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四八年間，我家裏的人一度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個收容所裏，這是我第一次跟家裏人分開，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蘇聯當局很照顧我，容許我單獨吃飯。可是誰給我端飯呢？幸而我的嶽父自告奮勇，他不僅給我端飯，連洗衣服都願替我代勞。
為了使我們這批寄生蟲，做些輕微的勞動，收容所給我們在院子裏劃出了一些地塊，讓我們種菜。我和家裏人們分得一小塊，種了青椒、西紅柿、茄子、扁豆等等。看到青苗一天天在生長，我很覺得新奇，於是每天提個水壺接自來水去澆，而且澆得很有趣味。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但主要的興趣，還是在於我很愛吃西紅柿和青椒。當然，我常常想到，這到底不如從菜鋪裏買起來方便。
為了我們學習，收容所當局發給了我們一些中文書籍，並且有一個時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給大家照著本子講《列寧主義問題》和《聯共黨史》。講的人莫名其妙，聽的人也胡裏胡塗。我自己心裏隻是納悶，這和我有什麽關係？假如不讓我留在蘇聯，還要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這兩本書，又有什麽用？
「學習」這兩個字，那時對我說起來，還不如青椒、西紅柿現實一些。每次學習，我坐在講桌旁邊一個特殊的座位上，總是一邊聽「教員」結結巴巴地講我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的「孟什維克」。「國家杜馬」，一邊胡思亂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倫敦，這些珠寶首飾夠我用幾年？」「蘇聯人不吃茄子，這回收下的茄子，怎麽個吃法？」……
不過，我還能裝出很像用心聽的樣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們索性打起鼾來。晚飯後，是自由活動時間，卻另是一個樣：走廊的一頭是幾桌麻將；另一頭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聲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樓上日本戰犯那裏傳來「烏烏烏」的日本戲調子；更稀奇的是有人擺起測字攤，四麵圍著一群人，訊問什麽時候可以回家，家裏發生什麽事沒有。還有些人在臥室裏偷著扶乩，問的全是有關回家的問題。最初幾天，門外的蘇聯哨兵被吵聲驚動，曾經十分驚奇地瞅著這群人，直搖腦袋，後來連他們也習慣了。
在這種時候，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屋子裏，搖我的金錢課，念我的金剛經。……
我的前半生--三 我不認罪
三 我不認罪
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學習，我的思想根本不起變化，認罪自然更談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麵前，我是犯有叛國罪的。但我對這件事，隻看做是命運的偶然安排。「強權就是公理」和「勝者王侯敗者寇」，這就是我那時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該負什麽責任，當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麽思想，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麽思想必須改造。
為了爭取擺脫受懲辦的厄運，我採取的辦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決定我命運的是蘇聯，那麽就向蘇聯討好吧。於是我便以支援戰後蘇聯的經濟建設為詞，向蘇聯獻出了我的珠寶首飾。
我並沒有獻出它的全部，我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來，並讓我的侄子把留下的那部分，藏進一個黑色皮箱的箱底夾層裏。因為夾層小，不能全裝進去，就又往一切我認為可以塞的地方塞，以致連肥皂裏都塞滿了，還是裝不下，最後隻好把未裝下的扔掉。
有一天，蘇聯的翻譯和一個軍官走進大廳，手裏舉著一個亮晃晃的東西向大家問道：
「這是誰的？誰放在院子裏的廢暖氣爐片裏的？」
大廳裏的抑留者們都圍了過去，看出軍官手裏的東西是一些首飾。有人說：「這上麵還有北京銀樓的印記呢，奇怪，這是誰擱的呢？」
我立刻認出來，這是我叫侄子們扔掉的。這時他們都在另一個收容所裏，我也就不去認帳，連忙搖頭道：
「奇怪，奇怪，這是誰擱的呢？……」
不料那翻譯手裏還有一把舊木梳，他拿著它走到我跟前說：
「在一塊的還有這個東西。我記得，這木梳可是你的呢！」
我慌張起來，連忙否認說：「不是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
弄得這兩個蘇聯人沒辦法，怔了一陣，最後隻好走了。他們可能到現在還沒弄清楚，我這個人到底是什麽心理。其實我隻有一個心理，這就是伯承認了這件事會引起他們對我的猜疑，所以我採取了一推二賴的辦法。我推得竟這樣笨，不由得不使他們發怔了。
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飾，還放在爐子裏燒了一批珍珠。在臨離開蘇聯之前，我叫我的傭人大李把最後剩下的一些，扔進了房頂上的煙囪裏。
我對日本人是怨恨的。蘇聯向我調查日寇在東北的罪行時，我以很大的積極性提供了材料。後來我被召到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我痛快淋漓地控訴了日本戰犯。但我每次談起那段歷史，從來都不談我自己的罪過，而且盡力使自己從中擺脫出來。因為我怕自己受審判。
我到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間。我共計出庭了八天，據說這是這個法庭中作證時間最長的一次。那些天的法庭新聞，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獵奇為能事的報紙上的頭等消息。
證實日本侵略中國的真相，說明日本如何利用我這個清朝末代皇帝為傀儡，以進行侵略和統治東北四省，這是對我作證的要求。
為了使我們這批寄生蟲，做些輕微的勞動，收容所給我們在院子裏劃出了一些地塊，讓我們種菜。我和家裏人們分得一小塊，種了青椒、西紅柿、茄子、扁豆等等。看到青苗一天天在生長，我很覺得新奇，於是每天提個水壺接自來水去澆，而且澆得很有趣味。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但主要的興趣，還是在於我很愛吃西紅柿和青椒。當然，我常常想到，這到底不如從菜鋪裏買起來方便。
為了我們學習，收容所當局發給了我們一些中文書籍，並且有一個時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給大家照著本子講《列寧主義問題》和《聯共黨史》。講的人莫名其妙，聽的人也胡裏胡塗。我自己心裏隻是納悶，這和我有什麽關係？假如不讓我留在蘇聯，還要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這兩本書，又有什麽用？
「學習」這兩個字，那時對我說起來，還不如青椒、西紅柿現實一些。每次學習，我坐在講桌旁邊一個特殊的座位上，總是一邊聽「教員」結結巴巴地講我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的「孟什維克」。「國家杜馬」，一邊胡思亂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倫敦，這些珠寶首飾夠我用幾年？」「蘇聯人不吃茄子，這回收下的茄子，怎麽個吃法？」……
不過，我還能裝出很像用心聽的樣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們索性打起鼾來。晚飯後，是自由活動時間，卻另是一個樣：走廊的一頭是幾桌麻將；另一頭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聲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樓上日本戰犯那裏傳來「烏烏烏」的日本戲調子；更稀奇的是有人擺起測字攤，四麵圍著一群人，訊問什麽時候可以回家，家裏發生什麽事沒有。還有些人在臥室裏偷著扶乩，問的全是有關回家的問題。最初幾天，門外的蘇聯哨兵被吵聲驚動，曾經十分驚奇地瞅著這群人，直搖腦袋，後來連他們也習慣了。
在這種時候，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屋子裏，搖我的金錢課，念我的金剛經。……
我的前半生--三 我不認罪
三 我不認罪
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學習，我的思想根本不起變化，認罪自然更談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麵前，我是犯有叛國罪的。但我對這件事，隻看做是命運的偶然安排。「強權就是公理」和「勝者王侯敗者寇」，這就是我那時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該負什麽責任，當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麽思想，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麽思想必須改造。
為了爭取擺脫受懲辦的厄運，我採取的辦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決定我命運的是蘇聯，那麽就向蘇聯討好吧。於是我便以支援戰後蘇聯的經濟建設為詞，向蘇聯獻出了我的珠寶首飾。
我並沒有獻出它的全部，我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來，並讓我的侄子把留下的那部分，藏進一個黑色皮箱的箱底夾層裏。因為夾層小，不能全裝進去，就又往一切我認為可以塞的地方塞，以致連肥皂裏都塞滿了，還是裝不下，最後隻好把未裝下的扔掉。
有一天，蘇聯的翻譯和一個軍官走進大廳，手裏舉著一個亮晃晃的東西向大家問道：
「這是誰的？誰放在院子裏的廢暖氣爐片裏的？」
大廳裏的抑留者們都圍了過去，看出軍官手裏的東西是一些首飾。有人說：「這上麵還有北京銀樓的印記呢，奇怪，這是誰擱的呢？」
我立刻認出來，這是我叫侄子們扔掉的。這時他們都在另一個收容所裏，我也就不去認帳，連忙搖頭道：
「奇怪，奇怪，這是誰擱的呢？……」
不料那翻譯手裏還有一把舊木梳，他拿著它走到我跟前說：
「在一塊的還有這個東西。我記得，這木梳可是你的呢！」
我慌張起來，連忙否認說：「不是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
弄得這兩個蘇聯人沒辦法，怔了一陣，最後隻好走了。他們可能到現在還沒弄清楚，我這個人到底是什麽心理。其實我隻有一個心理，這就是伯承認了這件事會引起他們對我的猜疑，所以我採取了一推二賴的辦法。我推得竟這樣笨，不由得不使他們發怔了。
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飾，還放在爐子裏燒了一批珍珠。在臨離開蘇聯之前，我叫我的傭人大李把最後剩下的一些，扔進了房頂上的煙囪裏。
我對日本人是怨恨的。蘇聯向我調查日寇在東北的罪行時，我以很大的積極性提供了材料。後來我被召到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我痛快淋漓地控訴了日本戰犯。但我每次談起那段歷史，從來都不談我自己的罪過，而且盡力使自己從中擺脫出來。因為我怕自己受審判。
我到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間。我共計出庭了八天，據說這是這個法庭中作證時間最長的一次。那些天的法庭新聞，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獵奇為能事的報紙上的頭等消息。
證實日本侵略中國的真相，說明日本如何利用我這個清朝末代皇帝為傀儡，以進行侵略和統治東北四省，這是對我作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