隻活潑可愛的百靈鳥在歡唱，那是安琳又在低聲唱著《國際歌》。
鹽酸寮是一個富庶而又宏大的鄉鎮。農會主席把郭沫若等安頓在後山的草倉裏潛伏了六天。以後又裝扮成鹽販子，冒著大雨用十個鍾頭的時間走了一百二十裏，來到了海邊的神泉。因為要等適宜開船的風向，他們在一座側巷的樓上又住了整整十天。
天天都坐在樓上等風，沒有什麽事情可做，沒有什麽書可讀，因為言語隔閡，和主人更沒有什麽話可以談。外邊也沒有什麽風聲，隻知道場上有不少反動派。危樓臨海立，相伴有紅妝。久盼風不至，回首徒神傷。
郭沫若和安琳在樓上相伴了十天，無論“紅妝”代表女性還是象徵革命，安琳都是名副其實的紅妝。就她內心的願望來說，她願意永遠和郭沫若相伴一生。郭沫若自然亦如是。
此刻，他們有時間作傾心的長談了。談革命，也談文學。而當他們回首往事時，又都不免有些黯然：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就好像放了一大串花炮，劈劈叭叭鬧過了一陣，結果隻剩下滿地殘紅，一片硝煙。
“散了，也就算了嗎?”安琳深深地嘆息著。“到底留下了些什麽呢?”
郭沫若很有信心地說：“有這些火種的存在，中國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來，而且會從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麵上燃鞭炮了。”“啊啊，但願如此!”安琳望著窗外的海水說。她相信郭沫若的預言會實現的，中國革命的火焰一定能燃燒得更熾烈，更鮮紅。然而她和郭沫若的關係，也許隻能像燃放的花炮一樣，今朝散了——以後也就算了……
個人的命運和革命的命運有時並不相同。
這麽一想，安琳又不免有些傷感起來。
郭沫若關心的是早一些去香港，而從神泉乘船到香港必須要刮東南風才行。他問安琳：“風向轉了嗎?”
“哦哦，還沒有。”安琳回答道：“刮的仍是西北風。”
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去滄海。十天之後，東南風起，郭沫若和安琳乘一艘貸船去了香港。這一次兩人是名副其實的“風雨同舟”。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六)賢妻為貴
(六)賢妻為貴
上海竇樂安路的一棟小弄堂房子。安娜帶著四個孩子賃居在這裏。周圍住的大都是日本人。
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由香港秘密回到上海。他的生活年年都漂泊不定，這次從烽火連天的戰場輾轉回到了妻兒們的身邊，真是有“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的歡喜。安娜“驚定還拭淚”自不必說，四個孩子也在樓上歡迎爹爹，喊呀笑呀跳呀，大有“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的樣子。可是安娜卻把他們喝住了：“噓!——”
郭沫若正被國民黨當局通緝，安娜怕附近有偵探，故而不讓孩子們大聲嚷嚷。四個孩子乖順地靜默了下來。郭沫若也立刻意識到了自己處境的危險，他想：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國也是不能久呆的。往哪兒走呢?
最初的計劃是全家人去蘇聯，而且定了行期。可是在12月8日的晚上，郭沫若突然頭痛，兩眼充血，臉色發紅而帶浮腫，高熱達四十度。經診斷為斑疹傷寒。由於正在受通緝，他隻好偷偷摸摸地住進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醫師石井勇開的私人醫院。石井勇和郭沫若是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先後同學，安娜噙著眼淚一再央求他道：“請多多關照，無論如何使他康復。”
石並勇醫師認真負責地說：“我會盡力的。”
入院後的頭兩個星期當中，郭沫若完全失掉了知覺。他的大腦神經好像錯亂了，腥風血雨，戰場、死亡，從那赤道的流沙中吹來烈火，從西伯利亞的荒原裏吹來冰魂，黑夜和他對話，頭顱被人鋸下，如像肅殺的秋風吹掃殘敗……這一切雜亂無章的影像充塞在他顛倒了的記憶裏。
安娜那時正患著慢性腎髒炎。但她毫不顧惜自己，用一個妻子的全部的愛來照料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裏的四個孩子安頓好，便匆匆趕到醫院裏來了。早上來時她要坐到中午，午後來時她定要坐到深夜。每次來都給郭沫若帶來鮮花和果品。
那紅亮的蘋果溢著清香。
那鮮嫩的花朵猶自帶著朝露。
它們不是藥品，但比藥品還要珍貴，因為其中凝結著安娜的愛情。
然而郭沫若的病情日益惡化。危篤時他甚至連安娜都認不得了，他大聲罵詈她，加給她無數的冤枉的罪名。過一會兒又祈求死神迅速地前來結束他痛苦的生命：
“安娜，安娜，快給我一把犀利的匕首!”
“或者是一管靈巧的手槍!安娜。”
安娜坐在偏僻處，望著在死亡線上痛苦掙紮的丈夫，暗自傷心垂淚。石井勇醫師悄悄走近她的身邊，低聲說道;“可以準備後事了……”
“不，不!”安娜心痛欲碎。“請救救他吧，醫生1”
石井勇醫師沉吟了一會兒，又對安娜說道：“謀事在醫，成事在人。得了斑疹傷寒的人，在三四十歲以上的過半數是要死亡的。如果郭君自身的抵抗力強，或許能死裏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