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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 作者：桑逢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兩位客人被臊得麵紅耳赤，啞口無言了。但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他們卻不肯拿回去，郭沫若無奈，隻好權且收下。
一千兩銀子的匯票。它代表著一千兩白花花的銀子。郭沫若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收到這麽大的一筆巨款!
對於窮愁交困的郭沫若來說，這張薄如紙重如金的匯票未嚐沒有相當的誘惑力。
“我假如妥協一下，把這匯票換成錢，跑到日本去把妻兒接回來，再一路回重慶，那我們一家以後的物質的生活是可以再無憂慮的了……”
桌子上放著安娜的長信。這是她回到日本將近三個禮拜後寫來的。郭沫若重讀安娜的來信，如像剛接讀時一樣興奮，一樣急切。他的心尖迅速地戰顫著，胸腔緊張得好像要爆裂開來。每讀一句，他的眼鼻便要漲痛一次。如此這般地讀下去，他的眼淚忍不住又如串珠一樣滴落在信紙上了……
他還是不能去重慶。回到了那裏，一幕家庭的悲劇便很可能發生，人命的犧牲是明於觀火的。他決不能為了自己的幸福犧牲別人的性命，而且還可能犧牲年已耄耄的老父老母的性命。
“啊，父母喲!父母喲!請原諒你的兒子罷!你的兒子忍心不回來，固然是不孝，但是你的兒子終竟不忍回來，也正是出於他的還未喪盡的一點孝心。你兒子回來了，便會把人害死，便會把你兩老人害死。這教你兒子怎麽能夠忍心呢?父母喲!父母喲!我同你們別來已有十一年了，我是永遠不能和你們相見了!”
這麽痛哭著，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安娜的來信上。安娜在信中訴說的生活的苦狀，使他悲憤萬分：
“啊啊，不錯，我們真正是牛馬!我們的生活值不得一些兒同情，我們的生活是值不得一些兒憐憫!我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人，無涯的痛苦便是我們所賦予的世界!女人喲!女人喲!你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喲!我們是甚麽都被人剝奪了，甚麽都失掉了，我們還有甚麽生存的必要呢!”
一種愴惱的情緒盤踞在他的心頭。腦筋沉重得不堪，心裏熾灼得不堪。那一千兩銀子的匯票，又把他的眼睛刺得疼痛不堪。
“啊!算了!這金錢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躪，你且看我來蹂躪你吧!”這麽說著，他突然把那一千兩的匯票，和著信封一齊投在地板上，還狠狠地走去踏了幾腳。
他把金錢的魔鬼踩在地下了。心裏有一種報復的快感，連著說了幾聲：“痛快!痛快!金錢喲，我是永不讓你在我頭上作威作福了!”
他決心不回重慶去了。於是便立刻寫了兩封信，一封給大哥橙塢，一封給重慶紅十字會會長。把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也封在後一封信中退回，把唾手可得的官聘堅決辭掉了。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五)革命加戀愛
(五)革命加戀愛
一支武裝的和非武裝人員組成的隊伍，浩浩蕩蕩地走出了流沙，朝著橫亙在西南方向的山頭進軍。流沙位於廣東汕頭附近，這一帶屬於粵東北山地的一部分，群山高聳，海拔約1000米左右。山上林木蓊鬱，從村外一直到山腳則是一片廣闊的田疇。已經是9月下旬了，有些晚稻還沒有收割。
郭沫若走在隊伍的中間。他身上穿著一套藍布軍服，但神情和氣質仍然是一位詩人。
最近幾年來，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1924年，他通過翻譯日本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從理論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5年他在上海目睹了“五卅”慘案，於悲憤泣血之餘亦看出了希望的光輝。1926年3月18日他來到“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初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其後又投筆從戎，於7月間參加了北伐革命戰爭，先後任政治部宣傳科長、行營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他撰寫了討蔣檄文並因而遭到通緝。“八·一”南昌起義後他隨軍南下，途中由周恩來和李一氓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這樣劇烈的變動中，他和安娜時聚時散。1924年4月他離開上海，東渡日本，欲寫《潔光》而未果，11月又攜妻兒回到上海。南下廣州時安娜和四個孩子留在上海，過了兩個多月始來穗同住。郭沫若隨師北伐，妻兒們又留居廣州。出發前他身著戎裝同安娜一起照了相，安娜是短髮西裝，站在投筆從戎的丈夫身旁，其神情就像一位知書明理、溫柔多情的閨婦把丈夫送上烽火連天的戰場，於皎潔可愛中又隱含著深深的憂戚。“四·一二”政變後廣州形勢危急，安娜帶著孩子經上海逃到武漢。後來，武漢汪精衛政府也叛變了革命，郭沫若赴南昌參加“八·一”起義，安娜又帶著孩子返回上海。總之，在中國社會的大動盪中，他們相聚的時間少，分離的時候多。安娜雖然是日本人，並不參與中國的內部事務，但也隨著丈夫的動盪的生活而漂泊不定。
天氣陰晦得很，隊伍是在接到村外山頭上有敵人的尖兵出現後，倉促集合整隊出發的，雖然浩浩蕩蕩，卻顯得參差不齊。人人都意識到了嚴重的危險就近在咫尺之間——如果背麵山頭上果真有敵人的話。盡管如此，在田躊上行軍，從山上吹下來的涼風拂在麵上讓人感覺著舒適，路旁的雜草閑花，又平添了幾分野趣。在郭沫若旁邊走著的一位女同誌，低聲地唱起了《國際歌》。
她——就是安琳女士，剪著一個男子式的分頭，穿的也是藍布軍服，藍布馬褲。如果不是那一張秀麗的麵孔和高高隆起的胸部，這一身裝束幾乎讓人不大相信她是女子。
郭抹若聽著安琳唱歌，便側過臉去注視著她：一個是美麗的、勇敢的，新時代的女性;一個是克拉凡左式的騎士。他心裏泛起了一股莫名的情愫，並暗暗地自語道：
“安琳喲，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
安琳是安徽省蕪湖人。郭沫若在廣東大學任文學院長時，安琳在預科讀書。一個是師長，一個是學生;一個是著名的詩人，一個是風華正茂的女青年。在校園裏，在各種集會上，他們兩個人時常見麵，但並沒有直接的交往。頭年10月，安琳由廣州來到武漢，在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工作。其時，郭沫若已經升任政治部的副主任，軍銜是中將。在北伐戰爭節節勝利，“革命”成為了一種時髦的形勢下，一般革命的將官當然為民眾所羨慕，尤其為一般女眾所羨慕了。在人們的心目中，革命詩人又兼革命將官的郭沫若，是一位騎士，而這樣的“騎士”又幾乎肯定是一個“浪漫鬼”。加之他的夫人不在身邊，自然會有不少美麗時髦的女子樂於圍在他的周圍旋轉。
然而有一天，郭沫若把一位女士送給他的像片燒了，因為夜半醒來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安娜。
當有人詢問此事時，郭沫若把黑框的路克式的大圓眼鏡擦了擦，十分風趣地回答說：“我這人究竟是脫不掉東方文化的束縛，我實在沒有談我們那位性學大博士的‘新文化’的資格。有許多人誤以為我是浪漫鬼，其實我之不浪漫，猶如鬼之不浪漫也。因為鬼是沒有的，那裏會浪漫得起來。”
一千兩銀子的匯票。它代表著一千兩白花花的銀子。郭沫若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收到這麽大的一筆巨款!
對於窮愁交困的郭沫若來說，這張薄如紙重如金的匯票未嚐沒有相當的誘惑力。
“我假如妥協一下，把這匯票換成錢，跑到日本去把妻兒接回來，再一路回重慶，那我們一家以後的物質的生活是可以再無憂慮的了……”
桌子上放著安娜的長信。這是她回到日本將近三個禮拜後寫來的。郭沫若重讀安娜的來信，如像剛接讀時一樣興奮，一樣急切。他的心尖迅速地戰顫著，胸腔緊張得好像要爆裂開來。每讀一句，他的眼鼻便要漲痛一次。如此這般地讀下去，他的眼淚忍不住又如串珠一樣滴落在信紙上了……
他還是不能去重慶。回到了那裏，一幕家庭的悲劇便很可能發生，人命的犧牲是明於觀火的。他決不能為了自己的幸福犧牲別人的性命，而且還可能犧牲年已耄耄的老父老母的性命。
“啊，父母喲!父母喲!請原諒你的兒子罷!你的兒子忍心不回來，固然是不孝，但是你的兒子終竟不忍回來，也正是出於他的還未喪盡的一點孝心。你兒子回來了，便會把人害死，便會把你兩老人害死。這教你兒子怎麽能夠忍心呢?父母喲!父母喲!我同你們別來已有十一年了，我是永遠不能和你們相見了!”
這麽痛哭著，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安娜的來信上。安娜在信中訴說的生活的苦狀，使他悲憤萬分：
“啊啊，不錯，我們真正是牛馬!我們的生活值不得一些兒同情，我們的生活是值不得一些兒憐憫!我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人，無涯的痛苦便是我們所賦予的世界!女人喲!女人喲!你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喲!我們是甚麽都被人剝奪了，甚麽都失掉了，我們還有甚麽生存的必要呢!”
一種愴惱的情緒盤踞在他的心頭。腦筋沉重得不堪，心裏熾灼得不堪。那一千兩銀子的匯票，又把他的眼睛刺得疼痛不堪。
“啊!算了!這金錢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躪，你且看我來蹂躪你吧!”這麽說著，他突然把那一千兩的匯票，和著信封一齊投在地板上，還狠狠地走去踏了幾腳。
他把金錢的魔鬼踩在地下了。心裏有一種報復的快感，連著說了幾聲：“痛快!痛快!金錢喲，我是永不讓你在我頭上作威作福了!”
他決心不回重慶去了。於是便立刻寫了兩封信，一封給大哥橙塢，一封給重慶紅十字會會長。把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也封在後一封信中退回，把唾手可得的官聘堅決辭掉了。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五)革命加戀愛
(五)革命加戀愛
一支武裝的和非武裝人員組成的隊伍，浩浩蕩蕩地走出了流沙，朝著橫亙在西南方向的山頭進軍。流沙位於廣東汕頭附近，這一帶屬於粵東北山地的一部分，群山高聳，海拔約1000米左右。山上林木蓊鬱，從村外一直到山腳則是一片廣闊的田疇。已經是9月下旬了，有些晚稻還沒有收割。
郭沫若走在隊伍的中間。他身上穿著一套藍布軍服，但神情和氣質仍然是一位詩人。
最近幾年來，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1924年，他通過翻譯日本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從理論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5年他在上海目睹了“五卅”慘案，於悲憤泣血之餘亦看出了希望的光輝。1926年3月18日他來到“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初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其後又投筆從戎，於7月間參加了北伐革命戰爭，先後任政治部宣傳科長、行營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他撰寫了討蔣檄文並因而遭到通緝。“八·一”南昌起義後他隨軍南下，途中由周恩來和李一氓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這樣劇烈的變動中，他和安娜時聚時散。1924年4月他離開上海，東渡日本，欲寫《潔光》而未果，11月又攜妻兒回到上海。南下廣州時安娜和四個孩子留在上海，過了兩個多月始來穗同住。郭沫若隨師北伐，妻兒們又留居廣州。出發前他身著戎裝同安娜一起照了相，安娜是短髮西裝，站在投筆從戎的丈夫身旁，其神情就像一位知書明理、溫柔多情的閨婦把丈夫送上烽火連天的戰場，於皎潔可愛中又隱含著深深的憂戚。“四·一二”政變後廣州形勢危急，安娜帶著孩子經上海逃到武漢。後來，武漢汪精衛政府也叛變了革命，郭沫若赴南昌參加“八·一”起義，安娜又帶著孩子返回上海。總之，在中國社會的大動盪中，他們相聚的時間少，分離的時候多。安娜雖然是日本人，並不參與中國的內部事務，但也隨著丈夫的動盪的生活而漂泊不定。
天氣陰晦得很，隊伍是在接到村外山頭上有敵人的尖兵出現後，倉促集合整隊出發的，雖然浩浩蕩蕩，卻顯得參差不齊。人人都意識到了嚴重的危險就近在咫尺之間——如果背麵山頭上果真有敵人的話。盡管如此，在田躊上行軍，從山上吹下來的涼風拂在麵上讓人感覺著舒適，路旁的雜草閑花，又平添了幾分野趣。在郭沫若旁邊走著的一位女同誌，低聲地唱起了《國際歌》。
她——就是安琳女士，剪著一個男子式的分頭，穿的也是藍布軍服，藍布馬褲。如果不是那一張秀麗的麵孔和高高隆起的胸部，這一身裝束幾乎讓人不大相信她是女子。
郭抹若聽著安琳唱歌，便側過臉去注視著她：一個是美麗的、勇敢的，新時代的女性;一個是克拉凡左式的騎士。他心裏泛起了一股莫名的情愫，並暗暗地自語道：
“安琳喲，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
安琳是安徽省蕪湖人。郭沫若在廣東大學任文學院長時，安琳在預科讀書。一個是師長，一個是學生;一個是著名的詩人，一個是風華正茂的女青年。在校園裏，在各種集會上，他們兩個人時常見麵，但並沒有直接的交往。頭年10月，安琳由廣州來到武漢，在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工作。其時，郭沫若已經升任政治部的副主任，軍銜是中將。在北伐戰爭節節勝利，“革命”成為了一種時髦的形勢下，一般革命的將官當然為民眾所羨慕，尤其為一般女眾所羨慕了。在人們的心目中，革命詩人又兼革命將官的郭沫若，是一位騎士，而這樣的“騎士”又幾乎肯定是一個“浪漫鬼”。加之他的夫人不在身邊，自然會有不少美麗時髦的女子樂於圍在他的周圍旋轉。
然而有一天，郭沫若把一位女士送給他的像片燒了，因為夜半醒來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安娜。
當有人詢問此事時，郭沫若把黑框的路克式的大圓眼鏡擦了擦，十分風趣地回答說：“我這人究竟是脫不掉東方文化的束縛，我實在沒有談我們那位性學大博士的‘新文化’的資格。有許多人誤以為我是浪漫鬼，其實我之不浪漫，猶如鬼之不浪漫也。因為鬼是沒有的，那裏會浪漫得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