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令人驚異的消息是：馬爾旺說，“從今以後，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一切聯繫將由薩達特總統和費薩爾國王直接進行，而不通過兩國國防部長。”
我問：“為什麽告訴我？您怎麽不告訴國防部長呢？”
馬爾旺說：“當然要告訴他。他從國外回來後，我就告訴他。我隻是為了讓您知道此事。”情況如何？我從來不知道。我隻知道我們既沒有得到馬爾旺告訴我的“海王”式直升機，也沒有得到他所說的“幻影”式戰鬥機。
同薩迪克的衝突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日：我同薩迪克發生了最激烈的衝突。出乎意外，爭論的焦點既不是蘇聯人，也不是武裝部隊的指揮問題，而是一個合法權益問題。
在阿拉伯聯合防禦理事會一致通過購買兩艘船隻測量我國沿海海域的計劃之後，我作為阿拉伯國家聯盟負責防務的副秘書長，有責任執行這一決定。我決定派阿卜杜勒·拉烏夫將軍去英國簽訂最後的協議。拉烏夫是一名埃及軍官，臨時離開其部隊。調任阿拉伯國家聯盟聯合軍事指揮部參謀長。他此行的任務是最後辦妥購船的一切手續。拉烏夫今日啟程前往倫敦，但在開羅機場，國防情報部直接奉薩迪克之命將他逮捕，象對待逃犯那樣對待他，並且吊銷了他的護照。這是一次駭人聽聞的違法行為，因為阿拉伯國家聯盟的工作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享有外交豁免權。薩迪克本人也曾舉手贊成拉烏夫將去簽訂的協議。拘留拉烏夫，是薩迪克對我作為阿拉伯國家聯盟副秘書長單獨行使權力的一次蓄意挑戰。
大約在十七時三十分，我參加一次演習後回到辦公室，馬上就聽到了這個消息。二十時，我來到了薩迪克的辦公室。於是發生了兩位老朋友（更不用說一位國防部長和一位參謀長）之間空前激烈的衝突。但是，我實在忍無可忍了。
我說，我們必須去見總統。事情再也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
“好主意！”薩迪克大聲叫喊，臉色同樣氣得發青。“星期六，我同你一起去見總統，讓他在我們之間進行選擇，要麽你留在武裝部隊內，要麽我留。”
第二天是星期五（阿拉伯國家的周末）。薩迪克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解除了拉烏夫在阿拉伯聯合軍事指揮部內的職務，並向倫敦發電報，調回了用於支付合同費用的存款。
四月二十三日十一時三十分：總統在吉薩官邸接見了薩迪克和我。我訴說了一切情況，包括拉烏夫事件和薩迪克不讓我插手情報部與軍官部之類的部門。我說：“總統先生，在這種情況下，由於這些部門完全處於薩迪克將軍的控製之下，我無法對武裝部隊的安全負責。”所謂“武裝部隊的安全”，是“政變”一詞的委婉說法。我敘述了我們在部署t-62坦克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並且闡明了我的觀點。我對於意見分歧並不介意。令我不安的是，薩迪克顯然認為我的意見是受了蘇聯人的影響，並且同他們統一過口徑。
我盡可能用客觀的態度聽薩迪克答辯，但我認為，他的答辯軟弱無力。在拉烏夫問題上，他推諉搪塞。他對付款方式提出了一些疑問，並說情報部掌握了拉烏夫的大量材料，已經下令調查。最後，他答應總統在幾天內報告結果。在國防情報部問題上，他承認應當讓我了解情況，同時又極力維護其不必同我磋商而自行其事的權利。在軍官的升降問題上，他說他有權批準或否定委員會的決定，而且不管怎麽說，他記得隻幹涉過一、兩次。
我插話說：“這是一個原則性問題。你應該有比你個人的看法更有說服力的理由，才能否決由十五名將官組成的委員會作出的決定。軍官的前程不應掌握在某一個人手中。”
薩迪克回答說：“總統先生，您瞧，他想剝奪我的權利。”
在t-62坦克的問題上，我認為薩迪克證實了我的推測，因為他不加掩飾地說，我是站在俄國人一邊同他作對。
總統總是不作任何決定。他對薩迪克將軍說：“穆罕默德，你必須把情報部和軍官部的一切工作情況告訴薩阿德。他也負責這方麵的工作。”
但是，當總統轉身對我說話時，可以看出，薩迪克的意見顯然已經更深地打動了總統的心弦。薩達特說：“薩阿德，你要當心。俄國人會欺騙你的，現在，人人都不喜歡他們。他們明白這一點，因此想利用你。你要吃虧的。”
我再次申明：“總統先生，如果我在某些問題上同俄國人意見一致的話，也不應將此視為我與他們勾結起來反對任何人的證據。我總是說出我認為對我國有利的話，而不管人們會根據這些話把我劃在哪一邊。”
總統說：“我明白，我明白。我知道你是一位愛國者，決不會做任何反對國家的事情。但是，我確實擔心你會上當受騙，誤入歧途。”
三個小時過去了，什麽問題也沒有解決。順利地過了幾個星期之後，情況又惡化了。在這期間，進行了薩迪克答應過的對拉烏夫事件的調查。在薩迪克提名接替拉烏夫的那位人士的大力協助下，開始追查財務上的醜聞。最後，拉烏夫可以受到的全部指控是：他從辦公室裏給在美國的一個女兒打電話，用公款買了一支自來水鋼筆，以及其他雞毛蒜皮的瑣事。
我問：“為什麽告訴我？您怎麽不告訴國防部長呢？”
馬爾旺說：“當然要告訴他。他從國外回來後，我就告訴他。我隻是為了讓您知道此事。”情況如何？我從來不知道。我隻知道我們既沒有得到馬爾旺告訴我的“海王”式直升機，也沒有得到他所說的“幻影”式戰鬥機。
同薩迪克的衝突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日：我同薩迪克發生了最激烈的衝突。出乎意外，爭論的焦點既不是蘇聯人，也不是武裝部隊的指揮問題，而是一個合法權益問題。
在阿拉伯聯合防禦理事會一致通過購買兩艘船隻測量我國沿海海域的計劃之後，我作為阿拉伯國家聯盟負責防務的副秘書長，有責任執行這一決定。我決定派阿卜杜勒·拉烏夫將軍去英國簽訂最後的協議。拉烏夫是一名埃及軍官，臨時離開其部隊。調任阿拉伯國家聯盟聯合軍事指揮部參謀長。他此行的任務是最後辦妥購船的一切手續。拉烏夫今日啟程前往倫敦，但在開羅機場，國防情報部直接奉薩迪克之命將他逮捕，象對待逃犯那樣對待他，並且吊銷了他的護照。這是一次駭人聽聞的違法行為，因為阿拉伯國家聯盟的工作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享有外交豁免權。薩迪克本人也曾舉手贊成拉烏夫將去簽訂的協議。拘留拉烏夫，是薩迪克對我作為阿拉伯國家聯盟副秘書長單獨行使權力的一次蓄意挑戰。
大約在十七時三十分，我參加一次演習後回到辦公室，馬上就聽到了這個消息。二十時，我來到了薩迪克的辦公室。於是發生了兩位老朋友（更不用說一位國防部長和一位參謀長）之間空前激烈的衝突。但是，我實在忍無可忍了。
我說，我們必須去見總統。事情再也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
“好主意！”薩迪克大聲叫喊，臉色同樣氣得發青。“星期六，我同你一起去見總統，讓他在我們之間進行選擇，要麽你留在武裝部隊內，要麽我留。”
第二天是星期五（阿拉伯國家的周末）。薩迪克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解除了拉烏夫在阿拉伯聯合軍事指揮部內的職務，並向倫敦發電報，調回了用於支付合同費用的存款。
四月二十三日十一時三十分：總統在吉薩官邸接見了薩迪克和我。我訴說了一切情況，包括拉烏夫事件和薩迪克不讓我插手情報部與軍官部之類的部門。我說：“總統先生，在這種情況下，由於這些部門完全處於薩迪克將軍的控製之下，我無法對武裝部隊的安全負責。”所謂“武裝部隊的安全”，是“政變”一詞的委婉說法。我敘述了我們在部署t-62坦克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並且闡明了我的觀點。我對於意見分歧並不介意。令我不安的是，薩迪克顯然認為我的意見是受了蘇聯人的影響，並且同他們統一過口徑。
我盡可能用客觀的態度聽薩迪克答辯，但我認為，他的答辯軟弱無力。在拉烏夫問題上，他推諉搪塞。他對付款方式提出了一些疑問，並說情報部掌握了拉烏夫的大量材料，已經下令調查。最後，他答應總統在幾天內報告結果。在國防情報部問題上，他承認應當讓我了解情況，同時又極力維護其不必同我磋商而自行其事的權利。在軍官的升降問題上，他說他有權批準或否定委員會的決定，而且不管怎麽說，他記得隻幹涉過一、兩次。
我插話說：“這是一個原則性問題。你應該有比你個人的看法更有說服力的理由，才能否決由十五名將官組成的委員會作出的決定。軍官的前程不應掌握在某一個人手中。”
薩迪克回答說：“總統先生，您瞧，他想剝奪我的權利。”
在t-62坦克的問題上，我認為薩迪克證實了我的推測，因為他不加掩飾地說，我是站在俄國人一邊同他作對。
總統總是不作任何決定。他對薩迪克將軍說：“穆罕默德，你必須把情報部和軍官部的一切工作情況告訴薩阿德。他也負責這方麵的工作。”
但是，當總統轉身對我說話時，可以看出，薩迪克的意見顯然已經更深地打動了總統的心弦。薩達特說：“薩阿德，你要當心。俄國人會欺騙你的，現在，人人都不喜歡他們。他們明白這一點，因此想利用你。你要吃虧的。”
我再次申明：“總統先生，如果我在某些問題上同俄國人意見一致的話，也不應將此視為我與他們勾結起來反對任何人的證據。我總是說出我認為對我國有利的話，而不管人們會根據這些話把我劃在哪一邊。”
總統說：“我明白，我明白。我知道你是一位愛國者，決不會做任何反對國家的事情。但是，我確實擔心你會上當受騙，誤入歧途。”
三個小時過去了，什麽問題也沒有解決。順利地過了幾個星期之後，情況又惡化了。在這期間，進行了薩迪克答應過的對拉烏夫事件的調查。在薩迪克提名接替拉烏夫的那位人士的大力協助下，開始追查財務上的醜聞。最後，拉烏夫可以受到的全部指控是：他從辦公室裏給在美國的一個女兒打電話，用公款買了一支自來水鋼筆，以及其他雞毛蒜皮的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