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寶寶和小弟看到將要隨父母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北平了，也雀躍起來。
隨著「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日子一天天臨近，他們的心情也一天天不平靜起來。
然而，林徽因看到和聽到的消息，使她心中非常不安，雖然日寇已經投降，可是歌樂山上空依然是戰雲密布，蔣介石調兵遣將，準備打內戰。
1946年1月，她從重慶寫給費慰梅的信中說：正因為中國是我的祖國，長期以來我看到它遭受這樣那樣的罹難，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難。這些年來，我忍受了深重苦難。一個人畢生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革命，一點也不輕鬆。正因為如此，每當我察覺有人把涉及千百萬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閑視之時，就無論如何也不能饒恕他……我作為一個「戰爭中受傷的人」，行動不能自如，心情有時很躁。我臥床等了四年，一心盼著這個「勝利日」。接下去是什麽樣，我可沒去想。
我不敢多想。如今，勝利果然到來了，卻又要打內戰，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說，我依稀間一直在盼著它的到來）。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這麽焦灼煩躁地死去，真是太慘了。
在這同時，林徽因為另一樁事心情一直很沉重。營造學社經費來源完全中斷，已無法再維持下去，劉敦楨與陳明達已先後離去，留下的也人心散亂。梁思成覺得，中國古建築研究，經過營造學社同仁數年努力，已基本理清了各個歷史時期的體係沿革，可以告一段落，戰後最需要的是培養建設人才。
他們一家商量著，先到重慶看看病，再到昆明會會老朋友，建議西南聯大負責人梅貽琦在清華大學增設建築係。
過了一段時間，他們搭乘史語所一輛去重慶的汽車，一大早就上路了。去之前，史語所的朋友們勸她：「林小姐，還是到協和醫院去治療吧，重慶畢竟不是北平。」
到了重慶，她大部分時間呆在中研院招待所裏，那時費慰梅來華在美國大使館當文化專員，繼李莊相會不久，她們又第二次在重慶見麵。費慰梅有時開車帶她到城裏去玩，有時開車到郊外南開中學去接在那裏讀書的兒子小弟，有時開車到美國大使館食堂一同就餐，有時到她和費正清剛剛安頓下來的家裏小坐。在重慶，費慰梅還請著名的美國胸外科大夫裏奧。埃婁塞爾博士檢查了她的病情。當她的身體允許的時候，費慰梅還帶她們全家去看戲和電影，林徽因和兒子小弟還參加了馬歇爾將軍在重慶美新處總部舉行的一次招待會，在那裏見到了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周恩來，「基督教將」馮玉祥等名人。
後來，他們又找了一家比較好的教會醫院再次檢查，梁思成說，咱們一定把身體全麵檢查一下，回去路上心裏也踏實。
x光檢查以後，醫生把梁思成叫到治療室說：「現在來太晚了，林女士肺部都已空洞，這裏已經沒有辦法了。」
梁思成如五雷貫頂，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他不知怎麽和林徽因走出醫院的。
林徽因卻很坦然，安慰梁思成：「現在我覺得好多了，回到北平，很快就會恢復過來。」這話如一把刀子紮在梁思成心上，全身每一個器官都在流血。
在重慶他們商定，梁思成先回李莊處理北返事宜，費慰梅同林徽因乘機去昆明。
重訪昆明的住所是軍閥唐繼堯後山上的祖居，那祖居的窗戶很大，有一個豪華的大花園，幾株參天的桉樹，枝條垂下來的芳香隨風搖曳。
長期的分離之後，又有張莫若、錢端升夫婦、老金等老朋友聚集在她的身旁，她欣喜若狂，床邊總是繚繞著沒完沒了的話語。
這年2月28日，林徽因給費慰梅寫信，報告了她昆明之行的情況：我終於又來到了昆明！我來這裏是為三件事，至少有一樁總算徹底實現了。你知道，我是為了把病治好而來的。其次，是來看看這個天朗氣清、薰風和暢、遍地鮮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後並非最無關緊要的，是同我的老朋友們相聚，好好聊聊。前兩個目的還未實現，因為我的病情並未好轉，甚至比在重慶時更厲害了——一到昆明我就臥床不起。但最後一樁我享受到的遠遠超過我的預想。幾天來我所過的是真正舒暢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獨自住李莊時所不敢奢望的。
我花了11天的工夫才充分了解到，處於特殊境遇的朋友們在昆明是怎樣生活的，……
加深了我們久別後相互之間的了解。沒用多少時間，彼此之間的感情就重建起來，並加深了。我們用兩天時間交談了各人的生活狀況、情操和思想。也暢敘了各自對國家大事的看法，還談了各人家庭經濟，以及前後方個人和社會狀況。盡管談得漫無邊際，我們幾個人（張奚若、錢端升、老金和我）之間，也總有著一股相互信任和關切的暖流。更不用說，忽然能重聚的難忘的時刻，所給予我們每個人的喜悅和激奮。
盡管昆明的海拔高度對徽因的呼吸和脈搏有不良的影響，但她周圍有許多老朋友為她作伴，有看不完的書，還有女僕和老金熱心周到的照顧，她心裏感到十分愜意。
林徽因給費慰梅還寫信講述了住在唐繼堯「夢幻別墅」的感受：一切最美好的東西都到花園周圍來值班，那明亮的藍天，峭壁下和小山外的一切……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寶寶和小弟看到將要隨父母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北平了，也雀躍起來。
隨著「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日子一天天臨近，他們的心情也一天天不平靜起來。
然而，林徽因看到和聽到的消息，使她心中非常不安，雖然日寇已經投降，可是歌樂山上空依然是戰雲密布，蔣介石調兵遣將，準備打內戰。
1946年1月，她從重慶寫給費慰梅的信中說：正因為中國是我的祖國，長期以來我看到它遭受這樣那樣的罹難，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難。這些年來，我忍受了深重苦難。一個人畢生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革命，一點也不輕鬆。正因為如此，每當我察覺有人把涉及千百萬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閑視之時，就無論如何也不能饒恕他……我作為一個「戰爭中受傷的人」，行動不能自如，心情有時很躁。我臥床等了四年，一心盼著這個「勝利日」。接下去是什麽樣，我可沒去想。
我不敢多想。如今，勝利果然到來了，卻又要打內戰，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說，我依稀間一直在盼著它的到來）。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這麽焦灼煩躁地死去，真是太慘了。
在這同時，林徽因為另一樁事心情一直很沉重。營造學社經費來源完全中斷，已無法再維持下去，劉敦楨與陳明達已先後離去，留下的也人心散亂。梁思成覺得，中國古建築研究，經過營造學社同仁數年努力，已基本理清了各個歷史時期的體係沿革，可以告一段落，戰後最需要的是培養建設人才。
他們一家商量著，先到重慶看看病，再到昆明會會老朋友，建議西南聯大負責人梅貽琦在清華大學增設建築係。
過了一段時間，他們搭乘史語所一輛去重慶的汽車，一大早就上路了。去之前，史語所的朋友們勸她：「林小姐，還是到協和醫院去治療吧，重慶畢竟不是北平。」
到了重慶，她大部分時間呆在中研院招待所裏，那時費慰梅來華在美國大使館當文化專員，繼李莊相會不久，她們又第二次在重慶見麵。費慰梅有時開車帶她到城裏去玩，有時開車到郊外南開中學去接在那裏讀書的兒子小弟，有時開車到美國大使館食堂一同就餐，有時到她和費正清剛剛安頓下來的家裏小坐。在重慶，費慰梅還請著名的美國胸外科大夫裏奧。埃婁塞爾博士檢查了她的病情。當她的身體允許的時候，費慰梅還帶她們全家去看戲和電影，林徽因和兒子小弟還參加了馬歇爾將軍在重慶美新處總部舉行的一次招待會，在那裏見到了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周恩來，「基督教將」馮玉祥等名人。
後來，他們又找了一家比較好的教會醫院再次檢查，梁思成說，咱們一定把身體全麵檢查一下，回去路上心裏也踏實。
x光檢查以後，醫生把梁思成叫到治療室說：「現在來太晚了，林女士肺部都已空洞，這裏已經沒有辦法了。」
梁思成如五雷貫頂，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他不知怎麽和林徽因走出醫院的。
林徽因卻很坦然，安慰梁思成：「現在我覺得好多了，回到北平，很快就會恢復過來。」這話如一把刀子紮在梁思成心上，全身每一個器官都在流血。
在重慶他們商定，梁思成先回李莊處理北返事宜，費慰梅同林徽因乘機去昆明。
重訪昆明的住所是軍閥唐繼堯後山上的祖居，那祖居的窗戶很大，有一個豪華的大花園，幾株參天的桉樹，枝條垂下來的芳香隨風搖曳。
長期的分離之後，又有張莫若、錢端升夫婦、老金等老朋友聚集在她的身旁，她欣喜若狂，床邊總是繚繞著沒完沒了的話語。
這年2月28日，林徽因給費慰梅寫信，報告了她昆明之行的情況：我終於又來到了昆明！我來這裏是為三件事，至少有一樁總算徹底實現了。你知道，我是為了把病治好而來的。其次，是來看看這個天朗氣清、薰風和暢、遍地鮮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後並非最無關緊要的，是同我的老朋友們相聚，好好聊聊。前兩個目的還未實現，因為我的病情並未好轉，甚至比在重慶時更厲害了——一到昆明我就臥床不起。但最後一樁我享受到的遠遠超過我的預想。幾天來我所過的是真正舒暢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獨自住李莊時所不敢奢望的。
我花了11天的工夫才充分了解到，處於特殊境遇的朋友們在昆明是怎樣生活的，……
加深了我們久別後相互之間的了解。沒用多少時間，彼此之間的感情就重建起來，並加深了。我們用兩天時間交談了各人的生活狀況、情操和思想。也暢敘了各自對國家大事的看法，還談了各人家庭經濟，以及前後方個人和社會狀況。盡管談得漫無邊際，我們幾個人（張奚若、錢端升、老金和我）之間，也總有著一股相互信任和關切的暖流。更不用說，忽然能重聚的難忘的時刻，所給予我們每個人的喜悅和激奮。
盡管昆明的海拔高度對徽因的呼吸和脈搏有不良的影響，但她周圍有許多老朋友為她作伴，有看不完的書，還有女僕和老金熱心周到的照顧，她心裏感到十分愜意。
林徽因給費慰梅還寫信講述了住在唐繼堯「夢幻別墅」的感受：一切最美好的東西都到花園周圍來值班，那明亮的藍天，峭壁下和小山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