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離開這個村莊的時候，社員們搬來了整筐的黃瓜、小紅蘿蔔送給我們。「留下吧，這是咱社裏剛收的，東西不值錢，可是很新鮮。」社長不顧我們的辭謝，硬把筐子送進我們的車裏。
我在車窗口凝視著逐漸遠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頂，回想著金星社長說到的那幾句：「我想著……。」不知為什麽，這句非常平凡的話，聽在耳朵裏，曾給我一種不同凡響的感覺。現在我明白了。這些曾被我輕視過的認為最沒文化的人，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勤勤懇懇地勞動著，他們做的事情是平凡而又偉大的，因為他們讓大地給人類生長出糧食和蔬菜瓜果；他們的理想也是平凡而又偉大的，因為他們要讓茅屋變成瓦房，以便讓人們生活得更加美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過、看做優秀民族代表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他們掌握著近代的科學技術，幹的卻是製造瘟疫。製造死亡的勾當，他們也有理想，這理想便是奴役和消滅掉被壓迫的民族。這兩種人，究竟是誰文明誰野蠻呢？
平房區「細菌工場」遺留下的瓦礫，告訴了人們什麽叫做醜惡，東北烈士館裏每一件烈士的遺物又告訴了人們什麽叫做善良。這裏的每件陳列品都在告訴人們：它的主人當初為了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盡了最後一滴鮮血，讓生命發出了最燦爛的光輝。無論是細菌工場的殘磚爛鐵還是東北烈士館裏的血衣、遺墨，都是一麵鏡子，從這麵鏡子裏照出了我們這群參觀者過去的醜陋形象。
東北烈士館是一座莊嚴的羅馬式建築，當初被偽滿哈爾濱警察署占用過十四年。在那血腥的年代裏，這裏不知有多少骨頭最硬的中國人被審問、拷打、送上刑場。陳列在這裏的烈士照片和遺物，僅僅是極小的一部分。烈士館中每件實物和每件事跡，所指出的具體時間和地點，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憶。事變發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國共產黨滿洲省委召開緊急會議，號召東北的黨員和一切愛國士兵立即武裝起來，和敵人作鬥爭。那個決議書和哈爾濱小戎街三號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靜園的日子。為了挽救民族於危亡，東北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不顧蔣介石的阻攔，自己起來戰鬥了，而我在靜園裏卻加緊了賣國的罪惡活動。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鄭孝胥父子和羅振玉，湯崗子和旅順……
在講解人員介紹楊靖宇將軍的事跡的時候，我又回憶起那幾次「巡幸」到東邊道——楊靖宇、李紅光等將軍的抗聯第一軍活動地區——的情形。我在那裏看見過長白山的頂峰，看見過朝霧和初升的太陽。祖國的山野美景沒動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鐵路兩側的日本憲兵、偽滿國兵和警察。日本人辦的報紙上總在報導東邊道的「土匪」已剿淨，但是那次「巡幸」到這一帶，還是如臨大敵，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後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溝，我還聽說這裏「不太平」。抗日聯軍在這一帶一直戰鬥到日本投降。最後被消滅的不是抗聯，而是自稱勝利者的日本皇軍。抗聯當時麵對著強大的關東軍和裝備優越的偽滿國兵，處境的艱苦是難以想像的，但是從陳列的當時使用過的飯鍋、水壺、自製斧頭、磨得漆皮都沒有了的縫紉機等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這些用具的主人的聲容笑貌——這是我從龍鳳礦那位青年主任的臉上看見過的，是隻有充滿著堅強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聲容笑貌。在一雙用樺樹皮做的鞋子麵前，我似乎聽到了那種自信、高亢的聲調，唱出了那首流傳過的歌謠：
樺皮鞋，是國貨，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繩，皮子就在樹上
剝。樺皮鞋，不簡單，戰士穿上能爬山；時髦小姐買不到，有錢太太沒福
穿。樺皮鞋，真正好，戰士穿上滿山跑，追得鬼子喪了膽，追得汽車嘟嘟
叫！
日本人當初叫我「裁可」一批批的法令，然後據此施行了集家並屯、統製糧穀等等政策，封鎖了山區，用盡一切辦法去斷絕抗聯軍隊與外界的經濟聯繫。它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甚至楊靖宇將軍和一部分部隊被包圍起來了，絕糧的情況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了，但是戰鬥還是在繼續著，繼續到日本人懷疑了自己所有的情報和所有的常識。為什麽這些人沒有糧還在打？他們吃什麽？楊靖宇將軍不幸犧牲了，日本人為了解開這個謎，破開了將軍的肚子，他們從這個堅強不屈的人的胃裏，找到的是草根。樹葉……
我記起了吉岡安直發出過的嘆息：「共產軍，真是可怕！」在擁有飛機、坦克的日本皇軍眼裏，草根竟然是可怕的東西。
在楊靖宇將軍和他的戰友們歌唱著燁皮鞋，嚼著草根，對著那張舊地圖上展望著祖國大地未來的時候，我正在害著怕，怕日本人的拋棄，怕夜間的噩夢，我正吃煩了葷腥，終日打卦念經
楊靖宇將軍遺下的地圖、圖章、血衣和他小時候寫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來。在我身後——我的同伴和日本戰犯們中間傳過來哭泣聲，聲音越來越響。參觀到趙一曼烈士遺像麵前的時候，有人從行列中擠了出來，跪在烈士像前一麵痛哭一麵碰頭在地。
「我就是那個偽警署長……」
這是偽勤勞部大臣於鏡濤，他原先是這個哈爾濱的警察署長，趙一曼烈士當初就押在這個警察署，就是在這間陳列室裏受的審訊，而審訊者之中正有這個於鏡濤。
我在車窗口凝視著逐漸遠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頂，回想著金星社長說到的那幾句：「我想著……。」不知為什麽，這句非常平凡的話，聽在耳朵裏，曾給我一種不同凡響的感覺。現在我明白了。這些曾被我輕視過的認為最沒文化的人，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勤勤懇懇地勞動著，他們做的事情是平凡而又偉大的，因為他們讓大地給人類生長出糧食和蔬菜瓜果；他們的理想也是平凡而又偉大的，因為他們要讓茅屋變成瓦房，以便讓人們生活得更加美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過、看做優秀民族代表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他們掌握著近代的科學技術，幹的卻是製造瘟疫。製造死亡的勾當，他們也有理想，這理想便是奴役和消滅掉被壓迫的民族。這兩種人，究竟是誰文明誰野蠻呢？
平房區「細菌工場」遺留下的瓦礫，告訴了人們什麽叫做醜惡，東北烈士館裏每一件烈士的遺物又告訴了人們什麽叫做善良。這裏的每件陳列品都在告訴人們：它的主人當初為了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盡了最後一滴鮮血，讓生命發出了最燦爛的光輝。無論是細菌工場的殘磚爛鐵還是東北烈士館裏的血衣、遺墨，都是一麵鏡子，從這麵鏡子裏照出了我們這群參觀者過去的醜陋形象。
東北烈士館是一座莊嚴的羅馬式建築，當初被偽滿哈爾濱警察署占用過十四年。在那血腥的年代裏，這裏不知有多少骨頭最硬的中國人被審問、拷打、送上刑場。陳列在這裏的烈士照片和遺物，僅僅是極小的一部分。烈士館中每件實物和每件事跡，所指出的具體時間和地點，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憶。事變發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國共產黨滿洲省委召開緊急會議，號召東北的黨員和一切愛國士兵立即武裝起來，和敵人作鬥爭。那個決議書和哈爾濱小戎街三號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靜園的日子。為了挽救民族於危亡，東北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不顧蔣介石的阻攔，自己起來戰鬥了，而我在靜園裏卻加緊了賣國的罪惡活動。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鄭孝胥父子和羅振玉，湯崗子和旅順……
在講解人員介紹楊靖宇將軍的事跡的時候，我又回憶起那幾次「巡幸」到東邊道——楊靖宇、李紅光等將軍的抗聯第一軍活動地區——的情形。我在那裏看見過長白山的頂峰，看見過朝霧和初升的太陽。祖國的山野美景沒動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鐵路兩側的日本憲兵、偽滿國兵和警察。日本人辦的報紙上總在報導東邊道的「土匪」已剿淨，但是那次「巡幸」到這一帶，還是如臨大敵，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後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溝，我還聽說這裏「不太平」。抗日聯軍在這一帶一直戰鬥到日本投降。最後被消滅的不是抗聯，而是自稱勝利者的日本皇軍。抗聯當時麵對著強大的關東軍和裝備優越的偽滿國兵，處境的艱苦是難以想像的，但是從陳列的當時使用過的飯鍋、水壺、自製斧頭、磨得漆皮都沒有了的縫紉機等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這些用具的主人的聲容笑貌——這是我從龍鳳礦那位青年主任的臉上看見過的，是隻有充滿著堅強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聲容笑貌。在一雙用樺樹皮做的鞋子麵前，我似乎聽到了那種自信、高亢的聲調，唱出了那首流傳過的歌謠：
樺皮鞋，是國貨，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繩，皮子就在樹上
剝。樺皮鞋，不簡單，戰士穿上能爬山；時髦小姐買不到，有錢太太沒福
穿。樺皮鞋，真正好，戰士穿上滿山跑，追得鬼子喪了膽，追得汽車嘟嘟
叫！
日本人當初叫我「裁可」一批批的法令，然後據此施行了集家並屯、統製糧穀等等政策，封鎖了山區，用盡一切辦法去斷絕抗聯軍隊與外界的經濟聯繫。它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甚至楊靖宇將軍和一部分部隊被包圍起來了，絕糧的情況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了，但是戰鬥還是在繼續著，繼續到日本人懷疑了自己所有的情報和所有的常識。為什麽這些人沒有糧還在打？他們吃什麽？楊靖宇將軍不幸犧牲了，日本人為了解開這個謎，破開了將軍的肚子，他們從這個堅強不屈的人的胃裏，找到的是草根。樹葉……
我記起了吉岡安直發出過的嘆息：「共產軍，真是可怕！」在擁有飛機、坦克的日本皇軍眼裏，草根竟然是可怕的東西。
在楊靖宇將軍和他的戰友們歌唱著燁皮鞋，嚼著草根，對著那張舊地圖上展望著祖國大地未來的時候，我正在害著怕，怕日本人的拋棄，怕夜間的噩夢，我正吃煩了葷腥，終日打卦念經
楊靖宇將軍遺下的地圖、圖章、血衣和他小時候寫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來。在我身後——我的同伴和日本戰犯們中間傳過來哭泣聲，聲音越來越響。參觀到趙一曼烈士遺像麵前的時候，有人從行列中擠了出來，跪在烈士像前一麵痛哭一麵碰頭在地。
「我就是那個偽警署長……」
這是偽勤勞部大臣於鏡濤，他原先是這個哈爾濱的警察署長，趙一曼烈士當初就押在這個警察署，就是在這間陳列室裏受的審訊，而審訊者之中正有這個於鏡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