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述慘澹的現實，我得出了就任參謀長以後的第一個結論：我們無力發起大規模攻勢去殲滅西奈半島上的敵軍重兵集團，或者迫其撤出西奈和加薩走廊。我們的力量隻允許我們發起有限的進攻。我們的目的可以是跨過運河，摧毀巴列夫防線，然後採取守勢。任何更加富有進取心的進一步行動，都需要更新裝備、改革訓練和加強準備。
有四大因素促使我得出了上述結論。首先是我們的空軍力量弱。這是一個根本的弱點，因此在整個製訂計劃的過程中，我都極力不使我們的空軍與敵人的空軍發生直接衝突。從一開始，我就採納了兩條主要原則。第一，避免發生空中遭遇戰。第二，在敵人極少可能獲得空中掩護的地方，使用我們的空軍突然襲擊地麵目標。我的意圖主要是讓敵人的地麵部隊和地麵目標領略一下我們的空軍造成的心理影響，同時又使我們的空軍避開空戰。我確信，除非我們謹慎地、深思熟慮地使用空軍，否則我們隻會第三次失掉空軍（這次將在空中失掉）。
導致我得出隻能採取有限行動這一結論的第二個因素是，我們的薩姆飛彈在進攻中使用時具有局限性。在消耗戰的後期，我們的薩姆飛彈陣地顯示了它們的效用。以色列飛行員千方百計地避開這些陣地。敵機隻要從射程以內飛過，薩姆飛彈就擊毀了它們。我確信，即使在抗擊我們的突擊時，敵人的飛行員仍會小心翼翼地避開薩姆飛彈。如果他們膽敢碰一碰，我們就能讓他們付出代價。可是不能忘記：我們的薩姆飛彈是配置在固定陣地上的。
我們從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戰爭中獲得了痛苦的教訓：若缺乏有效的空中掩護，暴露的地麵部隊很容易被打垮。而從消耗戰中，我們也明白了在打擊據有堅固工事的部隊時，空襲的效果有多差。從邏輯上講，我軍向運河以東推進必然需要以薩姆飛彈為基礎的防空配係的支援。我的判斷是：經過充分的準備，我們能夠跨過運河並且向東推進大約六至八英裏，同時仍處於我們緊挨著運河西岸部署的薩姆飛彈的保護傘之下（我們可以將薩姆飛彈部署在戰時迅速構築的野戰發射場上）。但在到達那條地線後，我們必須停止前進，挖壕據守，並且重新組織我們的防空配係。如果讓地麵部隊超過那條地線，而又沒有機動薩姆飛彈跟進掩護，那就會招致災難。
我考慮的第三個因素是需要迫使敵人在不利的條件下作戰。隻有三百萬居民的以色列，戰時要動員其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它不能長期維持這種動員水平而不損害它的經濟和使其服務行業陷入癱瘓狀態。因此，以色列人始終優先考慮兩點。第一點是避免傷亡。不管損失了多麽先進和昂貴的裝備，他們都會無動於衷，因為他們的後台老板總是會火速供應更多的裝備的。但是損失一兵一卒，就會使他們受到傷害。他們優先考慮的第二點是打閃電戰。對他們來說，一場持續數月之久的衝突是最討厭不過的了。因此，如果我們跨過運河之後，能在河東六至八英裏或者稍遠一點的地方鞏固陣地，我們就可以迫使敵人選擇最艱難的行動方案。敵人將不得不對我們的陣地發起衝擊，使我們有機會從空中和地麵打擊他們，給他們造成沉重損失。我們隻要花最小的代價，就可以隨意延長衝突的時間。
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因素最簡單，那就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我參加過五次戰爭，因此深信。平時的演習不管多麽逼真，都不能對部隊產生戰爭帶來的那種心理效果——在戰場上支配士兵行動的恐懼與勇敢、謹慎與莽撞交織在一起的心理狀態。為了訓練官兵進行勢必要到來的大戰，我們首先需要一次小戰，亦即採取一次有限的行動，以便獲得我們的大多數士兵所缺乏的戰鬥經驗。此外，這種行動獲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這一勝利對於恢復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時間內就被打敗過三次的武裝部隊的士氣說來，將大有裨益。在我看來，僅憑這一條理由，我們的頭一仗就應當是一次隻冒適當風險的行動，而不是一次堂吉訶德式的冒險行動。
“四十一號行動”和“高尖塔”
到一九七一年七月初，我就任參謀長不到兩個月，就向當時的國防部長兼武裝部隊總司令穆罕默德·艾哈邁德·薩迪克將軍提出了採取有限行動的計劃。他斷然拒絕了我的計劃。
他說，這一行動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毫無價值。從政治上講，它將一無所得，因為西奈仍將處於敵人的占領之下。從軍事上講，它給我們造成的難題將比給以色列人造成的麻煩更多。我們目前的防禦陣地得到了運河的屏障。運河對於敵人的突擊或襲擊說來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我們將防禦陣地移過運河，不僅會失去運河這個屏障，而且會形成穿過運河上的橋樑的脆弱補給線。薩迪克確信，到我們真正發起進攻的時候，那就必須是沒有限製的強大進攻，幹淨利索地迅速橫掃西奈半島和加薩走廊，殲滅敵軍重兵集團。
我說，他的主張如果有可能辦到的話，我可以同意。但是，我們怎能辦到呢？我們沒有必要的手段，而且我也看不出在近期內會獲得這些手段。薩迪克說，如果蘇聯向我們提供所需的裝備，我們就能夠在一年或許更短一點的時間內發起攻勢。我沒有附和他的這種樂觀的估計，而是再次說明了導致我提出比較有限的計劃的那些分析結果達對此，薩迪克置之不理。他要我擬製一份解放所有失地的計劃。
有四大因素促使我得出了上述結論。首先是我們的空軍力量弱。這是一個根本的弱點，因此在整個製訂計劃的過程中，我都極力不使我們的空軍與敵人的空軍發生直接衝突。從一開始，我就採納了兩條主要原則。第一，避免發生空中遭遇戰。第二，在敵人極少可能獲得空中掩護的地方，使用我們的空軍突然襲擊地麵目標。我的意圖主要是讓敵人的地麵部隊和地麵目標領略一下我們的空軍造成的心理影響，同時又使我們的空軍避開空戰。我確信，除非我們謹慎地、深思熟慮地使用空軍，否則我們隻會第三次失掉空軍（這次將在空中失掉）。
導致我得出隻能採取有限行動這一結論的第二個因素是，我們的薩姆飛彈在進攻中使用時具有局限性。在消耗戰的後期，我們的薩姆飛彈陣地顯示了它們的效用。以色列飛行員千方百計地避開這些陣地。敵機隻要從射程以內飛過，薩姆飛彈就擊毀了它們。我確信，即使在抗擊我們的突擊時，敵人的飛行員仍會小心翼翼地避開薩姆飛彈。如果他們膽敢碰一碰，我們就能讓他們付出代價。可是不能忘記：我們的薩姆飛彈是配置在固定陣地上的。
我們從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戰爭中獲得了痛苦的教訓：若缺乏有效的空中掩護，暴露的地麵部隊很容易被打垮。而從消耗戰中，我們也明白了在打擊據有堅固工事的部隊時，空襲的效果有多差。從邏輯上講，我軍向運河以東推進必然需要以薩姆飛彈為基礎的防空配係的支援。我的判斷是：經過充分的準備，我們能夠跨過運河並且向東推進大約六至八英裏，同時仍處於我們緊挨著運河西岸部署的薩姆飛彈的保護傘之下（我們可以將薩姆飛彈部署在戰時迅速構築的野戰發射場上）。但在到達那條地線後，我們必須停止前進，挖壕據守，並且重新組織我們的防空配係。如果讓地麵部隊超過那條地線，而又沒有機動薩姆飛彈跟進掩護，那就會招致災難。
我考慮的第三個因素是需要迫使敵人在不利的條件下作戰。隻有三百萬居民的以色列，戰時要動員其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它不能長期維持這種動員水平而不損害它的經濟和使其服務行業陷入癱瘓狀態。因此，以色列人始終優先考慮兩點。第一點是避免傷亡。不管損失了多麽先進和昂貴的裝備，他們都會無動於衷，因為他們的後台老板總是會火速供應更多的裝備的。但是損失一兵一卒，就會使他們受到傷害。他們優先考慮的第二點是打閃電戰。對他們來說，一場持續數月之久的衝突是最討厭不過的了。因此，如果我們跨過運河之後，能在河東六至八英裏或者稍遠一點的地方鞏固陣地，我們就可以迫使敵人選擇最艱難的行動方案。敵人將不得不對我們的陣地發起衝擊，使我們有機會從空中和地麵打擊他們，給他們造成沉重損失。我們隻要花最小的代價，就可以隨意延長衝突的時間。
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因素最簡單，那就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我參加過五次戰爭，因此深信。平時的演習不管多麽逼真，都不能對部隊產生戰爭帶來的那種心理效果——在戰場上支配士兵行動的恐懼與勇敢、謹慎與莽撞交織在一起的心理狀態。為了訓練官兵進行勢必要到來的大戰，我們首先需要一次小戰，亦即採取一次有限的行動，以便獲得我們的大多數士兵所缺乏的戰鬥經驗。此外，這種行動獲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這一勝利對於恢復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時間內就被打敗過三次的武裝部隊的士氣說來，將大有裨益。在我看來，僅憑這一條理由，我們的頭一仗就應當是一次隻冒適當風險的行動，而不是一次堂吉訶德式的冒險行動。
“四十一號行動”和“高尖塔”
到一九七一年七月初，我就任參謀長不到兩個月，就向當時的國防部長兼武裝部隊總司令穆罕默德·艾哈邁德·薩迪克將軍提出了採取有限行動的計劃。他斷然拒絕了我的計劃。
他說，這一行動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毫無價值。從政治上講，它將一無所得，因為西奈仍將處於敵人的占領之下。從軍事上講，它給我們造成的難題將比給以色列人造成的麻煩更多。我們目前的防禦陣地得到了運河的屏障。運河對於敵人的突擊或襲擊說來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我們將防禦陣地移過運河，不僅會失去運河這個屏障，而且會形成穿過運河上的橋樑的脆弱補給線。薩迪克確信，到我們真正發起進攻的時候，那就必須是沒有限製的強大進攻，幹淨利索地迅速橫掃西奈半島和加薩走廊，殲滅敵軍重兵集團。
我說，他的主張如果有可能辦到的話，我可以同意。但是，我們怎能辦到呢？我們沒有必要的手段，而且我也看不出在近期內會獲得這些手段。薩迪克說，如果蘇聯向我們提供所需的裝備，我們就能夠在一年或許更短一點的時間內發起攻勢。我沒有附和他的這種樂觀的估計，而是再次說明了導致我提出比較有限的計劃的那些分析結果達對此，薩迪克置之不理。他要我擬製一份解放所有失地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