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表示同意。這是辦不到的事情，因為我們沒有這種力量。我們需要大量的裝備，但是許多裝備尚在研製之中，有許多裝備蘇聯又不準備給我們。即使蘇聯人向我們提供，我們也要花幾年的時間才能掌握這些裝備，使之完全納入我們的空軍和防空配係。
經過長時間的辯論，薩迪克將軍接受了折衷方案。實際上，他是極其秘密地接受了兩個折衷方案。公開的折衷方案是，他同意發起有限的進攻，但是這種進攻至少要奪占運河以東三、四十英裏處的西奈各主要山口。我們稱這個計劃為“四十一號行動”。事實上，它的唯一優點就是所需的裝備比橫掃西奈的大規模突擊要少，因此向蘇聯人提出的補給清單將不那麽嚇人。這就是我們的目的。製訂“四十一號行動”計劃，要同蘇聯顧問充分合作，使之能對我們在武器裝備方麵的需要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這種計劃工作不妨被視為繼戰略演習之後的富有教益的練習。
與此同時，薩迪克和我達成了真正的妥協，亦即在製訂“四十一號行動”計劃的同時，在對蘇聯人完全保密的情況下計劃另一項行動——“高尖塔”行動。此項計劃將比較注意從我國武裝部隊的實際能力出發，而不是以尚待獲得大量武器供應才會擁有的空想的能力為基礎。其目的就是我所規定的有限目的——突至運河以東五、六英裏處。到一九七一年九月，雖然在參與製訂計劃的極少數人之外沒有人知道這項計劃，甚至連計劃的名稱都沒有聽說過，但是“高尖塔”的大綱已經擬妥。這是埃及第一個現實的進攻計劃。
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四十一號行動”計劃也已擬妥，並附有所需武器裝備的冗長清單。吸收蘇聯顧問參加，依然未能防止發生長時間的老調重彈的爭論：蘇聯人指責我們誇大了需要，埃及人則指責莫斯科遲遲不供應進攻性（不是防禦性）武器。直到薩達特總統和薩迪克將軍一九七一年十月飛往莫斯科，同蘇聯做成了迄今最大的一筆武器交易，“四十一號行動”的需要也沒有全部得到滿足。盡管這筆交易可使我們獲得一百架米格-21mf飛機和一個薩姆-6機動地對空飛彈旅，如果我們揮師向東，越出了固定的薩姆飛彈保護傘，我們的防空力量仍將太弱，無法挫敗敵人的空中襲擊。
但在那時，我更擔心的是薩達特總統的舉止。除了技術上的限製以外，另一個抑製因素是：即使新裝備馬上到達，我們也要花六個月的時間——亦即直到一九七二年四月——才能使之完全編入部隊並為部隊所掌握。掌握一種新的武器係統不象拿起刀叉那麽容易。可是，總統卻不斷地擂動戰鼓，在一次又一次的演說中將一九七一年稱作“決定性的一年”。他從莫斯科回來之後就宣布自任武裝部隊總司令。他說，這是為了顯示其年前就開戰的決心。在埃及宣傳工具歡欣鼓舞地作出的猜測中，就差發動進攻的日期和時間了。
我感到十分不安，於是去找薩迪克將軍。我說：“總統使我們很為難。如果今年真的開戰，他就使我們失去了任何可能達成的突然性。如果今年不開戰，他就是在給以色列製造打擊我們的藉口，至少也是讓以色列得到了要求美國提供更多武器的藉口。”薩迪克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說，他已經同總統討論了這個問題。他還說：“我認為總統是在搞政治訛詐。”
我不那麽喜歡這種訛詐。僅僅是為了保證在政治當局迫使我們發動進攻時不會措手不及，我著手準備實施“高尖塔”計劃。但是，“決定性的一年”無聲無息地消逝了。一九七二年，我們的兩個計劃不斷完善。“四十一號行動”改稱“花崗岩二號”行動，但是除一些細尾末節之外，其他一切——目標、部隊、進攻方向等等——依然照舊。“高尖塔”計劃同樣也無多大變更。
進入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後，我的判斷仍與一九七一年的判斷相同。“高尖塔”是唯一可用我們現有的力量實現的計劃。“花崗岩二號”仍是紙上談兵，以現有的手段不可能實現。誠然，“花崗岩二號”具有一定的魅力，攻占山口將是十分輝煌的勝利。然而，此舉不可能辦到的三條理由依然未變：我們的空軍實施偵察、提供空中掩護或支援地麵作戰的能力有限；我們缺乏彌補上述弱點的機動薩姆飛彈，我方地麵部隊的交通運輸易遭襲擊。在解決這些問題之前就向沙漠地區推進四十五英裏，這無異於再次自尋死路。
“巴德爾計劃”之形成
一九七二年十月底，艾哈邁德·伊斯梅爾·阿裏將軍被任命為國防部長，接替了薩迪克將軍。年初，伊斯梅爾·阿裏在擔任國家情報局局長期間寫過一份報告。這是一份對中東局勢進行政治和戰略估計的報告，專為總統所寫，但也發給上層極少數人。我從這份報告中知道了他對戰爭的一般看法。伊斯梅爾的結論是：埃及尚未作好戰爭準備。他警告說，在目前情況下，埃及發動或領導的任何攻勢，均有可能導致災難。因此，當我謁見新國防部長，向他匯報我們的計劃及其產生經過時，我提醒他勿忘他曾經寫過的東西。
我說：“自從您寫過報告之後，武裝部隊的情況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空軍和機動防空配係的情況則尤其如此。”然而，我接著說道：“盡管如此，我確實相信我們能夠發動一次目的有限的進攻。”在我向他呈示了“花崗岩二號”和“高尖塔”這兩個計劃並且陳述了我對這兩個計劃的分析之後，伊斯梅爾同意我的看法：用目前的力量不可能實現“花崗岩二號”計劃；我們應當執行“高尖塔”計劃。一九七三年春季——六個月之後——被定為可能發動進攻的日期。
經過長時間的辯論，薩迪克將軍接受了折衷方案。實際上，他是極其秘密地接受了兩個折衷方案。公開的折衷方案是，他同意發起有限的進攻，但是這種進攻至少要奪占運河以東三、四十英裏處的西奈各主要山口。我們稱這個計劃為“四十一號行動”。事實上，它的唯一優點就是所需的裝備比橫掃西奈的大規模突擊要少，因此向蘇聯人提出的補給清單將不那麽嚇人。這就是我們的目的。製訂“四十一號行動”計劃，要同蘇聯顧問充分合作，使之能對我們在武器裝備方麵的需要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這種計劃工作不妨被視為繼戰略演習之後的富有教益的練習。
與此同時，薩迪克和我達成了真正的妥協，亦即在製訂“四十一號行動”計劃的同時，在對蘇聯人完全保密的情況下計劃另一項行動——“高尖塔”行動。此項計劃將比較注意從我國武裝部隊的實際能力出發，而不是以尚待獲得大量武器供應才會擁有的空想的能力為基礎。其目的就是我所規定的有限目的——突至運河以東五、六英裏處。到一九七一年九月，雖然在參與製訂計劃的極少數人之外沒有人知道這項計劃，甚至連計劃的名稱都沒有聽說過，但是“高尖塔”的大綱已經擬妥。這是埃及第一個現實的進攻計劃。
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四十一號行動”計劃也已擬妥，並附有所需武器裝備的冗長清單。吸收蘇聯顧問參加，依然未能防止發生長時間的老調重彈的爭論：蘇聯人指責我們誇大了需要，埃及人則指責莫斯科遲遲不供應進攻性（不是防禦性）武器。直到薩達特總統和薩迪克將軍一九七一年十月飛往莫斯科，同蘇聯做成了迄今最大的一筆武器交易，“四十一號行動”的需要也沒有全部得到滿足。盡管這筆交易可使我們獲得一百架米格-21mf飛機和一個薩姆-6機動地對空飛彈旅，如果我們揮師向東，越出了固定的薩姆飛彈保護傘，我們的防空力量仍將太弱，無法挫敗敵人的空中襲擊。
但在那時，我更擔心的是薩達特總統的舉止。除了技術上的限製以外，另一個抑製因素是：即使新裝備馬上到達，我們也要花六個月的時間——亦即直到一九七二年四月——才能使之完全編入部隊並為部隊所掌握。掌握一種新的武器係統不象拿起刀叉那麽容易。可是，總統卻不斷地擂動戰鼓，在一次又一次的演說中將一九七一年稱作“決定性的一年”。他從莫斯科回來之後就宣布自任武裝部隊總司令。他說，這是為了顯示其年前就開戰的決心。在埃及宣傳工具歡欣鼓舞地作出的猜測中，就差發動進攻的日期和時間了。
我感到十分不安，於是去找薩迪克將軍。我說：“總統使我們很為難。如果今年真的開戰，他就使我們失去了任何可能達成的突然性。如果今年不開戰，他就是在給以色列製造打擊我們的藉口，至少也是讓以色列得到了要求美國提供更多武器的藉口。”薩迪克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說，他已經同總統討論了這個問題。他還說：“我認為總統是在搞政治訛詐。”
我不那麽喜歡這種訛詐。僅僅是為了保證在政治當局迫使我們發動進攻時不會措手不及，我著手準備實施“高尖塔”計劃。但是，“決定性的一年”無聲無息地消逝了。一九七二年，我們的兩個計劃不斷完善。“四十一號行動”改稱“花崗岩二號”行動，但是除一些細尾末節之外，其他一切——目標、部隊、進攻方向等等——依然照舊。“高尖塔”計劃同樣也無多大變更。
進入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後，我的判斷仍與一九七一年的判斷相同。“高尖塔”是唯一可用我們現有的力量實現的計劃。“花崗岩二號”仍是紙上談兵，以現有的手段不可能實現。誠然，“花崗岩二號”具有一定的魅力，攻占山口將是十分輝煌的勝利。然而，此舉不可能辦到的三條理由依然未變：我們的空軍實施偵察、提供空中掩護或支援地麵作戰的能力有限；我們缺乏彌補上述弱點的機動薩姆飛彈，我方地麵部隊的交通運輸易遭襲擊。在解決這些問題之前就向沙漠地區推進四十五英裏，這無異於再次自尋死路。
“巴德爾計劃”之形成
一九七二年十月底，艾哈邁德·伊斯梅爾·阿裏將軍被任命為國防部長，接替了薩迪克將軍。年初，伊斯梅爾·阿裏在擔任國家情報局局長期間寫過一份報告。這是一份對中東局勢進行政治和戰略估計的報告，專為總統所寫，但也發給上層極少數人。我從這份報告中知道了他對戰爭的一般看法。伊斯梅爾的結論是：埃及尚未作好戰爭準備。他警告說，在目前情況下，埃及發動或領導的任何攻勢，均有可能導致災難。因此，當我謁見新國防部長，向他匯報我們的計劃及其產生經過時，我提醒他勿忘他曾經寫過的東西。
我說：“自從您寫過報告之後，武裝部隊的情況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空軍和機動防空配係的情況則尤其如此。”然而，我接著說道：“盡管如此，我確實相信我們能夠發動一次目的有限的進攻。”在我向他呈示了“花崗岩二號”和“高尖塔”這兩個計劃並且陳述了我對這兩個計劃的分析之後，伊斯梅爾同意我的看法：用目前的力量不可能實現“花崗岩二號”計劃；我們應當執行“高尖塔”計劃。一九七三年春季——六個月之後——被定為可能發動進攻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