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派是偏於積極的現實主義者，他們大都是新一代的政治家和地緣政治思想家。他們認為，日本作為富裕和成功的民主國家，既有機會也有義務使冷戰後的世界與以前確實有所不同。日本也可由此而贏得全球的承認。日本有資格得到這種承認，因為它作為推進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而歷史性地躋身於世界少數幾個真正偉大的國家之列。早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就曾經預言這樣一種更強有力的日本態勢將會出現。但是，在預言這一前景方麵更為人所知的或許要首推1994年發表的頗多爭議的小澤委員會報告。該委員會報告的標題頗能說明問題：《新日本的藍圖：一個民族的反思》。
該委員會是以其主席，即迅速崛起的中間派政治領袖小澤一郎的名字命名的。該報告主張，應該對日本等級森嚴的政治文化實行民主化，並對日本的國際態勢進行反思。報告要求日本成為“正常的國家”。建議在保持日美安全關係的同時，日本應摒棄在國際上的消極被動姿態而積極地參與到全球性的政治中去，尤其是應該在國際維和努力中起帶頭的作用。為此，該報告建議撤銷日本憲法中對向海外派遣日本武裝部隊所作的限製。
對於日本成為“普通國家”的強調雖然沒有明確指出但卻內含這樣一種想法，即日本應在更重要的地緣政治方麵從美國對安全事務的包辦下解放出來。鼓吹這一觀點的人往往爭辯說，在有全球重要意義的問題上，日本應該毫不猶豫地代表亞洲說話，而不是自動地追隨美國的領導。可是，他們在諸如中國日益增長的地區作用和朝鮮前途等敏感問題上卻仍然保持那種有自己特色的含糊其詞，同他們更傳統的同僚們並無多大差別。因此，在有關地區安全的問題上，他們都持有迄今依然強烈的那種日本傾向，即在這兩個問題上仍舊讓美國去承擔首要的責任，而日本僅在美國做得過頭時發揮一點降溫作用。
及至90年代的後半期，這種偏於積極的現實主義派傾向開始在公眾思潮中占據主導地位，並且對日本的外交政策產生了影響。1996年上半年，日本政府開始談論日本的“獨立自主外交”，歷來謹小慎微的日本外務省煞費苦心地把這個詞翻譯成為意思較含糊的（看起來也就不那麽針對美國的）“偏於積極的外交”。
主張第四派取向的國際空想主義者的影響不如前三派大，但偶然也能給日本的觀點注入更為理想化的言辭。這一派往往公開地同如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之類的傑出人士聯繫在一起。這些人士本身大大地突出了對道義上可取的全球目標作出明確承諾對日本的重要性。正因為日本不必承擔地緣政治責任，這些空想主義者常常乞靈於“全球新秩序”的概念去號召日本在為世界大家庭製定和推動一項真正的人道主義議程方麵充當領袖。
所有上述四種取向，在一個關鍵性的地區問題上都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更加多邊化的亞太合作的出現是符合日本利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合作將產生三種積極的效果：有助於套住（也含蓄地限製）中國；有助於把美國拖在亞洲，即便其支配地位將會逐漸地削弱；有助於減輕對日本的不滿情緒，因而有助於加強日本的影響力。雖然在地區內形成一個日本的勢力範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地區內，特別是在那些對中國力量的日益增長感到不安的沿海國家裏，日本獲得某種程度的敬服或許還是有希望的。
所有上述四種觀點也一致地認為，小心謹慎地培養同中國的友情遠比對中國實行在美國領導下的直接遏製要好得多。事實上，美國領導下遏製中國的戰略設想，或者甚至在日、美支持下由菲律賓、汶萊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結成抗衡中國的非正式聯合體的主意，對於日本外交政策機構來說也並無太大的吸引力。在日本人看來，任何類似努力不僅要求美國在日本和韓國無限期地大規模駐軍，而且由於製造了中國的地區利益和美日的地區利益之間容易起火的地緣政治重疊，可能成為會自動實現的關於將同中國發生衝突的預言。有些保守的日本人受到日本和台灣特殊關係設想的誘惑曾在1996年成立日台議員協會，以推進這個目標。中國對此作出了意料之中的敵對反應。其結果勢必阻礙日本漸進式的解放和威脅遠東的經濟繁榮。
由於同樣的原因，很少有人贊同採取相反的政策，即日本和中國之間大妥協。這樣一種古典式的聯盟關係大逆轉的地區後果將是形勢更加不穩定：美國將從本地區撤走；朝鮮半島將立即被置於從屬於中國的地位；日本將不得不聽憑中國擺布。除了也許有少數極端主義者會歡迎以外，這不是一種誘人的前景。由於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的邊緣化和在歷史上受到鄙視，已無其他東西可以取代這樣一個基本共識：即同美國的聯繫仍是日本最主要的生命線。失去了同美國的聯繫，日本既不可能確保穩定的石油供應，也不可能在中國的核彈（也許不久後還有朝鮮的核彈）麵前保護自己。唯一真正的政策問題是，如何最恰當地運用同美國的關係推進日本的利益。
相應地，日本人根據美國的願望一直在加強美日軍事合作，包括看起來是把合作的範圍從較為具體的“遠東”擴大到更為廣泛的“亞太方案”。1996年初，在覆審所謂的美日防務指導方針時，日本政府也把這一方針的適用範圍作了擴大，可能使用日本防衛力量的範圍從“遠東有事”擴大到“日本周圍地區有事”。日本願意在這個問題上向美國讓步是受到了下列原因的驅使：越來越懷疑美國長期駐留亞洲的能力；擔心中國的崛起（和美國對這一點看起來所懷的憂慮）在將來的某個時候仍可能把一種日本所不能接受的選擇強加於日本：要末站在美國一邊去反對中國，要末沒有美國而與中國結盟。
該委員會是以其主席，即迅速崛起的中間派政治領袖小澤一郎的名字命名的。該報告主張，應該對日本等級森嚴的政治文化實行民主化，並對日本的國際態勢進行反思。報告要求日本成為“正常的國家”。建議在保持日美安全關係的同時，日本應摒棄在國際上的消極被動姿態而積極地參與到全球性的政治中去，尤其是應該在國際維和努力中起帶頭的作用。為此，該報告建議撤銷日本憲法中對向海外派遣日本武裝部隊所作的限製。
對於日本成為“普通國家”的強調雖然沒有明確指出但卻內含這樣一種想法，即日本應在更重要的地緣政治方麵從美國對安全事務的包辦下解放出來。鼓吹這一觀點的人往往爭辯說，在有全球重要意義的問題上，日本應該毫不猶豫地代表亞洲說話，而不是自動地追隨美國的領導。可是，他們在諸如中國日益增長的地區作用和朝鮮前途等敏感問題上卻仍然保持那種有自己特色的含糊其詞，同他們更傳統的同僚們並無多大差別。因此，在有關地區安全的問題上，他們都持有迄今依然強烈的那種日本傾向，即在這兩個問題上仍舊讓美國去承擔首要的責任，而日本僅在美國做得過頭時發揮一點降溫作用。
及至90年代的後半期，這種偏於積極的現實主義派傾向開始在公眾思潮中占據主導地位，並且對日本的外交政策產生了影響。1996年上半年，日本政府開始談論日本的“獨立自主外交”，歷來謹小慎微的日本外務省煞費苦心地把這個詞翻譯成為意思較含糊的（看起來也就不那麽針對美國的）“偏於積極的外交”。
主張第四派取向的國際空想主義者的影響不如前三派大，但偶然也能給日本的觀點注入更為理想化的言辭。這一派往往公開地同如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之類的傑出人士聯繫在一起。這些人士本身大大地突出了對道義上可取的全球目標作出明確承諾對日本的重要性。正因為日本不必承擔地緣政治責任，這些空想主義者常常乞靈於“全球新秩序”的概念去號召日本在為世界大家庭製定和推動一項真正的人道主義議程方麵充當領袖。
所有上述四種取向，在一個關鍵性的地區問題上都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更加多邊化的亞太合作的出現是符合日本利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合作將產生三種積極的效果：有助於套住（也含蓄地限製）中國；有助於把美國拖在亞洲，即便其支配地位將會逐漸地削弱；有助於減輕對日本的不滿情緒，因而有助於加強日本的影響力。雖然在地區內形成一個日本的勢力範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地區內，特別是在那些對中國力量的日益增長感到不安的沿海國家裏，日本獲得某種程度的敬服或許還是有希望的。
所有上述四種觀點也一致地認為，小心謹慎地培養同中國的友情遠比對中國實行在美國領導下的直接遏製要好得多。事實上，美國領導下遏製中國的戰略設想，或者甚至在日、美支持下由菲律賓、汶萊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結成抗衡中國的非正式聯合體的主意，對於日本外交政策機構來說也並無太大的吸引力。在日本人看來，任何類似努力不僅要求美國在日本和韓國無限期地大規模駐軍，而且由於製造了中國的地區利益和美日的地區利益之間容易起火的地緣政治重疊，可能成為會自動實現的關於將同中國發生衝突的預言。有些保守的日本人受到日本和台灣特殊關係設想的誘惑曾在1996年成立日台議員協會，以推進這個目標。中國對此作出了意料之中的敵對反應。其結果勢必阻礙日本漸進式的解放和威脅遠東的經濟繁榮。
由於同樣的原因，很少有人贊同採取相反的政策，即日本和中國之間大妥協。這樣一種古典式的聯盟關係大逆轉的地區後果將是形勢更加不穩定：美國將從本地區撤走；朝鮮半島將立即被置於從屬於中國的地位；日本將不得不聽憑中國擺布。除了也許有少數極端主義者會歡迎以外，這不是一種誘人的前景。由於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的邊緣化和在歷史上受到鄙視，已無其他東西可以取代這樣一個基本共識：即同美國的聯繫仍是日本最主要的生命線。失去了同美國的聯繫，日本既不可能確保穩定的石油供應，也不可能在中國的核彈（也許不久後還有朝鮮的核彈）麵前保護自己。唯一真正的政策問題是，如何最恰當地運用同美國的關係推進日本的利益。
相應地，日本人根據美國的願望一直在加強美日軍事合作，包括看起來是把合作的範圍從較為具體的“遠東”擴大到更為廣泛的“亞太方案”。1996年初，在覆審所謂的美日防務指導方針時，日本政府也把這一方針的適用範圍作了擴大，可能使用日本防衛力量的範圍從“遠東有事”擴大到“日本周圍地區有事”。日本願意在這個問題上向美國讓步是受到了下列原因的驅使：越來越懷疑美國長期駐留亞洲的能力；擔心中國的崛起（和美國對這一點看起來所懷的憂慮）在將來的某個時候仍可能把一種日本所不能接受的選擇強加於日本：要末站在美國一邊去反對中國，要末沒有美國而與中國結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