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揚東方道德之真義。則大局和平，人類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務
遵朕旨，以垂萬囗。欽此！
詔書共有六種，即：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即位詔書」；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的「迴鑾訓民詔書」；
一九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國本奠定詔書」；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時局詔書」；
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的「建國十周年詔書」；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詔書」。
「即位詔書」後來為第五個即「建國十周年詔書」所代替。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詔書」，那是沒有人念的。所以主要的是四個詔書。學生、士兵都必須背誦如流，背不來或背錯的要受一定懲罰。這不但是日本在東北進行奴化的宣傳材料，也是用以鎮壓任何反抗的最高司法根據。東北老百姓如果流露出對殖民統治有一絲不滿，都可能被藉口違背詔書的某一句話而加以治罪。
從每一種詔書的由來上，可以看出一個人的靈魂如何在墮落。前兩個我在前麵說過了，現在說一下第三個，即「國本奠定詔書」是怎麽出世的。
有一天，我在緝熙樓和吉岡呆坐著。他要談的話早已談完，仍賴在那裏不走。我料想他必定還有什麽事情要辦。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擺佛像的地方站住了，鼻子發過了一陣嗯嗯之聲後，回頭向我說：
「佛，這是外國傳進來的。嗯，外國宗教！日滿精神如一體，信仰應該相同，哈？」
然後他向我解釋說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每代天皇都是「現人神」，即大神的化身，日本人民凡是為天皇而死的，死後即成神。
我憑著經驗，知道這又是關東軍正在通過這條高壓線送電。但是他說了這些，就沒電了。我對他的這些神話，費了好幾天功夫，也沒思索出個結果來。
事實是，關東軍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但由於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正因發動的張鼓峰和諾門坎兩次戰事不利，弄得心神不寧，一時還來不及辦。後來植田指揮的這兩次戰役都失敗了，終於被調回國卸職。臨走，他大概想起了這件事，於是在辭行時向我做了進一步的表示：日滿親善，精神如一體，因此滿洲國在宗教上也該與日本一致。他希望我把這件事考慮一下。
「太上皇」每次囑咐我辦的事，我都順從地加以執行，惟有這一次，簡直叫我啼笑皆非，不知所措。這時，胡嗣瑗已經被擠走，陳曾壽已經告退回家，萬繩栻已經病故，佟濟煦自護軍出事以後膽小如鼠，其他的人則無法靠近我。被視為親信並能見我的，隻有幾個妹夫和在「內延」念書的幾個侄子。那時，在身邊給我出謀獻策的人沒有了，那些年輕的妹夫和侄子們又沒閱歷，商量不出個名堂來，我無可奈何地獨自把植田的話想了幾遍。還沒想出個結果，新繼任的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梅津美治郎來了。他通過吉岡向我攤了牌，說日本的宗教就是滿洲的宗教，我應當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過來立為國教。又說，現在正值日本神武天皇紀元二千六百年大慶，是迎接大神的大好時機，我應該親自去日本祝賀，同時把這件事辦好。
後來我才聽說，在日本軍部裏早就醞釀過此事，由於意見不一，未做出決定。據說，有些比較懂得中國人心理的日本人，如本莊繁之流，曾認為這個舉動可能在東北人民中間引起強烈的反感，導致日本更形孤立，故擱了下來。後來由於主謀者斷定，隻要經過一段時間，在下一代的思想中就會紮下根，在中年以上的人中間，也會習以為常，於是便做出了這個最不得人心的決定。他們都沒有想到，這件事不但引起了東北人民更大的仇恨，就是在一般漢奸心裏，也是很不受用的。以我自己來說，這件事就完全違背了我的「敬天法祖」思想，所以我的心情比發生「東陵事件」時更加難受。
我當了皇帝以後，曾因為祭拜祖陵的問題跟吉岡發生過爭執。登極即位祭祖拜陵，這在我是天經地義之事，但是吉岡說，我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滿蒙漢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將引起誤會，這是不可以的。我說我是愛新覺羅的子孫，自然可以祭愛新覺羅的祖先陵墓。他說那可以派個愛新覺羅的其他子孫去辦。爭論結果，當然是我屈服，打消了北陵之行，然而我卻一麵派人去代祭，一麵關上門在家裏自己祭。現在事情竟然發展到不但祭不了祖宗，而且還要換個祖宗，我自然更加不好受了。
自從我在旅順屈服於板垣的壓力以來，盡管我每一件舉動都是對民族祖先的公開背叛，但那時我尚有自己的綱常倫理，還有一套自我寬解的哲學：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舉動看做是恢復祖業、對祖宗盡責的孝行，以後又把種種屈服舉動解釋成「屈蠖求伸之計」，相信祖宗在天之靈必能諒解，且能暗中予以保佑。可是現在，日本人逼著我拋棄祖宗，調換祖宗，這是怎麽也解釋不過去的。
然而，一種潛於靈魂深處的真正屬我所有的哲學，即以自己的利害為行為最高準則的思想提醒了我：如果想保證安全、保住性命，隻得答應下來。當然，在這同時我又找到了自我寬解的辦法，即私下保留祖先靈位，一麵公開承認新祖宗，一麵在家裏祭祀原先的祖宗。因此，我向祖宗靈位預先告祭了一番，就動身去日本了。
遵朕旨，以垂萬囗。欽此！
詔書共有六種，即：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即位詔書」；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的「迴鑾訓民詔書」；
一九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國本奠定詔書」；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時局詔書」；
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的「建國十周年詔書」；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詔書」。
「即位詔書」後來為第五個即「建國十周年詔書」所代替。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詔書」，那是沒有人念的。所以主要的是四個詔書。學生、士兵都必須背誦如流，背不來或背錯的要受一定懲罰。這不但是日本在東北進行奴化的宣傳材料，也是用以鎮壓任何反抗的最高司法根據。東北老百姓如果流露出對殖民統治有一絲不滿，都可能被藉口違背詔書的某一句話而加以治罪。
從每一種詔書的由來上，可以看出一個人的靈魂如何在墮落。前兩個我在前麵說過了，現在說一下第三個，即「國本奠定詔書」是怎麽出世的。
有一天，我在緝熙樓和吉岡呆坐著。他要談的話早已談完，仍賴在那裏不走。我料想他必定還有什麽事情要辦。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擺佛像的地方站住了，鼻子發過了一陣嗯嗯之聲後，回頭向我說：
「佛，這是外國傳進來的。嗯，外國宗教！日滿精神如一體，信仰應該相同，哈？」
然後他向我解釋說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每代天皇都是「現人神」，即大神的化身，日本人民凡是為天皇而死的，死後即成神。
我憑著經驗，知道這又是關東軍正在通過這條高壓線送電。但是他說了這些，就沒電了。我對他的這些神話，費了好幾天功夫，也沒思索出個結果來。
事實是，關東軍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但由於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正因發動的張鼓峰和諾門坎兩次戰事不利，弄得心神不寧，一時還來不及辦。後來植田指揮的這兩次戰役都失敗了，終於被調回國卸職。臨走，他大概想起了這件事，於是在辭行時向我做了進一步的表示：日滿親善，精神如一體，因此滿洲國在宗教上也該與日本一致。他希望我把這件事考慮一下。
「太上皇」每次囑咐我辦的事，我都順從地加以執行，惟有這一次，簡直叫我啼笑皆非，不知所措。這時，胡嗣瑗已經被擠走，陳曾壽已經告退回家，萬繩栻已經病故，佟濟煦自護軍出事以後膽小如鼠，其他的人則無法靠近我。被視為親信並能見我的，隻有幾個妹夫和在「內延」念書的幾個侄子。那時，在身邊給我出謀獻策的人沒有了，那些年輕的妹夫和侄子們又沒閱歷，商量不出個名堂來，我無可奈何地獨自把植田的話想了幾遍。還沒想出個結果，新繼任的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梅津美治郎來了。他通過吉岡向我攤了牌，說日本的宗教就是滿洲的宗教，我應當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過來立為國教。又說，現在正值日本神武天皇紀元二千六百年大慶，是迎接大神的大好時機，我應該親自去日本祝賀，同時把這件事辦好。
後來我才聽說，在日本軍部裏早就醞釀過此事，由於意見不一，未做出決定。據說，有些比較懂得中國人心理的日本人，如本莊繁之流，曾認為這個舉動可能在東北人民中間引起強烈的反感，導致日本更形孤立，故擱了下來。後來由於主謀者斷定，隻要經過一段時間，在下一代的思想中就會紮下根，在中年以上的人中間，也會習以為常，於是便做出了這個最不得人心的決定。他們都沒有想到，這件事不但引起了東北人民更大的仇恨，就是在一般漢奸心裏，也是很不受用的。以我自己來說，這件事就完全違背了我的「敬天法祖」思想，所以我的心情比發生「東陵事件」時更加難受。
我當了皇帝以後，曾因為祭拜祖陵的問題跟吉岡發生過爭執。登極即位祭祖拜陵，這在我是天經地義之事，但是吉岡說，我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滿蒙漢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將引起誤會，這是不可以的。我說我是愛新覺羅的子孫，自然可以祭愛新覺羅的祖先陵墓。他說那可以派個愛新覺羅的其他子孫去辦。爭論結果，當然是我屈服，打消了北陵之行，然而我卻一麵派人去代祭，一麵關上門在家裏自己祭。現在事情竟然發展到不但祭不了祖宗，而且還要換個祖宗，我自然更加不好受了。
自從我在旅順屈服於板垣的壓力以來，盡管我每一件舉動都是對民族祖先的公開背叛，但那時我尚有自己的綱常倫理，還有一套自我寬解的哲學：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舉動看做是恢復祖業、對祖宗盡責的孝行，以後又把種種屈服舉動解釋成「屈蠖求伸之計」，相信祖宗在天之靈必能諒解，且能暗中予以保佑。可是現在，日本人逼著我拋棄祖宗，調換祖宗，這是怎麽也解釋不過去的。
然而，一種潛於靈魂深處的真正屬我所有的哲學，即以自己的利害為行為最高準則的思想提醒了我：如果想保證安全、保住性命，隻得答應下來。當然，在這同時我又找到了自我寬解的辦法，即私下保留祖先靈位，一麵公開承認新祖宗，一麵在家裏祭祀原先的祖宗。因此，我向祖宗靈位預先告祭了一番，就動身去日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