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清的實踐來看，中央化解改革積累的風險，多採取延遲甚至取消改革的辦法。但放棄具體的改革措施，並不意味著舊有的矛盾能得到解決，新舊矛盾越積越多，到最後終於積重難返。這也是選擇循序漸進的改革的代價，如果選擇劇烈的“休克”療法，或許能徹底解決一些問題，也有可能就此昏死過去成了植物人。
【《中國經營報》記者】恭親王與慈禧的關係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你如何定位？他們是中國傳統的帝權與相權的博弈嗎？他們之間的微妙關係又如何影響了清末改革的走向？
【雪珥】恭親王與慈禧，就是政治搭檔的關係，我將此稱為“叔嫂共和”，其實就是“垂簾聽政”與“親王輔政”兩種並存的特殊體製，一種特殊的“一國兩製”。我們歷來隻強調了“垂簾聽政”，卻忽視了“親王輔政”，這很容易導致對晚清政治運行機製的誤判，以為慈禧太後可以一手遮天。
恭親王與慈禧太後之間，當然是有合作、有鬥爭。摩擦的存在，是古今中外任何一種合作模式必有的伴生品。1884年中法戰爭時，慈禧太後成功地將恭親王罷免，但還是必須換上醇親王負責“親王輔政”，而不能隻搞“垂簾聽政”。
清代從多爾袞～孝莊太後的“叔嫂共和”之後，到了末代又出現三段：恭親王～兩宮太後、醇親王～兩宮太後、攝政王～隆裕太後。從權力製衡的角度說，這種“叔嫂共和”是最能有效防止親貴篡權或外戚專權的製度設計。晚清五十年，三任皇帝幾乎都是少不更事的年齡，而且內憂外患嚴峻，但朝局卻沒有出現大的波動，既沒有出朱棣，也沒有出武則天，縱觀中國歷史，這是相當不容易的。“叔嫂共和”這種創造性的權力製衡設計，確保了晚清的政局不因“叔嫂”之間的矛盾而發生大的動盪。
【《中國經營報》記者】你的寫作，有一個國內學者無法取代的優勢，就是對大量海外史料的掌握。通過你對一些海外史料的鉤沉，我們發現，清末的國際環境並沒有那麽險惡，而且西方列強似乎對中國的改革及改革者一直抱有某種期待，這是歷史的真實嗎？還是你嬌枉過正的結果？當時的國際環境怎樣影響了清末改革路線？
【雪鮮】並非我矯枉過正，而是歷史本身已經被後世有意識地誤讀了。
晚清的國際形勢，正如恭親王等所分析的，隻要自己處置得當，就很難出現列強“合而謀我”的局麵。在恭親王的年代，列強中除了俄國和日本，幾乎沒有哪個國家真正是對中國有領土野心的，當然，他們都在索取各自的利益。
後世總是批評恭親王和李鴻章等的“以夷製夷”政策，但那些批評者似乎也沒有能力回答：作為一個弱國兼大國，除此之外還能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嗎？除日俄兩國之外，中國的穩定、富裕乃至逐漸強大，與列強的根本利益並沒有衝突，甚至還有促進。這也是列強之所以在太平天國動亂時，決心援助大清政府，而非那位自稱是耶穌弟弟的洪教主。可以說，恭親王執政後，中國爭取到了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第一輪改革開放（洋務運動）的三十年，就得益於這一時期的和平與均衡。
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恭親王等的改革路線就是要成長為西方那樣的強國，同時盡可能地保留自己“最具有先進性”的社會製度和文化。這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但區別在於，大清國能動用的中央權威資源，被迅速消耗，而日本卻通過尊王攘夷等，強化了中央的權威資源，迅速將改革的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戰鬥力。
中國近代史固然充滿了屈辱，但我們不能因此抹殺這其中的轉機和相當程度的復興。在甲午戰爭之前，清帝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是在不斷上升的，在一些國際衝突中，清帝國似乎比後世的一些政權更具有亮劍的勇氣。而即使那些屈辱的不平等條約，也幾乎都是在清帝國血戰之後或兵臨城下之時被迫簽訂的，沒有一個是為了內鬥的需要而主動投懷送抱。民國開始，為了宣傳的需要，執政者總是要把清政府描繪成一團漆黑，以便顯示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
【《中國經營報》記者】我們知道，你除了公務員、商人、律師的經歷，還曾做過財經作家，今天你又選擇了一家財經媒體開設專欄，你是否有某種媒體情結？為何在財經媒體刊載自己的歷史研究成果？
【雪珥】我開始近代史的寫作，至今已經五年多了。隨著讀者群的不斷擴大，我也發現在一些場合，包括紅牆之內和國土之外，在讚美聲或討伐聲中，我的文章和觀點有時會被有意無意地誤讀了。研究歷史，資治通鑑是我的主要目的。我把自己的寫作模式又定位在“歷史現場記者述評”，有意識地強化了現場感和現實感，便於讀者自我“代入”，這些都促使我在選擇發布渠道上十分慎重，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聯想。
曾經有海外媒體約請我開設專欄，開出了十分誘人的稿酬，但我謝絕了。不是我想和錢過不去，而是我不想被人當槍使。我有自己的生意，可以養家餬口，不必賣文為生，賺取版稅和稿酬被嚴格限定在“賣藝不賣身”。隻有經濟上的獨立，才能保證人格上的獨立，才能保持思想的貞潔。
【《中國經營報》記者】恭親王與慈禧的關係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你如何定位？他們是中國傳統的帝權與相權的博弈嗎？他們之間的微妙關係又如何影響了清末改革的走向？
【雪珥】恭親王與慈禧，就是政治搭檔的關係，我將此稱為“叔嫂共和”，其實就是“垂簾聽政”與“親王輔政”兩種並存的特殊體製，一種特殊的“一國兩製”。我們歷來隻強調了“垂簾聽政”，卻忽視了“親王輔政”，這很容易導致對晚清政治運行機製的誤判，以為慈禧太後可以一手遮天。
恭親王與慈禧太後之間，當然是有合作、有鬥爭。摩擦的存在，是古今中外任何一種合作模式必有的伴生品。1884年中法戰爭時，慈禧太後成功地將恭親王罷免，但還是必須換上醇親王負責“親王輔政”，而不能隻搞“垂簾聽政”。
清代從多爾袞～孝莊太後的“叔嫂共和”之後，到了末代又出現三段：恭親王～兩宮太後、醇親王～兩宮太後、攝政王～隆裕太後。從權力製衡的角度說，這種“叔嫂共和”是最能有效防止親貴篡權或外戚專權的製度設計。晚清五十年，三任皇帝幾乎都是少不更事的年齡，而且內憂外患嚴峻，但朝局卻沒有出現大的波動，既沒有出朱棣，也沒有出武則天，縱觀中國歷史，這是相當不容易的。“叔嫂共和”這種創造性的權力製衡設計，確保了晚清的政局不因“叔嫂”之間的矛盾而發生大的動盪。
【《中國經營報》記者】你的寫作，有一個國內學者無法取代的優勢，就是對大量海外史料的掌握。通過你對一些海外史料的鉤沉，我們發現，清末的國際環境並沒有那麽險惡，而且西方列強似乎對中國的改革及改革者一直抱有某種期待，這是歷史的真實嗎？還是你嬌枉過正的結果？當時的國際環境怎樣影響了清末改革路線？
【雪鮮】並非我矯枉過正，而是歷史本身已經被後世有意識地誤讀了。
晚清的國際形勢，正如恭親王等所分析的，隻要自己處置得當，就很難出現列強“合而謀我”的局麵。在恭親王的年代，列強中除了俄國和日本，幾乎沒有哪個國家真正是對中國有領土野心的，當然，他們都在索取各自的利益。
後世總是批評恭親王和李鴻章等的“以夷製夷”政策，但那些批評者似乎也沒有能力回答：作為一個弱國兼大國，除此之外還能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嗎？除日俄兩國之外，中國的穩定、富裕乃至逐漸強大，與列強的根本利益並沒有衝突，甚至還有促進。這也是列強之所以在太平天國動亂時，決心援助大清政府，而非那位自稱是耶穌弟弟的洪教主。可以說，恭親王執政後，中國爭取到了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第一輪改革開放（洋務運動）的三十年，就得益於這一時期的和平與均衡。
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恭親王等的改革路線就是要成長為西方那樣的強國，同時盡可能地保留自己“最具有先進性”的社會製度和文化。這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但區別在於，大清國能動用的中央權威資源，被迅速消耗，而日本卻通過尊王攘夷等，強化了中央的權威資源，迅速將改革的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戰鬥力。
中國近代史固然充滿了屈辱，但我們不能因此抹殺這其中的轉機和相當程度的復興。在甲午戰爭之前，清帝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是在不斷上升的，在一些國際衝突中，清帝國似乎比後世的一些政權更具有亮劍的勇氣。而即使那些屈辱的不平等條約，也幾乎都是在清帝國血戰之後或兵臨城下之時被迫簽訂的，沒有一個是為了內鬥的需要而主動投懷送抱。民國開始，為了宣傳的需要，執政者總是要把清政府描繪成一團漆黑，以便顯示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
【《中國經營報》記者】我們知道，你除了公務員、商人、律師的經歷，還曾做過財經作家，今天你又選擇了一家財經媒體開設專欄，你是否有某種媒體情結？為何在財經媒體刊載自己的歷史研究成果？
【雪珥】我開始近代史的寫作，至今已經五年多了。隨著讀者群的不斷擴大，我也發現在一些場合，包括紅牆之內和國土之外，在讚美聲或討伐聲中，我的文章和觀點有時會被有意無意地誤讀了。研究歷史，資治通鑑是我的主要目的。我把自己的寫作模式又定位在“歷史現場記者述評”，有意識地強化了現場感和現實感，便於讀者自我“代入”，這些都促使我在選擇發布渠道上十分慎重，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聯想。
曾經有海外媒體約請我開設專欄，開出了十分誘人的稿酬，但我謝絕了。不是我想和錢過不去，而是我不想被人當槍使。我有自己的生意，可以養家餬口，不必賣文為生，賺取版稅和稿酬被嚴格限定在“賣藝不賣身”。隻有經濟上的獨立，才能保證人格上的獨立，才能保持思想的貞潔。