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越來越融入世界體係，並因此越來越無法也不願用政治上不明智的方式謀取其地區的首要地位，但隨之而來的是，在歷史上與中國一向有利益關係的地區事實上出現了一個中國受敬服的範圍，這種情況很可能成為新歐亞大陸地緣政治平衡結構的一部分。統一後的朝鮮是否會擺向這一範圍，主要將取決於日朝和解的程度（美國對此應給予更積極的鼓勵）。但不管如何，沒有中國的認可，朝鮮的統一是難以實現的。
無論如何，出於歷史的和地緣政治的原因，中國都應該把美國視為天然盟友。美國從未像俄羅斯和日本那樣企圖奪取中國領土，也從未像英國那樣羞辱過中國。另外，如果沒有同美國的經得起考驗的戰略共識，中國就不大可能不斷吸引大量外資，以保證其經濟增長並取得地區性的舉足輕重地位。同樣，沒有美中戰略協調關係作為美國參與歐亞事務的東部支柱，美國就不可能有亞洲大陸的地緣戰略。沒有亞洲大陸的地緣戰略，美國就不可能有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因此，對美國來說，中國這個地區大國在被吸收進更廣泛的國際合作框架之後，可以成為一種保障歐亞大陸穩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緣戰略資產。在這個意義上，其重要性不亞於歐洲，其影響力超過日本。
但同歐洲的情況不同，在東方大陸近期內不可能出現一個民主的橋頭堡。這就使美國更有必要把對與中國不斷加深的戰略關係的培育建立在這樣的明確認識的基礎上：一個民主的和經濟上成功的日本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主要夥伴和在全球事務中的重要夥伴。鑑於地區其他國家對它有強烈反感，日本不可能成為一個起主導作用的亞洲地區大國，它卻可以成為領頭的國際性大國之一。但是東京如果能在可稱之為全球問題新議事日程方麵同美國密切合作，同時又不去為成為地區性大國進行徒勞和可能事與願違的努力，那麽，日本將能扮演一個在全球事務中有影響的角色。因此美國政治才能的任務應是引導日本向這一方向發展。美日達成一項創立共同經濟空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將能加強兩國關係和促進上述目標。因此兩國應共同仔細考慮這樣一個協定的效用。
通過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政治關係，美國將能更有把握地一方麵適應中國在本地區的抱負，同時又反對它的更加武斷的行為。隻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建成一種集美國的全球性力量、中國的地區性舉足輕重地位和日本的國際性領頭作用為一體的複雜的三方協作關係。但是，不明智地擴大美國同日本的軍事合作則可能破壞這種廣泛的地緣戰略協作。日本的主要作用不應是美國在遠東的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也不應是美國主要的亞洲軍事夥伴或潛在的亞洲地區性大國。錯誤地引導日本謀求發揮這些作用中的任何一種，都將使美國脫離亞洲大陸，損害同中國達成某種戰略共識的前景，並因此削弱美國在整個歐亞大陸加強穩定的地緣政治多元化的能力。
一個跨歐亞的安全體係可能在下個世紀初葉的某個時候會最終產生一個跨歐亞安全體係。它將加強歐亞地緣政治多元化的穩定性，而排除單一的占支配地位的大國的出現。這樣一個跨洲際的安全協議將包括擴大了的北約——它以一個合作憲章與俄羅斯相連——以及中國和日本（日本仍將以雙邊安全條約與美國相連）。為此，北約首先必須擴大，同時將俄國納入一個更大的地區安全合作框架。另外，美國人與日本人必須緊密磋商和協作，以在遠東地區啟動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政治與安全三角對話。這一美、日、中三方安全會談最終可能吸收更多的亞洲國家參加，然後發展到由這些國家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進行對話。這樣的對話又可以為所有歐亞國家參加的一係列會議鋪平道路，從而開始一個跨洲際安全體係的機製化進程。
到時候，一個更加正式的架構即可開始成型，從而促使一個第一次覆蓋了整個歐亞大陸的跨歐亞安全體係的出現。一旦前麵提出的政策為此創造了必要的前提，這一體係的形成——通過界定其內容然後使其機製化——可能成為下一個十年中最重要的築起新架構的創舉。為了加強跨歐亞安全體係在事關全球穩定的問題上增進有效合作的能力，這一廣泛的跨洲際安全框架還可有一個由歐亞大陸各主要實體組成的常設的安全委員會。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一個結成邦聯的俄羅斯以及印度，可能還包括其他一些國家，可以共同成為這樣一個更加機製化的跨洲際體係的核心。跨歐亞安全體係的最終出現可逐步使美國擺脫某些負擔，雖然美國作為歐亞穩定劑和仲裁者的決定性作用仍會長期保持下去。
在最後一個全球性超級大國之後從長遠看，全球政治註定會變得與一國獨掌霸權力量的狀況越來越不相協調。因此，美國不僅是第一個和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超級大國，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後一個。
這不僅是因為民族國家正日益相互滲透，而且因為知識作為力量正被越來越廣泛地傳播和分享，越來越不受國界的限製。經濟力量也可能會變得更加分散。在未來的年月裏，不大可能再有哪一個大國像美國在本世紀大部分時間裏那樣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的大約30％的水平，更不用說像美國在1945年那樣占世界總產值的50％。根據有些估計，到本世紀末，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仍將占全球的20％，到2020年可能降至10－15％；同時，歐洲、中國和日本等大國的份額將上升到與美國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經濟不再可能由某個單一實體所主宰，就像本世紀美國曾做到的那樣。這顯然將產生深遠的軍事和政治影響。
無論如何，出於歷史的和地緣政治的原因，中國都應該把美國視為天然盟友。美國從未像俄羅斯和日本那樣企圖奪取中國領土，也從未像英國那樣羞辱過中國。另外，如果沒有同美國的經得起考驗的戰略共識，中國就不大可能不斷吸引大量外資，以保證其經濟增長並取得地區性的舉足輕重地位。同樣，沒有美中戰略協調關係作為美國參與歐亞事務的東部支柱，美國就不可能有亞洲大陸的地緣戰略。沒有亞洲大陸的地緣戰略，美國就不可能有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因此，對美國來說，中國這個地區大國在被吸收進更廣泛的國際合作框架之後，可以成為一種保障歐亞大陸穩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緣戰略資產。在這個意義上，其重要性不亞於歐洲，其影響力超過日本。
但同歐洲的情況不同，在東方大陸近期內不可能出現一個民主的橋頭堡。這就使美國更有必要把對與中國不斷加深的戰略關係的培育建立在這樣的明確認識的基礎上：一個民主的和經濟上成功的日本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主要夥伴和在全球事務中的重要夥伴。鑑於地區其他國家對它有強烈反感，日本不可能成為一個起主導作用的亞洲地區大國，它卻可以成為領頭的國際性大國之一。但是東京如果能在可稱之為全球問題新議事日程方麵同美國密切合作，同時又不去為成為地區性大國進行徒勞和可能事與願違的努力，那麽，日本將能扮演一個在全球事務中有影響的角色。因此美國政治才能的任務應是引導日本向這一方向發展。美日達成一項創立共同經濟空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將能加強兩國關係和促進上述目標。因此兩國應共同仔細考慮這樣一個協定的效用。
通過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政治關係，美國將能更有把握地一方麵適應中國在本地區的抱負，同時又反對它的更加武斷的行為。隻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建成一種集美國的全球性力量、中國的地區性舉足輕重地位和日本的國際性領頭作用為一體的複雜的三方協作關係。但是，不明智地擴大美國同日本的軍事合作則可能破壞這種廣泛的地緣戰略協作。日本的主要作用不應是美國在遠東的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也不應是美國主要的亞洲軍事夥伴或潛在的亞洲地區性大國。錯誤地引導日本謀求發揮這些作用中的任何一種，都將使美國脫離亞洲大陸，損害同中國達成某種戰略共識的前景，並因此削弱美國在整個歐亞大陸加強穩定的地緣政治多元化的能力。
一個跨歐亞的安全體係可能在下個世紀初葉的某個時候會最終產生一個跨歐亞安全體係。它將加強歐亞地緣政治多元化的穩定性，而排除單一的占支配地位的大國的出現。這樣一個跨洲際的安全協議將包括擴大了的北約——它以一個合作憲章與俄羅斯相連——以及中國和日本（日本仍將以雙邊安全條約與美國相連）。為此，北約首先必須擴大，同時將俄國納入一個更大的地區安全合作框架。另外，美國人與日本人必須緊密磋商和協作，以在遠東地區啟動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政治與安全三角對話。這一美、日、中三方安全會談最終可能吸收更多的亞洲國家參加，然後發展到由這些國家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進行對話。這樣的對話又可以為所有歐亞國家參加的一係列會議鋪平道路，從而開始一個跨洲際安全體係的機製化進程。
到時候，一個更加正式的架構即可開始成型，從而促使一個第一次覆蓋了整個歐亞大陸的跨歐亞安全體係的出現。一旦前麵提出的政策為此創造了必要的前提，這一體係的形成——通過界定其內容然後使其機製化——可能成為下一個十年中最重要的築起新架構的創舉。為了加強跨歐亞安全體係在事關全球穩定的問題上增進有效合作的能力，這一廣泛的跨洲際安全框架還可有一個由歐亞大陸各主要實體組成的常設的安全委員會。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一個結成邦聯的俄羅斯以及印度，可能還包括其他一些國家，可以共同成為這樣一個更加機製化的跨洲際體係的核心。跨歐亞安全體係的最終出現可逐步使美國擺脫某些負擔，雖然美國作為歐亞穩定劑和仲裁者的決定性作用仍會長期保持下去。
在最後一個全球性超級大國之後從長遠看，全球政治註定會變得與一國獨掌霸權力量的狀況越來越不相協調。因此，美國不僅是第一個和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超級大國，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後一個。
這不僅是因為民族國家正日益相互滲透，而且因為知識作為力量正被越來越廣泛地傳播和分享，越來越不受國界的限製。經濟力量也可能會變得更加分散。在未來的年月裏，不大可能再有哪一個大國像美國在本世紀大部分時間裏那樣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的大約30％的水平，更不用說像美國在1945年那樣占世界總產值的50％。根據有些估計，到本世紀末，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仍將占全球的20％，到2020年可能降至10－15％；同時，歐洲、中國和日本等大國的份額將上升到與美國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經濟不再可能由某個單一實體所主宰，就像本世紀美國曾做到的那樣。這顯然將產生深遠的軍事和政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