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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回望明朝煙塵 作者：邢群麟+於海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胡惟庸一案血流成河，並沒有讓朱元璋放心，因為宰相雖然沒有了，還有很多勞苦功高的大臣呢！很難保證他們不會起異心，於是他又舉起了屠刀，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藍玉案起。藍玉以謀逆罪被殺，連坐被誅殺者達1.5萬人。
而藍玉究竟犯何罪，遭此大難，也許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麵來說明。明中葉的王錡所撰的筆記《寓圃雜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在洪武年間有一個叫王行的文人，特立獨行，為人勇義，乃當時狂狷者。他去南京闖蕩，以教書為業，當時就住在藍玉將軍府的隔壁，因此將軍府中的僕人子弟有很多都在此讀書，藍玉很關心這些孩子，並經常檢查他們的功課，他為老師的教課水平所折服，於是主動結交王行，結果兩人縱論韜略，相見恨晚。藍玉遂將王行請入府中，以師禮相待。不久，藍玉案發，有人勸王行逃走，他斷然曰：“臨難無苟免。”入獄，麵對審問，王行大義凜然地說：“王本一介書生，蒙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於是慷慨就死，進入那一萬五千名被殺者的行列。交結之人品性若此，藍玉本人自不必多說。
縱觀中國歷史，開國皇帝與功臣之間總會有不和諧的音符。其中唐太宗李世民處理得最為妥當，這是因為他氣量恢弘；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也自有其合理之處，而漢高祖劉邦和朱元璋都是大殺開國功臣。其實兩者也有區別，朱元璋身邊的人都是他的同鄉，和他出生入死，與他的交情非同一般。建國之後如果讓他們恪守君臣之禮，或永不起異心，這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證的。因此，為了給以後的子孫掃清道路，他選擇了斬草除根。
據史書記載，太子朱標對朱元璋大開殺戒曾數次勸諫。一次，朱元璋命人找來一根長滿尖刺的荊棘放到朱標麵前，讓他去拿，朱標畏懼，不敢伸手。於是朱元璋說：“汝弗能執與，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思是說我殺人就像去掉荊棘上的尖刺一樣，這樣你將來才可以安坐天下。這話說得倒也在理。
朱元璋的屠戮行為如此聳人聽聞，也與他本人的性格有關。清代史學家趙翼說過這樣的話：“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取天下之人而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
無論如何，經過胡、藍案，宰相一職取消了，開國功臣也被屠戮殆盡。從此皇帝身兼君主與宰相，行使著皇權和相權，如若遇到勵精圖治的好皇帝，就是國家之幸，如果遇到昏庸之輩，那也隻能祈求他對國家的損害小一些了。趙翼說：“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也。”可惜他的後世子孫繼承其“聖賢、豪傑”性格者少，而承其“盜賊”之秉性者多，從而造就了大明王朝十幾位個性鮮明的皇帝，左右著這個龐大帝國的命運。
文字獄與八股文
自古馬上得天下者，不可馬上治天下，於是就要任用文臣。朱元璋也明白這個道理，在開國之初，他重用文臣，文人得了勢，結果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們心裏失衡了，自己流血流汗，辛辛苦苦打下來的江山，憑什麽要你們文人來掌權？於是就向皇帝進讒言：雖然要用文人治天下，但不能輕易相信他們，否則就會上當。
話說到緊要處，他們就開始舉例證明：“張九四（朱元璋的死對頭，張士誠是也）一輩子對文人寵愛有加，總是好房子住著，高薪水拿著，真把他們捧上了天。可是在他做了王爺後，要起一個官名，文人便替他起名為士誠。”朱元璋很納悶地說：“這名字挺好啊！”他們反駁道：“不然，張九四是上大當了！《孟子》一書明明白白地寫著：’‘士，誠小人也。’‘這句話也可說成：’‘士誠，小人也。’‘這是罵他是小人啊，可是他至死也不懂，真是可憐。”朱元璋聽到這裏默不做聲，待回去拿出《孟子》一查，果然有此說法，於是對文人產生疑慮，心想，該規範一下這些不老實的文人了。
說做就做，他開始兩手抓：一手抓文字獄，一手抓八股文。
柏楊先生對這兩者有一個精闢的評價，他認為文字獄是圍堵，八股文是釣鉤。兩者一起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文化進行摧殘。
其實因文字而獲罪者古已有之，例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宋代蘇軾的“烏台詩案”，等等。這是統治者進行文化規範和統治時常用的手段。畢竟文人的思想最活躍，能夠撼動朝廷基礎的新思想不可能出自普通的老百姓，隻有文人能為之。因此，統治者往往採取一些強硬手段來對付他們。
明文字獄始見於洪武七年（1374）。時蘇州知府魏觀將新府衙建於張士誠宮殿舊址，高啟為其作的《上樑文》中又有“龍蟠虎踞”四個字，因此觸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諱而被腰斬。可憐了這位明初的名士，“瓊姿隻合在瑤台，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這首自比高士的《詠梅》從此也成了人間絕唱。
另一次，浙江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呈上一份《賀表》，其上寫著：“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本是誇讚之言，到皇帝這裏，他讀其表，又悟其裏，終於讀出了弦外之音：“‘‘生’‘者，’‘僧’‘也，以我嚐為僧也。’‘光’‘，則剃髮也，’‘則’‘字音近’‘賊’‘也。竟敢對麵罵朕為僧為賊，豈可留他！”於是這位老先生也沒有逃脫掉腦袋的命運。
而藍玉究竟犯何罪，遭此大難，也許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麵來說明。明中葉的王錡所撰的筆記《寓圃雜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在洪武年間有一個叫王行的文人，特立獨行，為人勇義，乃當時狂狷者。他去南京闖蕩，以教書為業，當時就住在藍玉將軍府的隔壁，因此將軍府中的僕人子弟有很多都在此讀書，藍玉很關心這些孩子，並經常檢查他們的功課，他為老師的教課水平所折服，於是主動結交王行，結果兩人縱論韜略，相見恨晚。藍玉遂將王行請入府中，以師禮相待。不久，藍玉案發，有人勸王行逃走，他斷然曰：“臨難無苟免。”入獄，麵對審問，王行大義凜然地說：“王本一介書生，蒙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於是慷慨就死，進入那一萬五千名被殺者的行列。交結之人品性若此，藍玉本人自不必多說。
縱觀中國歷史，開國皇帝與功臣之間總會有不和諧的音符。其中唐太宗李世民處理得最為妥當，這是因為他氣量恢弘；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也自有其合理之處，而漢高祖劉邦和朱元璋都是大殺開國功臣。其實兩者也有區別，朱元璋身邊的人都是他的同鄉，和他出生入死，與他的交情非同一般。建國之後如果讓他們恪守君臣之禮，或永不起異心，這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證的。因此，為了給以後的子孫掃清道路，他選擇了斬草除根。
據史書記載，太子朱標對朱元璋大開殺戒曾數次勸諫。一次，朱元璋命人找來一根長滿尖刺的荊棘放到朱標麵前，讓他去拿，朱標畏懼，不敢伸手。於是朱元璋說：“汝弗能執與，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思是說我殺人就像去掉荊棘上的尖刺一樣，這樣你將來才可以安坐天下。這話說得倒也在理。
朱元璋的屠戮行為如此聳人聽聞，也與他本人的性格有關。清代史學家趙翼說過這樣的話：“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取天下之人而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
無論如何，經過胡、藍案，宰相一職取消了，開國功臣也被屠戮殆盡。從此皇帝身兼君主與宰相，行使著皇權和相權，如若遇到勵精圖治的好皇帝，就是國家之幸，如果遇到昏庸之輩，那也隻能祈求他對國家的損害小一些了。趙翼說：“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也。”可惜他的後世子孫繼承其“聖賢、豪傑”性格者少，而承其“盜賊”之秉性者多，從而造就了大明王朝十幾位個性鮮明的皇帝，左右著這個龐大帝國的命運。
文字獄與八股文
自古馬上得天下者，不可馬上治天下，於是就要任用文臣。朱元璋也明白這個道理，在開國之初，他重用文臣，文人得了勢，結果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們心裏失衡了，自己流血流汗，辛辛苦苦打下來的江山，憑什麽要你們文人來掌權？於是就向皇帝進讒言：雖然要用文人治天下，但不能輕易相信他們，否則就會上當。
話說到緊要處，他們就開始舉例證明：“張九四（朱元璋的死對頭，張士誠是也）一輩子對文人寵愛有加，總是好房子住著，高薪水拿著，真把他們捧上了天。可是在他做了王爺後，要起一個官名，文人便替他起名為士誠。”朱元璋很納悶地說：“這名字挺好啊！”他們反駁道：“不然，張九四是上大當了！《孟子》一書明明白白地寫著：’‘士，誠小人也。’‘這句話也可說成：’‘士誠，小人也。’‘這是罵他是小人啊，可是他至死也不懂，真是可憐。”朱元璋聽到這裏默不做聲，待回去拿出《孟子》一查，果然有此說法，於是對文人產生疑慮，心想，該規範一下這些不老實的文人了。
說做就做，他開始兩手抓：一手抓文字獄，一手抓八股文。
柏楊先生對這兩者有一個精闢的評價，他認為文字獄是圍堵，八股文是釣鉤。兩者一起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文化進行摧殘。
其實因文字而獲罪者古已有之，例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宋代蘇軾的“烏台詩案”，等等。這是統治者進行文化規範和統治時常用的手段。畢竟文人的思想最活躍，能夠撼動朝廷基礎的新思想不可能出自普通的老百姓，隻有文人能為之。因此，統治者往往採取一些強硬手段來對付他們。
明文字獄始見於洪武七年（1374）。時蘇州知府魏觀將新府衙建於張士誠宮殿舊址，高啟為其作的《上樑文》中又有“龍蟠虎踞”四個字，因此觸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諱而被腰斬。可憐了這位明初的名士，“瓊姿隻合在瑤台，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這首自比高士的《詠梅》從此也成了人間絕唱。
另一次，浙江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呈上一份《賀表》，其上寫著：“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本是誇讚之言，到皇帝這裏，他讀其表，又悟其裏，終於讀出了弦外之音：“‘‘生’‘者，’‘僧’‘也，以我嚐為僧也。’‘光’‘，則剃髮也，’‘則’‘字音近’‘賊’‘也。竟敢對麵罵朕為僧為賊，豈可留他！”於是這位老先生也沒有逃脫掉腦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