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證來，我感到很遺憾。由於那時我害怕將來會受到祖國的懲罰，心中顧慮重重，雖然說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惡事實，但是為了給自己開脫，我在掩飾自己的罪行的同時，也掩蓋了一部分與自己的罪行有關的歷史真相，以致沒有將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予以充分的、徹底的揭露。
日本帝國主義者和以我為首的那個集團的秘密勾結，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開始了的。日本人對我們這夥人的豢養。培植，本來也是公開的秘密。「九一八」事變後我們這夥人的公開投敵，就是與日本人長期勾結的結果。我為了開脫自己，卻迴避了這個問題，隻顧談了我怎麽被逼和受害。
外邊的帝國主義和裏邊的反動勢力的勾結，跟任何黑幫搭夥一樣，內部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卻把這類事說成好像是善與惡的衝突。
我在法庭上曾有幾次表現了激動。談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時，一個日本律師向我提出，我攻擊了日本天皇的祖宗，這很不合乎東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聲咆哮：「我可是並沒有強迫他們，把我的祖先當他們的祖先！」這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猶忿忿不已。提起了譚玉齡之死，我把自己的懷疑也當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實，並且悲忿地說：「連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殺害！」固然，這時我的心情是激動的，但同時，我更願意人人把我看成是一個被迫害者。
被告的辯護人為了減輕被告的罪，曾使用了許多辦法來對付我，企圖降低我的證言價值，甚至想否定我的證人資格。當然，他們是失敗了；即使他們真把我全否定了，也無法改變被告者的命運。但是如果他們是在利用我的畏懼懲罰的心理，使我少談真相，那麽他們是達到了部分目的。我還記得在我歷數日本戰犯的罪行之後，一個美國律師對我大嚷大叫：「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罪犯，你終究要受中國政府的裁判的！」他這話確實打中了我的要害，說到了我最害怕的地方。我就是出於這種心理，才把投敵叛國說成是被綁架的結果的。我把我與日本的勾結，一律否認，甚至在法庭上拿出了我給南次郎寫的信時，我也堅決否認，說成是日本人偽造的。我掩蓋了這件事，也掩蓋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種種陰謀手段，所以到頭來還是便宜了日本軍國主義者。
我的前半生--一 我隻想到死
一 我隻想到死
押送偽滿戰犯的蘇聯列車，於一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到達了中蘇邊境的綏芬河車站。負責押送的阿斯尼斯大尉告訴我，向中國政府的移交，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辦。他勸我安心地睡一覺。
從伯力上車時，我和家裏的人分開了，被安置在蘇聯軍官們的車廂裏。他們給我準備了啤酒、糖果，一路上說了不少逗趣的話。盡管如此，我仍然覺得他們是在送我去死。我相信隻要我一踏上中國的土地，便沒有命了。
在對麵臥鋪上，阿斯尼斯大尉發出了均勻的呼吸聲。我睜著眼睛，被死亡的恐懼攪得不能入睡。我坐起來，默誦了幾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剛要躺下，站台上傳來了越來越近的腳步聲，好像走來了一隊士兵。我湊近車窗，向外張望，卻看不見人影。皮靴步伐聲漸漸遠去了，隻剩下遠處的燈光在不祥地閃爍著。我嘆了口氣，縮身回到臥鋪的犄角上，望著窗桌上的空酒杯出神。我記起了阿斯尼斯喝酒時說的幾句話：「天亮就看見你的祖國了，回祖國總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你放心，共產黨的政權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國的黨和人民氣量是最大的。」
「欺騙！」我惡狠狠地瞅了躺在對麵臥鋪上的阿斯尼斯一眼，他已經打起鼾來了。「你的話，你的酒，你的糖果，全是欺騙！我的性命跟窗外的露水一樣，太陽一出來便全消失了！你倒睡得瓷實！」
那時在我的腦子裏，隻有祖宗而無祖國，共產黨隻能與「洪水猛獸」聯繫著，決談不上什麽文明。我認為蘇聯雖也是共產黨國家，對我並無非人道待遇，但蘇聯是「盟國」之一，要受到國際協議的約束，不能亂來。至於中國，情況就不同了。中國共產黨打倒了蔣介石，不承認任何「正統」，對於我自然可以為所欲為，毫無顧忌。我在北京、天津、長春幾十年間聽到的宣傳，所謂「共產黨」不過全是「殘酷」、「兇惡」等等字眼的化身，而且比蔣介石對我還仇恨百倍。我到了這種人手裏，還有活路嗎？「好死不如賴活」的思想曾支配了我十來年，現在我認為「賴活」固然是幻想，「好死」也是奢望。
我在各種各樣恐怖的設想中度過了一夜。當天明之後，阿斯尼斯大尉讓我跟他去見中國政府代表的時候，我隻想著一件事：我臨死時有沒有勇氣喊一聲「太祖高皇帝萬歲」？
我昏頭脹腦地隨阿斯尼斯走進一間廂房。這裏坐著兩個中國人，一位穿中山裝，一位穿草綠色的沒有銜級的軍裝，胸前符號上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個字。他們倆站起身跟阿大尉說了幾句話，其中穿中山裝的轉過身對我打量了一下，然後說：
「我奉周恩來總理的命令來接收你們。現在，你們回到了祖國。……」
我低頭等著那軍人給我上手銬。可是那軍人對我瞅著，一動不動。
「他知道我跑不了的。」一個多小時之後，我這樣想著，跟阿斯尼斯走出車廂，上了站台。站台上站著兩排持槍的兵，一邊是蘇聯軍隊，一邊是個個都佩戴著那種符號的中國軍隊。我們從中間走過，上了對麵的列車。在這短暫的片刻時間內，我想起了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就是由戴這種符號的人消滅的。我現在在他們眼裏，大概連個蟲子也不如吧？
日本帝國主義者和以我為首的那個集團的秘密勾結，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開始了的。日本人對我們這夥人的豢養。培植，本來也是公開的秘密。「九一八」事變後我們這夥人的公開投敵，就是與日本人長期勾結的結果。我為了開脫自己，卻迴避了這個問題，隻顧談了我怎麽被逼和受害。
外邊的帝國主義和裏邊的反動勢力的勾結，跟任何黑幫搭夥一樣，內部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卻把這類事說成好像是善與惡的衝突。
我在法庭上曾有幾次表現了激動。談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時，一個日本律師向我提出，我攻擊了日本天皇的祖宗，這很不合乎東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聲咆哮：「我可是並沒有強迫他們，把我的祖先當他們的祖先！」這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猶忿忿不已。提起了譚玉齡之死，我把自己的懷疑也當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實，並且悲忿地說：「連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殺害！」固然，這時我的心情是激動的，但同時，我更願意人人把我看成是一個被迫害者。
被告的辯護人為了減輕被告的罪，曾使用了許多辦法來對付我，企圖降低我的證言價值，甚至想否定我的證人資格。當然，他們是失敗了；即使他們真把我全否定了，也無法改變被告者的命運。但是如果他們是在利用我的畏懼懲罰的心理，使我少談真相，那麽他們是達到了部分目的。我還記得在我歷數日本戰犯的罪行之後，一個美國律師對我大嚷大叫：「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罪犯，你終究要受中國政府的裁判的！」他這話確實打中了我的要害，說到了我最害怕的地方。我就是出於這種心理，才把投敵叛國說成是被綁架的結果的。我把我與日本的勾結，一律否認，甚至在法庭上拿出了我給南次郎寫的信時，我也堅決否認，說成是日本人偽造的。我掩蓋了這件事，也掩蓋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種種陰謀手段，所以到頭來還是便宜了日本軍國主義者。
我的前半生--一 我隻想到死
一 我隻想到死
押送偽滿戰犯的蘇聯列車，於一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到達了中蘇邊境的綏芬河車站。負責押送的阿斯尼斯大尉告訴我，向中國政府的移交，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辦。他勸我安心地睡一覺。
從伯力上車時，我和家裏的人分開了，被安置在蘇聯軍官們的車廂裏。他們給我準備了啤酒、糖果，一路上說了不少逗趣的話。盡管如此，我仍然覺得他們是在送我去死。我相信隻要我一踏上中國的土地，便沒有命了。
在對麵臥鋪上，阿斯尼斯大尉發出了均勻的呼吸聲。我睜著眼睛，被死亡的恐懼攪得不能入睡。我坐起來，默誦了幾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剛要躺下，站台上傳來了越來越近的腳步聲，好像走來了一隊士兵。我湊近車窗，向外張望，卻看不見人影。皮靴步伐聲漸漸遠去了，隻剩下遠處的燈光在不祥地閃爍著。我嘆了口氣，縮身回到臥鋪的犄角上，望著窗桌上的空酒杯出神。我記起了阿斯尼斯喝酒時說的幾句話：「天亮就看見你的祖國了，回祖國總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你放心，共產黨的政權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國的黨和人民氣量是最大的。」
「欺騙！」我惡狠狠地瞅了躺在對麵臥鋪上的阿斯尼斯一眼，他已經打起鼾來了。「你的話，你的酒，你的糖果，全是欺騙！我的性命跟窗外的露水一樣，太陽一出來便全消失了！你倒睡得瓷實！」
那時在我的腦子裏，隻有祖宗而無祖國，共產黨隻能與「洪水猛獸」聯繫著，決談不上什麽文明。我認為蘇聯雖也是共產黨國家，對我並無非人道待遇，但蘇聯是「盟國」之一，要受到國際協議的約束，不能亂來。至於中國，情況就不同了。中國共產黨打倒了蔣介石，不承認任何「正統」，對於我自然可以為所欲為，毫無顧忌。我在北京、天津、長春幾十年間聽到的宣傳，所謂「共產黨」不過全是「殘酷」、「兇惡」等等字眼的化身，而且比蔣介石對我還仇恨百倍。我到了這種人手裏，還有活路嗎？「好死不如賴活」的思想曾支配了我十來年，現在我認為「賴活」固然是幻想，「好死」也是奢望。
我在各種各樣恐怖的設想中度過了一夜。當天明之後，阿斯尼斯大尉讓我跟他去見中國政府代表的時候，我隻想著一件事：我臨死時有沒有勇氣喊一聲「太祖高皇帝萬歲」？
我昏頭脹腦地隨阿斯尼斯走進一間廂房。這裏坐著兩個中國人，一位穿中山裝，一位穿草綠色的沒有銜級的軍裝，胸前符號上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個字。他們倆站起身跟阿大尉說了幾句話，其中穿中山裝的轉過身對我打量了一下，然後說：
「我奉周恩來總理的命令來接收你們。現在，你們回到了祖國。……」
我低頭等著那軍人給我上手銬。可是那軍人對我瞅著，一動不動。
「他知道我跑不了的。」一個多小時之後，我這樣想著，跟阿斯尼斯走出車廂，上了站台。站台上站著兩排持槍的兵，一邊是蘇聯軍隊，一邊是個個都佩戴著那種符號的中國軍隊。我們從中間走過，上了對麵的列車。在這短暫的片刻時間內，我想起了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就是由戴這種符號的人消滅的。我現在在他們眼裏，大概連個蟲子也不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