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所有這一切都已經成為過去。當時日本正在恢復，中國搞自我孤立，而歐亞大陸則發生了兩極分化。與此形成對照的，日本的政治精英現已意識到，一個在經濟上融入世界之中的富裕的日本，不可能再把自我致富定為國家的主要目標而又不引起國際上的反感。再說，一個經濟上強大的日本，特別是一個同美國相競爭的日本，不可能隻是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延伸而同時又迴避任何國際政治責任。一個政治上有更大影響的日本，特別是謀求國際承認（例如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日本，不可能在影響世界和平的更關鍵的安全問題或者地緣政治問題上迴避表明自己的立場。
結果，近些年來，由一些日本政府的和私人的機構撰寫的種種專門研究文章和報告，紛紛出籠。著名的政治家和教授們闡述日本在後冷戰時代使命的著作往往引起爭論，但大量出版而泛濫於世。比如，首相顧問班子通口委員會1994年夏天發表的報告，提出了“日本安全政策的三大支柱”，既強調美日安保關係的首要性，也主張進行亞洲多邊安全對話；1994年的小澤委員會報告“新日本的藍圖”；1995年5月《讀賣新聞》的“全麵的保安政策”要點，其中提出要在海外為維和使用日本的軍事力量；1996年4月日本的公司經理協會在富士銀行思想庫的協助下撰寫的報告提出要求美日防務體製應該更加平等和均衡；1996年6月日本國際事務論壇向首相提出的題為“亞太地區安全體製的可能性和作用”的報告；還有在過去幾年裏出版的許多書籍和文章，往往有更多的爭辯，提出的建議也更加極端，而且比上述大多代表主流的報告得到西方傳媒更廣泛的引用。例如1996年由一名日本將軍編的書竟敢推斷在某些情況下，美國會無力庇護日本，因此日本應該擴大自己的國防能力。此書引起報刊廣泛評論。（見康廣森野將軍編的“下一代的地麵自衛部隊”和1996年3月4日《產經新聞》的評論“美國來援救我們的神話”）這些文章和書籍中許多對美日安全同盟的持久性和可取性進行了推測，並主張日本應該奉行更加積極的外交，特別是對華外交，或者在地區內發揮更加有力的軍事作用。如果從政府間對話的情況來判斷美日關係狀況的話，那麽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兩國關係到90年代中期已進入了一個危機階段。
可是，在政府政策方麵，經過認真討論提出的建議，總的來說還是比較清醒、有分寸和溫和的。極端的選擇方案——徹頭徹尾的和平主義（帶有反美味道）或者單方麵大規模地重新武裝（必須對憲法進行修改，並置美國和地區內的不利反應於不顧）的方案沒有贏得多少人的支持。近些年來，公開的和平主義的呼籲，如果還有的話，也是越來越少了。單邊主義和軍國主義盡管有一些口若懸河的鼓吹者，也未能贏得多少公眾的支持。大部分公眾，當然還有有影響的實業界精英，已經深切地意識到，這兩種辦法都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政策選擇，而隻能在實際上給日本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危害。
以政治為主導的公眾討論，首先在日本的基本國際態勢問題上提出了不同的重點，其次在地緣政治的優先次序方麵也出現了一些次要的差異。粗略地說來，可以看出有三種主要的取向，也許還有第四種較為次要的取向。這些不同取向可以冠之以下列名稱：不知羞恥的“美國第一”派；全球重商主義派；趨向積極的現實主義派以及國際空想派。可是，歸根到底，這四派的取向都有一個相同的總目標和同樣的主要憂慮：利用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去爭取全球對日本的承認，與此同時避免亞洲對日本產生敵意，並在條件尚不成熟時避免使美國的安全保護傘受損。
第一派取向的出發點是，仍應把維護目前存在的（被確認並不對等的）美日關係作為日本地緣戰略的主要核心。持這一派觀點的人和大多數日本人一樣希望日本在國際上贏得更大的承認並在聯盟中享有更平等的地位。但是，正如宮澤喜一首相1993年1月所說過的那樣，他們的第一信條是“正在步入21世紀的世界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日本和美國……是否能夠在持共同看法的基礎上提供協調的領導”。這一觀點在國際派政治精英中和近20年來掌握外交決策權的機構裏一直占主導地位。在中國的地區作用和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存在這樣的關鍵性地緣戰略問題上，這一領導集團一直是支持美國的，但是他們也把自己的作用視為製約美國對中國採取任何對抗姿態的傾向的一個源泉。事實上，即使是這一派人士也日益傾向於強調需要建立更加密切的日中關係。他們認為，日中關係的重要性僅次於日美關係。
第二派取向並不反對日本地緣戰略政策與美國一致，但是，他們認為坦率地承認和接受日本主要是一個經濟大國這一事實，對日本最為有利。這一派的觀點往往同傳統上勢力很大的通商產業省的官僚和日本最大的貿易和出口商有聯繫。根據這一派觀點，日本的相對非軍事化是一種值得保留的資產。在美國確保日本安全的條件下，日本可以自由地奉行全球性經濟介入的政策，而這一政策將悄悄地提高日本在全球的地位。
在一個理想化的世界裏，這第二派取向贊成奉行至少是事實上的中立主義政策，讓美國去平衡中國在地區內的實力並由此去保護台灣和韓國。這樣，日本能夠不受牽製地進一步發展同大陸和東南亞的經濟關係。可是，在現有的政治現實中，全球重商主義派接受美日同盟是一種必要的安排，包括為武裝部隊提供並不大的預算開支（仍然不過多超過本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但是他們並不熱心於使這一同盟具有重大的地區性含義。
結果，近些年來，由一些日本政府的和私人的機構撰寫的種種專門研究文章和報告，紛紛出籠。著名的政治家和教授們闡述日本在後冷戰時代使命的著作往往引起爭論，但大量出版而泛濫於世。比如，首相顧問班子通口委員會1994年夏天發表的報告，提出了“日本安全政策的三大支柱”，既強調美日安保關係的首要性，也主張進行亞洲多邊安全對話；1994年的小澤委員會報告“新日本的藍圖”；1995年5月《讀賣新聞》的“全麵的保安政策”要點，其中提出要在海外為維和使用日本的軍事力量；1996年4月日本的公司經理協會在富士銀行思想庫的協助下撰寫的報告提出要求美日防務體製應該更加平等和均衡；1996年6月日本國際事務論壇向首相提出的題為“亞太地區安全體製的可能性和作用”的報告；還有在過去幾年裏出版的許多書籍和文章，往往有更多的爭辯，提出的建議也更加極端，而且比上述大多代表主流的報告得到西方傳媒更廣泛的引用。例如1996年由一名日本將軍編的書竟敢推斷在某些情況下，美國會無力庇護日本，因此日本應該擴大自己的國防能力。此書引起報刊廣泛評論。（見康廣森野將軍編的“下一代的地麵自衛部隊”和1996年3月4日《產經新聞》的評論“美國來援救我們的神話”）這些文章和書籍中許多對美日安全同盟的持久性和可取性進行了推測，並主張日本應該奉行更加積極的外交，特別是對華外交，或者在地區內發揮更加有力的軍事作用。如果從政府間對話的情況來判斷美日關係狀況的話，那麽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兩國關係到90年代中期已進入了一個危機階段。
可是，在政府政策方麵，經過認真討論提出的建議，總的來說還是比較清醒、有分寸和溫和的。極端的選擇方案——徹頭徹尾的和平主義（帶有反美味道）或者單方麵大規模地重新武裝（必須對憲法進行修改，並置美國和地區內的不利反應於不顧）的方案沒有贏得多少人的支持。近些年來，公開的和平主義的呼籲，如果還有的話，也是越來越少了。單邊主義和軍國主義盡管有一些口若懸河的鼓吹者，也未能贏得多少公眾的支持。大部分公眾，當然還有有影響的實業界精英，已經深切地意識到，這兩種辦法都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政策選擇，而隻能在實際上給日本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危害。
以政治為主導的公眾討論，首先在日本的基本國際態勢問題上提出了不同的重點，其次在地緣政治的優先次序方麵也出現了一些次要的差異。粗略地說來，可以看出有三種主要的取向，也許還有第四種較為次要的取向。這些不同取向可以冠之以下列名稱：不知羞恥的“美國第一”派；全球重商主義派；趨向積極的現實主義派以及國際空想派。可是，歸根到底，這四派的取向都有一個相同的總目標和同樣的主要憂慮：利用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去爭取全球對日本的承認，與此同時避免亞洲對日本產生敵意，並在條件尚不成熟時避免使美國的安全保護傘受損。
第一派取向的出發點是，仍應把維護目前存在的（被確認並不對等的）美日關係作為日本地緣戰略的主要核心。持這一派觀點的人和大多數日本人一樣希望日本在國際上贏得更大的承認並在聯盟中享有更平等的地位。但是，正如宮澤喜一首相1993年1月所說過的那樣，他們的第一信條是“正在步入21世紀的世界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日本和美國……是否能夠在持共同看法的基礎上提供協調的領導”。這一觀點在國際派政治精英中和近20年來掌握外交決策權的機構裏一直占主導地位。在中國的地區作用和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存在這樣的關鍵性地緣戰略問題上，這一領導集團一直是支持美國的，但是他們也把自己的作用視為製約美國對中國採取任何對抗姿態的傾向的一個源泉。事實上，即使是這一派人士也日益傾向於強調需要建立更加密切的日中關係。他們認為，日中關係的重要性僅次於日美關係。
第二派取向並不反對日本地緣戰略政策與美國一致，但是，他們認為坦率地承認和接受日本主要是一個經濟大國這一事實，對日本最為有利。這一派的觀點往往同傳統上勢力很大的通商產業省的官僚和日本最大的貿易和出口商有聯繫。根據這一派觀點，日本的相對非軍事化是一種值得保留的資產。在美國確保日本安全的條件下，日本可以自由地奉行全球性經濟介入的政策，而這一政策將悄悄地提高日本在全球的地位。
在一個理想化的世界裏，這第二派取向贊成奉行至少是事實上的中立主義政策，讓美國去平衡中國在地區內的實力並由此去保護台灣和韓國。這樣，日本能夠不受牽製地進一步發展同大陸和東南亞的經濟關係。可是，在現有的政治現實中，全球重商主義派接受美日同盟是一種必要的安排，包括為武裝部隊提供並不大的預算開支（仍然不過多超過本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但是他們並不熱心於使這一同盟具有重大的地區性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