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頁
和名家一起回望明朝煙塵 作者：邢群麟+於海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此戰在李化龍、郭子章的主持下，終贏得勝利，得保四川播州一代平穩。播州之戰的重大意義遠不止於平定楊應龍，正如當時的官員朱國楨所說，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邊的少數民族就要紛紛效仿楊應龍，那時非但四川不保，雲南、貴州也可能不保。後來，瞿九思編《萬曆武功錄》，稱平定楊應龍是“唐宋以來一大偉績”，大概也是從確保西南版圖的效果來說，這無疑也是對神宗萬曆皇帝的一種讚揚。
這三戰贏得都比較漂亮，而神宗皇帝此時的表現，就好像後世清代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一般。然而，神宗並沒有成為康熙那樣的明君，卻變成了明代歷史數一數二的昏君聵王。
韓愈在《進學解》有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神宗萬曆皇帝平定了國家的軍事內憂外患，便牢牢掌握國家大權，可他卻沒有勤政愛民，舉國家之大業，而是安逸好色、貪婪無比、任性使氣、耍弄權術。而就在萬曆帝把自己的基業一點點地向懸崖邊上推去的時候，一個未來明朝的掘墓者誕生了，它就是後金。
後金是女真族的一支，遠居東北關外，它一直對明國虎視眈眈，時而騷擾明國北方邊境，其實是有南下的野心。明朝為了安定遼東，鞏固其統治，早日把後金勢力鎮壓下去，決定發動一次大規模進攻後金的戰爭。然而，由於明末政治腐敗，駐守遼東的明軍業已腐朽不堪，名義上雖有八萬多人，實則能作戰的不過一萬多人，而且兵備鬆弛，士氣頹靡，不堪一擊。所以明朝政府隻好“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又招合朝鮮、葉赫”，可是，從全國各地徵調的軍隊也和遼東明兵一樣腐朽，許多人“伏地哀號”，不願出關，不少將領“哭而求調”。由此可見，明朝出師並無取勝的把握，隻是打一場孤注一擲的冒險戰爭。
明朝將領楊鎬攜帶這九萬軍馬，外加脅迫徵調的一萬三千名朝鮮兵，總共有十萬餘人，卻號稱四十七萬大軍，分由四路圍攻後金軍。當時後金之主努爾哈赤掌握了明軍的戰略部署和行動計劃，正確地分析了形勢，認為明軍是採用分兵合擊、聲東擊西的戰術，於是他採取了“憑你幾路來，我隻一路去”的作戰方針，集中八旗兵力，打殲滅戰。而當兩軍打到薩爾滸山附近，努爾哈赤僅僅用五天時間就令明軍文武軍將死傷大半，史稱“薩爾滸之戰”。至此明軍節節敗退，最終，明朝在東北地區的統治全麵崩潰。
京城聞得這個消息，“舉朝震駭”，飽食終日、萬事不理的神宗萬曆皇帝從醉生夢死中驚坐而起，大嘆：“遼左覆軍隕將，虜勢益張，邊事十分危急。”
從三大徵到薩爾滸之戰，一朝皇帝一朝臣，前後竟有如此之大的落差，先是囂張百倍，舉國歡慶，歌頌四海昇平；而二十年後氣勢急轉，明朝氣焰陡然下滑，這等突變既令後人驚愕，又顯得如此悲哀。
《正說明朝十六帝》有這樣的話：“由於他（萬曆帝）的後期朝政混亂不堪，直接導致了萬曆末年明朝軍隊在與努爾哈赤軍隊的薩爾滸一戰中喪師十萬，從而失去了明軍對後金軍隊的優勢。”確實，經此一役，明與後金的攻守之勢發生了逆轉。後金這個掘墓人已經舉起了他的武器，而明朝則在黑暗的政治中蹣跚前行……
經濟與政治：不和諧的舞步
林金樹研究員在香港大學演講時說道：“明中葉以後，出現了一個非常值得關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歷史現象：壞事與好事，落後與先進，陰暗與光明，共處於一體。”
為何有此一說？這是因為在明朝的中後期，由於皇帝的荒嬉與倦怠，使得政治很難清明，一點點走向黑暗的深淵，但是從嘉靖帝到萬曆帝這一百年間，明朝的經濟卻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特別是在江南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從全國各地各個生產部門看，呈現出全麵發展的新態勢。
糧食生產持續發展。尤其是湖廣、四川等地開始大規模開發，逐漸成為新的商品糧基地，由“蘇湖熟，天下足”轉變為“湖廣熟，天下足”，商業性農業獲得了大好的發展機遇。
社會分工日益細密。個體農民的農家手工業，主要是棉、絲紡織業，開始逐漸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獨立的生產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增長。特別是江南地區，成為人們發家致富的主要門路。
新型工商業市鎮迅速發展。由於農業與手工業的日益分離，農民和農產品更加依賴市場，城鄉之間的貿易交流渠道進一步拓寬，商人隊伍逐漸壯大。而最具有時代色彩的，是江南蘇、鬆、杭、嘉、湖、常、鎮等地，不同於以往政治、軍事性質的，以農副產品生產、加工為重點的專業化的工商業市鎮，大批拔地而起，迅速發展，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
特色經濟區域開始初步形成。珠江地區以外貿、蔗糖、果品、花卉為特色，福建南部沿海以蔗糖、水果為特色。黃淮流域和“九邊”地區的經濟發展，也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金融貨幣事業進一步發展，白銀生產與使用擴大，貨幣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另外，隨著明朝中後期“海禁”的部分解除，對外交流與貿易，尤其是私人海上貿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良機，使得明朝在對外貿易中，大量白銀流入國內，形成了貿易“順差”的大好局麵。
這三戰贏得都比較漂亮，而神宗皇帝此時的表現，就好像後世清代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一般。然而，神宗並沒有成為康熙那樣的明君，卻變成了明代歷史數一數二的昏君聵王。
韓愈在《進學解》有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神宗萬曆皇帝平定了國家的軍事內憂外患，便牢牢掌握國家大權，可他卻沒有勤政愛民，舉國家之大業，而是安逸好色、貪婪無比、任性使氣、耍弄權術。而就在萬曆帝把自己的基業一點點地向懸崖邊上推去的時候，一個未來明朝的掘墓者誕生了，它就是後金。
後金是女真族的一支，遠居東北關外，它一直對明國虎視眈眈，時而騷擾明國北方邊境，其實是有南下的野心。明朝為了安定遼東，鞏固其統治，早日把後金勢力鎮壓下去，決定發動一次大規模進攻後金的戰爭。然而，由於明末政治腐敗，駐守遼東的明軍業已腐朽不堪，名義上雖有八萬多人，實則能作戰的不過一萬多人，而且兵備鬆弛，士氣頹靡，不堪一擊。所以明朝政府隻好“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又招合朝鮮、葉赫”，可是，從全國各地徵調的軍隊也和遼東明兵一樣腐朽，許多人“伏地哀號”，不願出關，不少將領“哭而求調”。由此可見，明朝出師並無取勝的把握，隻是打一場孤注一擲的冒險戰爭。
明朝將領楊鎬攜帶這九萬軍馬，外加脅迫徵調的一萬三千名朝鮮兵，總共有十萬餘人，卻號稱四十七萬大軍，分由四路圍攻後金軍。當時後金之主努爾哈赤掌握了明軍的戰略部署和行動計劃，正確地分析了形勢，認為明軍是採用分兵合擊、聲東擊西的戰術，於是他採取了“憑你幾路來，我隻一路去”的作戰方針，集中八旗兵力，打殲滅戰。而當兩軍打到薩爾滸山附近，努爾哈赤僅僅用五天時間就令明軍文武軍將死傷大半，史稱“薩爾滸之戰”。至此明軍節節敗退，最終，明朝在東北地區的統治全麵崩潰。
京城聞得這個消息，“舉朝震駭”，飽食終日、萬事不理的神宗萬曆皇帝從醉生夢死中驚坐而起，大嘆：“遼左覆軍隕將，虜勢益張，邊事十分危急。”
從三大徵到薩爾滸之戰，一朝皇帝一朝臣，前後竟有如此之大的落差，先是囂張百倍，舉國歡慶，歌頌四海昇平；而二十年後氣勢急轉，明朝氣焰陡然下滑，這等突變既令後人驚愕，又顯得如此悲哀。
《正說明朝十六帝》有這樣的話：“由於他（萬曆帝）的後期朝政混亂不堪，直接導致了萬曆末年明朝軍隊在與努爾哈赤軍隊的薩爾滸一戰中喪師十萬，從而失去了明軍對後金軍隊的優勢。”確實，經此一役，明與後金的攻守之勢發生了逆轉。後金這個掘墓人已經舉起了他的武器，而明朝則在黑暗的政治中蹣跚前行……
經濟與政治：不和諧的舞步
林金樹研究員在香港大學演講時說道：“明中葉以後，出現了一個非常值得關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歷史現象：壞事與好事，落後與先進，陰暗與光明，共處於一體。”
為何有此一說？這是因為在明朝的中後期，由於皇帝的荒嬉與倦怠，使得政治很難清明，一點點走向黑暗的深淵，但是從嘉靖帝到萬曆帝這一百年間，明朝的經濟卻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特別是在江南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從全國各地各個生產部門看，呈現出全麵發展的新態勢。
糧食生產持續發展。尤其是湖廣、四川等地開始大規模開發，逐漸成為新的商品糧基地，由“蘇湖熟，天下足”轉變為“湖廣熟，天下足”，商業性農業獲得了大好的發展機遇。
社會分工日益細密。個體農民的農家手工業，主要是棉、絲紡織業，開始逐漸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獨立的生產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增長。特別是江南地區，成為人們發家致富的主要門路。
新型工商業市鎮迅速發展。由於農業與手工業的日益分離，農民和農產品更加依賴市場，城鄉之間的貿易交流渠道進一步拓寬，商人隊伍逐漸壯大。而最具有時代色彩的，是江南蘇、鬆、杭、嘉、湖、常、鎮等地，不同於以往政治、軍事性質的，以農副產品生產、加工為重點的專業化的工商業市鎮，大批拔地而起，迅速發展，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
特色經濟區域開始初步形成。珠江地區以外貿、蔗糖、果品、花卉為特色，福建南部沿海以蔗糖、水果為特色。黃淮流域和“九邊”地區的經濟發展，也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金融貨幣事業進一步發展，白銀生產與使用擴大，貨幣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另外，隨著明朝中後期“海禁”的部分解除，對外交流與貿易，尤其是私人海上貿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良機，使得明朝在對外貿易中，大量白銀流入國內，形成了貿易“順差”的大好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